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恭亲王点头道，“林鲲宇在折中言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么？”文祥接口道。
“惜乎万金之策，朝廷却不能用！”恭亲王颌首道，“但此事于倭人之患何干？”
“六爷可知，此时日本国内有多少西洋小学塾么？”文祥放下酒杯，向着恭亲王伸出一根手指道，“近万所！”
“近万所！？”恭亲王不由得惊呼出声，“如此一来，岂不是日本国内之蒙童，已经皆习西学？”
“正是如此！”文祥用力点头道。
文祥现在已经明白，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策其实首先是“教育立国”以求知识于世界，而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
“同治十一年，就是去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枢设立所谓文部省来改革全国之教育，即废除各地专攻儒学之藩塾，设立教授西学之新式学堂……”文祥又向恭亲王伸出三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学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学术由浅入深，但皆为西洋之学。”
“而今日本国内就已经有小学堂约万所，中学堂近百所，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合计十余所。六爷……”文祥抿着嘴向恭亲王点了点头，“我大清国内，如今可有一所西式小学堂否？”
“我不说，六爷也明白，若要国家兴盛，首在人才！国事尚可不论，单以新式水师论，我船政水师学堂一年招生不过数十人，且入学后还尚需一年光阴来修习算术、绘图等课，可这却只是日本国内幼童在小学校时便已精熟的基础课程！”文祥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仅以这人才作育一项而论，六爷，我大清和日本孰优孰劣，还需多言么？”
“倭人之所谓维新，也不过仅仅数年而已！”恭亲王似乎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走出来，“我大清的洋务，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统计全局折》起，迄今已有十余年光阴，如何竟会被日本一个蕞尔小国超越于前，几近望尘莫及？”
文祥静静的看着满面落寞之色的恭亲王，却丝毫找不到开解他的理由。
开解于他，便等于是自欺欺人！
而文祥之所以得知这一切，便是在他看了林义哲的折子之后，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林义哲发函问询，林义哲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东瀛纪略》的小册子回复，他从这本册子当中得来！
“六爷可知，倭寇之自强，看似始于同治年间，但若要究其根本，却可上溯至乾隆年间了。”文祥道。
“乾隆年间？”恭亲王惊讶的抬起了头，“会有那么早？”
“确是如此。”文祥先是打了个酒嗝，而后才用力点了点头——至现在为止，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的确只搞了几年，可是除了林义哲之外，并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知识界的学术和舆论准备乃至“西南四强藩”的“兰学”实践已经进行了200余年！
从1603年开始，日本德川幕府便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但日本人对西洋其实是“锁而不死”，留有余地的。德川幕府便在“锁国”的厚重帷幕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缝隙——允许长崎作为一个通航的港口来与中国和荷兰的商人交往，而日本国内的西方学派——“兰学”的学者们就是透过这样一条小小的缝隙来如饥似渴的汲取西方的先进文明！
早在1744年，以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将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翻译成日文为标志，“兰学”在日本正式形成。到19世纪初，日本已经有了一批开始尝试在日本推行西方社会制度的“兰学家”，而诸如萨摩、长洲等强藩已经开始着手编练西式军队，设立炼铁所等西式工厂……
而到了1854年的美国海军少将佩里率军入侵日本的“黑船来航”事件后，就连当初最为排斥西方的德川幕府都开始进行西式革新，就在1854年，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的指导下，进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的大范围改革。如设立讲武所，以教习西方军事学术；并在1862年开始推行全面的军事改革，开始向荷兰派遣海军留学生，除学习海军外还涉及西方之政治、医学的诸多方面，而此时中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林义哲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极力促成的留法幼童中的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出生……
即便幕府已经如此举措，在长州、萨摩等一干早就在“兰学”中尝到了甜头的各地强藩看来，幕府的开化步伐范围还是太窄，步子还是太慢！在与幕府之间就究竟应该是“尊王攘夷”还是“公武一体”的漫长争论毫无结果后，这帮子忍无可忍的“维新志士”们干脆直接拔出刀子把幕府中那个名不副实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赶下了台！
由此可知，明治维新表面上好象是划时代的巨大变革，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头而已！所谓的船小好调头，因此当明治政府上台后颁布《五条誓文》以开始全面推行变法图强后，其国运之蒸蒸日上便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
“你说的是……”恭亲王喃喃自语道，“若真能痛定思痛而革故鼎新，定会收如此富国强兵之效！较之倭人之维新，我之所谓洋务，不过小修小补的粉饰而以！长此以往，国力此消彼长，若两国有朝一日当真开战，我大清恐难有制胜之机啊……”
对面的文祥看着恭亲王，眼中已全是敬意——眼前的“鬼子六”虽已不复当年的风采，却能坦然承认今日之中国不如日本之处。在此时的中国，有这样眼光和胸襟的人，可以说何其少也？
“六爷看得如此清楚，果真是明见万里！”文祥叹道，“人言咸丰诸王之中，以六爷为才智第一！今日方知六爷果有过人之明，六爷君子坦荡，目光如炬，在下佩服！”
恭亲王听了却不言声，只是恍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道：“看得清楚便又如何？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十余年有如一梦，醒来时人去楼也空。文相，心气儿再高，时运不济，也是难有指望的……”
听了恭亲王的肺腑之言，文祥也禁不住感叹起来。
他当然明白，恭亲王的这句“时运不济”感慨是因何而来。
清宣宗道光皇帝生前共有三后九子，长子薨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而二、三两子幼殇。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后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拧，即后来的咸丰皇帝。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静皇贵妃生皇六子奕忻。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初九，时年三十三岁的皇后驾崩，道光皇帝亲自为其定谥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后，道光帝未再立后，于是奕忻的生母以皇贵妃的身份成为了六宫第一人，而年幼的奕拧也交托给皇贵妃抚育。也许是年龄相仿，兄弟俩的感情十分亲密。
奕拧和奕忻虽还没有争夺帝位的念头，但他们的老师杜受田与卓秉恬却早已开始在暗中进行着较量。
二百五十六章恭王心路
奕忻的老师卓秉恬生前长期担任大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工部尚书，死后谥为“文端”，是一位才德皆备的老臣。卓秉恬的性格也在言传身教中极大的影响了奕忻。奕拧的老师杜受田虽然职位较低（当时只是从二品但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在处事与琢磨道光皇帝心思的方面，却胜过卓秉恬甚多。
一次，道光皇帝率众皇子去南苑围猎，以借机考较各皇子。各位皇子也深知这次围猎对自己政治前程的重要性，而尤为看重的当数奕拧和奕忻。奕拧深知自己在骑射方面远逊于奕忻，行前求教于自己的老师杜受田。杜受田就让奕拧到时不发一箭，如皇上问起，可以说现在是春天万物萌发之机，正是鸟兽生息繁衍之机，实不忍杀生，以伤天和。围猎结束，众皇子中果然以奕忻猎获最多，而奕拧空手而归。道光便问四阿哥为何一无所获，奕拧便把老师临行前传授的复述了一遍，道光大悦，称赞四阿哥真乃仁君。立储的天平便开始倾向奕拧。
道光帝病重，把奕拧和奕忻召到床前入对，借此最终决定皇位的继承人。奕拧和奕忻深知这次召对的重要性，各向自己的老师请教。奕忻的老师卓秉恬则教授，如皇上问起，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条陈。而奕拧的老师杜受田认为在条陈时政方面，四阿哥肯定不敌六阿哥，惟一的办法就是当皇上自言老病时，不说话只管哭，以表仁孝之心。奕拧依照其言，果见其效，道光甚感欣慰，遂立奕拧为皇太子。而奕忻则同触手可及的皇位交错而过。
奕拧之所以成功上位，乃是倚了杜受田之力，而杜受田又靠揣摩宣宗皇帝心意取胜。尽管奕忻学到了卓秉恬因长期兼管京尹而获得的理政务实之才，但卓秉恬最终未能替奕忻取得皇位，大清帝国的历史，从那时起便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1850年3月9日）未满十九岁的奕拧登上了帝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尊皇贵妃为皇贵太妃；追封早薨三兄为郡王，封弟奕忻为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其余诸弟皆为郡王。
志大才疏的奕拧也就是咸丰皇帝虽然有心振作，但却越弄越糟，随着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大清国的局面也越来越糟，此刻的奕拧显然不认为局面的败坏是因为自己志大才疏能力不足所致，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内而军机、外而督抚都辜负了自己。咸丰三年，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逐步逼近京畿，已对那些老臣彻底失望的咸丰皇帝这才想起了自己二十岁的弟弟——恭亲王奕忻。
咸丰三年九月，奕忻受命在军机处行走。这是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房）设立以来的第三位出任军机大臣的亲王（第一位是怡贤亲王允祥，但允祥任职不足一年就去世了；而第二位成哲亲王永瑆也只入值军机十个月）。此刻的奕忻刚满二十岁，在军机处又属新进，但在咸丰的默许与支持下奕忻很快成为了事实上的领班军机大臣，咸丰五年初太平军北伐军全军覆没，而奕忻也因为“畿辅肃清，予优叙”。但却在咸丰五年七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免了。
直到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英法联军即将攻破北京之时，奕拧用肃顺之谋，以“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为名逃往热河（承德），同时任命奕忻为“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留京善后。这个所谓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其实是肃顺排挤奕忻的手段，这个职务把恭亲王送进了一个既危险而又难以措手的境况。
奕忻在北京由桂良、文祥辅佐开始了与侵略者的谈判，而就是在那时，奕忻也第一次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奕忻想起了往事，不由得流下泪来。
“……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谈判无非是任列强予取予求罢了，无论改换何人进行谈判也决不会有什么迥然不同的结果，此外躲在热河的咸丰又命令奕忻“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九月，条约达成，奕忻上奏自请议处，咸丰以“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这一过程中，侵略者的强大与先进无疑给了奕忻极大的震撼，奕忻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忻在咸丰八年上《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主张拒签《天津条约》，之后又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主张积极备战）转变成了“师夷自强派”，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批准了由恭亲王奕忻、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筹夷务全局折》中提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管一切涉外事务，并任命奕忻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样担任总理大臣；为此奕忻得到了“鬼子六”这个称号。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拧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忻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驾崩的消息和遗诏的内容，抛开兄长去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