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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腐败圈——法不责众、风险平摊
＇现象＇近年来，中国的腐败案件中窝案串案增多，其参与人数众多，且常常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的，因而危害更大，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更大。此外，由于集体腐败牵涉面积大，案情复杂，查处难度也十分困难。
＇文化根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法不责众”，你腐败、他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样一种惯性支配下，在一个群体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的生存机制。集团性腐败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腐败成风。
清官被孤立——枪打出头鸟
＇现象＇由于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行贿受贿之风盛行，出现了送礼正常，不送礼反而不正常的怪现象。真心拒贿，想做清官反而成了难事、怪事，成了被孤立、嘲弄的对象。
＇文化根源＇一些人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奉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认为做事不能过于较真。有人认为，当今社会“无官不贪”，谁做清官，谁就是“出头鸟”，势必成为众矢之敌，要保持距离，以免伤害自己。
好民不于官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现象＇对于种种腐败问题，敢于站出来揭发检举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这就使得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不仅可以逍遥法外，而且更加忘乎所以了。
＇文化根源＇传统观念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宁结千人好，不结一人仇”。由于担心举报没有好的结果，一些人抱着息事宁人的想法，不愿意惹祸上身。
59岁现象——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现象＇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退休前捞一把”也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心态失衡、晚节不保被认为是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根源＇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等思想，使一些手握大权、即将退休的干部将原则、纪律等统统置之度外，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何谓“氛围”？《辞海》说：“笼罩着某个特定场合的特殊气氛或情调。”它是群体成员一定生活方式的凝聚，是一定文化风俗习惯的积淀，是群体成员对群体心理的认同，是社会流行的一种普遍风气，是群体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和惯例。在腐败泛滥的社会里，也存在着一种“氛围”，那就是“腐败氛围”，即“腐败文化”。掌握权力的官员一走进这个“氛围”，就会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腐败起来。
贪官走上腐败之路，自有他的内因，然而作为外因的“氛围”，作为外因的“文化”，却起着不可小视的催化作用。平心而论，并不是所有的贪官从一开始就那样高高兴兴地受贿的，也有一个心惊肉跳、瞻前顾后的“推辞阶段”，但是在“下级给上级送礼”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腐败文化”影响下，就顶不住了，无法顶，也根本不能顶。
为什么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官员会被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的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触犯了看不见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整个群体的“游戏规则”，触犯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犯了“众怒”，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群体的舆论，会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这些人脸色看，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感到孤立，感到无法工作和生活，感到无法生存下去。
“腐败氛围”就是小群体中的“腐败文化”，就是一些单位中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其最终功能是“贪官蹑高位，廉吏沉下僚”，其后果是很可怕的。
所以，反腐败不仅仅是将一些腐败分子揪出来，还要下大力气去反那种“逼良为娼”的“腐败氛围”，去改变那种“好的不香，坏的不臭”，贪官成了“臭豆腐”的“腐败文化”。因此，反腐败不单单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构建与培育廉政文化，是新世纪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社会的腐败使得我们把廉洁看得很重，同时，也因为腐败的普遍，使得廉洁很不容易。所以，对廉洁的歌颂，成了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24。6 关于权力文化问题
中华民族祖传老病的现代症候群
权力文化在当代大陆中国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大题目，想通过一个短短的章节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困难的。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交织着，深层次和浅层次的表现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供实证的典型事例是如此之多地大量涌现。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表述解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这里只想就大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前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进行提纲携领式的探讨和解读。
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权力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完备，也是最顽固的极权政治文化。只要从这个认识上去切入，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条理清楚。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政治应该是围绕国家权力而产生的范畴，实质上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扩展开来是协调世界事务的范畴。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有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表述，其实质是有意模糊概念，以达到将政治无限泛化的目的。从而达到将政治应该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实质，变成社会公众全面从属于政治的目的。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由于对国家权力制衡的需要，国家权力是被严格界定了范围的，政治概念也被严格地界定了范围。政治被无限泛化，实际上是为了无限制地占有所有的社会资源，从而达到极权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泛政治化传统的国家。这从“统治”一词的构成中得到体现，从法家的政治哲学和儒教的政治伦理学中都可以得到大量映证。这种泛政治化传统，到了现代，被发展到了极致。抓住了泛政治化，就抓住了权力文化之纲，纲举目张，一切围绕国家权力而运转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会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首先，让我们将权力文化在大陆中国的表现，作一个概括性罗列表述。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正处于权力文化的恶性暴发期，是权力拜物教社会特征最明显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是权力文化由总暴发走向总崩溃的回光返照期。（当然清算和消除权力文化影响，在崩溃以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给它以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因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与滥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权力文化（皇权思想、儒教思潮、宗法主义、官场文化、流氓习气）无不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地沉渣泛起。权力文化在官场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应用、发展和充分表演，是历史上空前的。当前大陆中国腐败程度之广之深，侵蚀到的领域之全面，社会上腐朽淫糜气味之浓，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当前的大陆中国是一个权本位，官本位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腐败力量早已登堂入室，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张扬着。
深厚的权力文化传统，权力恶性膨胀的现实，使主流社会权力阶层的许多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兴奋点。使攀附逢迎、交际应酬、各自编织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风景。装模作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双重人格，双重语言的处世态度。急功近利、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人生观，成为主要的处世之道。
这种主流社会的人格病态，导致了诸多的社会病，一个复杂诡秘的社会氛围在形成。造就了中国人的压迫淤堵感、无力挣扎感、阴郁茫然感、浮躁不安感。至使许多边缘人群也产生了不屈从于这种氛围，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淘汰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中，道德在沦丧，社会良知在消失。公权的滥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都已经成为社会上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历史时期，竟是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开放而激发释放的经济活动热情。使国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这样的成果和几乎近在眼前的三年苦日子及文革灾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腐败发展齐飞，“盛世景象”与末世气象一色。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景象，不符合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尤其儒教思想的教化，总喜欢把社会起码的进步和成果，硬与“皇帝圣明”扯在一起。因此更容易麻痹人们的神经，混乱人们的思想。巨大的经济成果，不断的盛世鼓噪、导致人们放松了对极权与腐败造成的大量社会危机的警觉。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成了利用国家权力追名逐利的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上下影响着、挟制着、促进着走向腐败的机制，得到了充分的映证。如果没有重要的历史企机，如果试图改革的上层资源不敢痛下决心。则危机和风险仍会依惯性大量积累，社会仍然只有被政权更迭周期律挟裹着走向崩溃的命运。
造成当前局面的远期的历史原因，我们在前几章也有系统论述。近期的一脉相承的源流却不能不专题分析。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逐步推进泛政治化进程的时代。在争夺政权时期，倾注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军事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一切为其夺取政权服务。在夺得政权后，一切以巩固政权，加强极权为中心。由于深厚的大一统皇权思想传统，实际上变成了以加强毛泽东个人极权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最后达到了将原来与其打天下的战友，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全体知识分子和所有社会公众，全都置于其淫威之下的目的。这就是实行泛政治化社会政策的实质。
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泛政治化社会的标志性口号。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一轮泛政治化浪潮，全面强调“一元化领导”的鼓噪。则进一步增加了泛政治化的广度与深度。这种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得到了高度制度化实施。
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实验，为当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打下了牢实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以来，随着理想和蛊惑色彩的淡化，政治化的色彩渐淡（但泛政治化的体制并未改变）而权力化的色彩渐浓。当前的腐败势力，正是靠着毛时代的这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推行着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所谓“市场经济”。从而享受着一顿丰盛的权力经济的最后晚餐。
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被一种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所规范。极端时期，甚至发展到全民吃食堂的地步。
用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全体成员生活的做法，是许多邪教组织的通常做法。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这种做法，一旦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政治权力对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了全面的高度控制。就是一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社会的活力被扼杀到极致，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种全社会军事组织化的社会生态，极象一个巨大的人工林生态系统。人为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使单一或少数物种占据了统治地位。原始林，原始次生林那种生物多样性，生机勃勃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动植物各物种间的平衡系统被破坏。这种人为制造的巨大的人工林系统，缺乏内在的平衡和谐机制。很难抵御病虫害及其它各种意想不到的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