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要上断头台，你就要上绞刑架！你现在就要下地狱！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法律的力量。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对这些战犯们必须使用死刑的原因！”他越来越激动：“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我们怎么可以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法律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抢劫、他们**、他们放火、他们杀戮……”
他眼里有了泪光：“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他瞪着眼，强忍着泪：“在座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
大家都沉默着。许久，卫勃清了清嗓子：“梅，你太激动了，你听我说，其实，把他们流放到荒岛上去，也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了……”梅汝璈打断他：“老卫，别说了。”卫勃愣着。
梅汝璈说：“王尔德有个戏剧，叫‘不可儿戏’，你看过吗？”
卫勃说：“我很喜欢。”
梅汝璈说：“里面有个人物叫巴夫人，巴夫人有句台词，她说：‘什么样的辩论我都不喜欢，辩来辩去，总令我觉得很俗气，又往往觉得很有道理’。”
卫勃也愣了。
梅汝璈笑了：“所以，你别再说你的理由了，我就告诉你，我不同意你的方法，我坚持——必须将这些战犯们处以极刑！”
卫勃呆了，梅汝璈再次环视着大家，举了举手里的信封：“想说的、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们可以投票了。”他停了下：“最后一句话，为了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人，为了让他们瞑目，请各位慎重。”他使劲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一字一顿地说：“他们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手里的这只笔。”
梅汝璈在卡片上划了下，装到信封里，再慢慢走到投票箱前，他停住，郑重地看着大家，大家也都在看着他，他长吸口气，信封向下落去。
法官中，苏联法官用力在卡片上写了点什么，也走过去。接下来，菲律宾法官，美国法官……
托腮沉思的卫勃抽出了笔，犹豫着，笔尖下的卡片上，死刑两个字眼下列着两个选择：YO一滴墨汁掉了下去，正好滴在两个选择之间……
投票箱被使劲摇晃了几下后，底朝天一倒，信封都被倒了出来。卫勃站在黑板前，拿起一个信封，拆开：“赞同死刑！”他把卡片示意给大家看。苏联法官的翻译应声在黑板上做了个记号。
三比四……
三比五……
五比五……
梅汝璈身体微微有些抖了，卫勃也长吸了口气，举了举最后一个信封，“先生们，大家都看到了，这是最后一票了。”他停了下，“这一票将决定所有的一切。”信封慢慢被拆开口，很慢很慢，卡片慢慢露出来，慢慢露出来，我们先看到的，是一滴墨汁。卫勃微微一停，有点愣，翻译举笔等着，卫勃拿着那张卡片看着，长时间沉默着，慢慢地，他抬起头，意味深长，他慢慢举起了手里的那张卡片冲向各法官，所有法官的表情都很凝重……
第三部
→第三百四十三章 … 正义（二十二）←
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大军在翻腾的硝烟中迅猛挺进，它有足够的锐利和穿刺力，就像钢针一样狠狠地插入邻国的肌肤，抽取着**血浆。它抽取的血浆输进了谁的躯体，又是谁给了它充足的武装和力量？人们注意到了财阀。
惩罚战争财阀的呼声四起。美国人比尔森在他1945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战争经济》一书中，批驳了美国流行的关于将日本财阀当作“和平者”的怪论，主张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曾是日本无产运动领导人的铃木茂四郎写了一篇题为《财界做了些什么？》的论稿。他写道：
“无须赘言，挑起战争都是军阀和右翼法西斯分子所为。可是，当时日产的久原房之助、石原产业的石原广一郎以及富士兴业的中岛知久平等人散发宣传费、主动置身于挑起战争者最前列的形象，至今仍在国民眼前晃动，引起人们憎恶的回忆。即使是巨大的财阀，一旦其机密开销被强权揭露出来，也就可以推定，他的罪责在所难逃。”
迫于这种情势，首席检察官季南责成霍威茨和霍克斯赫斯特两人负责调查财阀中的战犯。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星野直树被作为被告筛选出来。他曾作为日本大藏省的优秀官僚而活跃一时，后于l932年奉命转任“满洲国”高官，晋升为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及总务长官，这是当时日系官吏的最高职务。l940年回国后任国务相兼规划院总裁，又任东条英机内阁书记长官（这个职务，现在一般称为内阁官房长官）。
星野直树是作为战争嫌疑犯于1945年9月11日被逮捕的，起初他被关押在东京大森收容所。这里曾是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地方，现在也让他们品尝一下同样的滋味。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被告后，即把他关进了巢鸭监狱。
开庭那天，星野坐在被告的第二排。季南念《起诉书》的时候，他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咯吱咯吱”地搔着秃脑袋，眼镜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长满浓密胡须的黑脸庞不停地晃动，显得异常焦躁不安。《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九项战争罪行，他拒不承认。他的辩护阶段开始后，他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他的一个证人的口供书，口供书陈述道：“星野为满洲热情工作，他的这种态度使一些人指责他不顾日本的利益，过于满洲主义了。”
季南就此询问证人溥仪：“是这样的吗？”
溥仪回答：“当时星野忙于满洲工业和管制经济生活问题，这给‘满洲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怎样进行开发的？请说明一下是用什么方法开发的？”
“农业、商业、渔业、电力等等，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他们控制，不许一个中国人参加这些行业。他们特别重视矿山工业，我想，这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军事工业。”
“为达到全面控制这个目的，日本人建立了多少大型专业公司？”
“大约有64个。这些公司的投资额很大，有的达l0亿元，换句话说，他们的计划是让中国人破产，让日本人在所有的地方扩大势力。”
这个“满洲国”的皇帝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实情。
星野直树一到东北，便策划成立了由日本人把持的“满洲国”中央银行，控制了金融大权。对能够左右东北国计民生的大型工厂、矿山和企业，均设法让日本公司霸占。在他的鼓动下，日本财阀纷纷到东北投资，大财阀鲇川义介把他的垄断企业全部搬到东北，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到l937年，像这样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在整个东北工业的投资总额中占了50％，基本上垄断、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工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立之初的资本是四亿五千万日元，l940年猛增至二十四亿日元，鲸吞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血汗和生命。为了“以战养战”，星野推出了他的军火生产计划，吸引了数以干百计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建立起了为驻东北日军提供军需品的军事工业体系。l937年，他下令在今后的五年之间，要生产出五百万吨生铁、三百五十万吨钢、三千八百万吨煤，二百万吨原油和价值三亿日元的黄金，并生产出一批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快艇，以适应日本扩军备战的需要。
更为贪婪恶毒的是，星野直树竟然公然违反日本也参加签署的国际《日内瓦第三公约》，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鸦片种植，贩卖烟毒，以榨干东北人民的血髓。在他的努力下，全“满洲国”设立了32个鸦片“专卖公署”，下辖“烟管所”1800多处，又辖沈阳小河沿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家专卖公司，充分供应鸦片成品。“专卖”的结果，使得吸毒成为官准的活动，吸毒的人数骤增。到1936年，南满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达685000亩。据国联统计，“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每l20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时这个比例已改写为40：1，吸毒人数由5万骤增到90万！“满洲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门前倚着诱人的招牌：“本馆上层已开，鸦片味美价廉，敬请顾客品尝”，“最佳波斯鸦片，经由专家制作，一角可买一钱，漂亮女佣侍奉”。就当美丽的罂粟花毒杀中国人的时候，哗哗的金钱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国驻上海的财务官员在1936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到，“满洲国”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日元，而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盐和鸦片的专卖权。证人田中隆吉认可了这份报告的说法。他证实：“满洲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鸦片和麻醉品交易，离开这些，“满洲国”政府便难以维持。至伪满垮台止，共生产了三亿两鸦片！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东北以鸦片为原料生产了大量的海洛因，并向中国关内地区倾销，以最大限度掠取中国的财富。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星野的烟毒远不是全部。l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以毒养战”，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华北、华中和华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明火执仗地制毒贩毒。事隔一个月，日本内阁中一个叫“兴亚院”的机构出笼了，它的总裁是内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总裁，可见其权势之大。“兴亚院”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调、计划长城以南的鸦片种植和生产，掌握和制定鸦片贩卖的方针。鸦片收入大部分归“兴亚院”入帐，用于支持日本在中国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由于毒品交易利润惊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你抢我夺扭在了一起。“兴亚院”出面调解，使两家签定了一个《关于鸦片输入地和划分鸦片贩卖区的协定》，明文规定由三菱办理对伪“满洲国”的鸦片供给，三井则办理华中、华南的鸦片供给，而华北则由两家分摊。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0％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的肌体。天津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厂；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个地区无法计算；在南京每月抛售的毒品达300万日元以上。日军在东北种植鸦片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l943年指定沈阳种植200公顷、四平400公顷、吉林400公顷、内蒙800公顷，而热河竟要种植l0000公顷。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已刨除了用于资助傀儡政权的金额。在天津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一个叫娄来贵的中国人歪躺在卧榻上拼命地吮吸着自己的骨髓。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黄的柴棒。他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狗日的日本鬼子！狗日的日本吸血鬼！耻国怜民的林则徐的在天之灵将长恸到何时，中国乌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决书》认定：星野直树在伪“满洲国”的职位，“使他能够对伪‘满洲国’的经济发生极大的影响，并实际上运用这种势力使伪‘满洲国’工商业的发展为日本所控制。他与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支配者关东军司令官，紧密合作进行活动。不管名义上如何，在实际上他是关东军的一名职员，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伪‘满洲国’的资源服务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三个曾以经济手段侵略过中国的人，一个是铃木贞一，一个是松冈洋右，一个是贺屋兴宜。他们都曾在直接盘剥中国人民和支持战争的经济部门任过要职。贺屋兴宜“七；七”事变时任藏相，1939年至l941年任“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松冈洋右曾长期在“满铁”任职，1935年至l939年任“满铁”总裁。铃木贞一接替星野直树，于1941年至l943年任规划院总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经济急需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富于理财经验的贺屋兴宜被近卫公爵选任为他为首相的新内阁的藏相。战争爆发后，贺屋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急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