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曾在湖口、彭泽、昌瑞等地狠揍过日本鬼子立过战功，日本鬼子还在他脸上留下了这么个‘印记’呢！他原来是第五十四军黄军长的警卫连长，是我把他从黄军长那里借来的。”
史迪威一面听侯少将的解释，一面用他那炯炯的目光透过他的眼镜镜片对上尉仔细审视了好一会，这才面转微笑，向上尉伸过他那只癯瘦却很刚劲的手来同上尉握手。上尉却仍是余怒未消，但出于礼貌，上尉还是恭而且敬地以礼相待。他便对商上将说，他想同侯少将坐一辆车，好多谈谈。说罢就和侯少将上了上尉开来的车，但他却坐在驾驶室里的空座上，而叫他的副官狄克·杨上尉随侯腾坐在后座里。他像一位汽车驾驶教练那样，坐在上尉的身旁，仔细地看着上尉操作。车子开出机场上了大路后，他才开始用华语同上尉交谈起来。
他对上尉说的第一句话：“孩子！你这么点年纪就同鬼子打仗，不怕吗？”这句话似乎引起了上尉的心绪，便一边小心开车，一边扼要地向他谈了一些在缅甸南部作战的见闻，他听得很认真，还频频发问。
开了不长时间，汽车已经到了波特酒家。
等到下车的时候，史迪威对侯少将说：“我们没有谈完，回头再叫他开车送我好吗？”
“上尉，看来，将军对你的印象不错。好好干，不要给我们中国军人丢脸。”从上尉身边走过的时候，刘建业对年轻的上尉说道。
“刘将军，我们黄军长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常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作战。”上尉对刘建业说道。
“是吗，培我兄还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弟吗？如果有机会你见到他，你代我问他好，就说，山水有相逢。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刘建业说道。
“我叫王楚应。”上尉回答道。
“我记住了，以后，也许我们会经常见面的。再见。”刘建业说完，主动和王上尉握手，然后跟着大队走进了波特酒家——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英两国军队正在调整部署。中国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已于3月8日南进至东吁一线组织防御，准备迎击日军，掩护军主力展开。英军弃守仰光之后，沿伊洛瓦底江北撤，转移到东吁以西的卑谬地区占领阵地。两国军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条平行的防线。
但是，两国军队的指挥和协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最高统帅为抵制英国人要求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企图，于3月12日宣布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以卫上将任司令长官，杜光亭中将为副司令长官。卫上将当时未到任，其职务由杜仲将代理。远征军长官部负责直接统辖入缅的中国军队。英国人也在采取对应的措施，他们在3月8日任命因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的有着“撤退之王”绰号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为英缅军总司令，以取代在他们看来对中国人过于软弱，并且缺乏威望的哈丁·胡敦中将。
英军同时在缅甸的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及装甲第7旅合编为第1军团，军团长为斯列姆中将，归新任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统一指挥。
3月12日，史迪威率领随行人员从腊戍驱车赶往眉苗。眉苗位于缅北交通要冲曼德勒以东，是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被称作缅甸的“夏都”。城里的街道和房屋都是按照英国式样建造的，仿佛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当时，英国在缅甸的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史迪威也在这儿选了一座美国人的浸礼会教堂，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史迪威的指挥部人数很少，力量单薄。除了担任警卫、通信、交通和勤务工作的40多名中国官兵之外，只有14名美国军官和5名美国士兵。他的参谋人员虽然经过精心挑选，但工作能力仍是参差不齐。这些人都没有到过缅甸，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再加上通讯联络不畅，敌情情报不灵，要实施有效的指挥确实十分困难。当时一个英国人曾认为，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难以担负指挥10万中国远征军的重任，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史迪威尽其所能，建立起了自己的指挥和联络系统。他让托马斯·赫恩准将担任他的参谋长，负责拟定作战计划，起草各种战斗命令；然后交由林中将领导的驻滇参谋团下达给远征军各部队；同时向各部队派出美军联络官，监督作战命令的执行情况。
按照史迪威所作的分工安排，刘建业负责在他的指挥部和驻滇参谋团以及远征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和协调，简而言之，刘建业在他的眼里也就是当作润滑油使用。
到达眉苗的当天，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这里的英国人。英国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小山上的大楼里。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名叫“旗杆旅馆”，庞大臃肿的英国军政机关占满了这所旅馆的每个房间。
缅甸总督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刚刚从仰光撤到这里。当他听完史迪威的自我介绍后，感到惊诧不已。中国人竟搬来一位美国将军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这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他镇定地保持住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对史迪威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以缅甸最高统治者的口气保证，他将尽力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当地的大多数缅甸人，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充满了仇恨。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德钦党”人，甚至比印度的国大党走得更远。他们已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准备借助日本的力量，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国家。
英缅军司令部和史迪威在新德里看到的英印军司令部一样，一大群庸庸碌碌的高级军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忙个不停。英缅军在前线的两个师和一个旅，经过初期作战，只剩下不到2万人；而后方的司令部，却仍然保持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里有1名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多名参谋军官，他们还像在指挥着一支大兵团作战似的，照着军事教科书上规定的内容和程式，按部就班地起草着各种标准的军事文书。虽然说，在世人的眼里，德国人是刻板教条的代表，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英国人比德国人还要古板，墨守教条。
英军的情报工作十分糟糕，他们没有抓到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有进行有计划的侦察。史迪威正为搞不清前线敌情而焦虑不安，突然有一名身穿美国军服的少校军官向他报告。这位少校军官名叫弗兰克·梅里尔，原在驻菲律宾美军中担任日语情报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调来缅甸，负责了解当地战况和英军的联络工作。他详细汇报了缅甸战役开始以来的情况，给史迪威提供了很大帮助。史迪威深深喜欢上了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军官，相信他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大有作为。
第二天，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赶到眉苗，正式走马上任。这位出身于爱尔兰伯爵之家的原皇家近卫军军官，除了常见的英国式傲慢之外，还带着似乎高人一等的贵族优越感。史迪威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就很不愉快。当他听说史迪威根据最高统帅的指令，将独立指挥中国远征军时，马上瞪起了眼睛，显露出不悦的神情。他说：“我接受的任务是全权指挥在缅甸的中英军队，这样的安排使我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史迪威也不示弱地回瞪了他一眼，说道：“难道我们是白吃饭的吗？我也同样可以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
刘建业作为远征军的副参谋长，一直陪同史迪威出席这些场合。见到傲慢的亚历山大上将的时候，他从骨子里对这个人就充满了厌恶。难道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他还搞不明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不得不走下坡路了吗？无论这场战争对英国是赢是输，英国都无法再现昔日的帝国辉煌了。况且，这场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广大殖民地，必然会选择独立，英国最多也就能跟着美国人的屁股后面狐假虎威，以显示一下英国人的所谓全球地位了。当看到浑身上下都冒着贵族的酸腐气的亚历山大上将和像西部大开拓时期的牛仔一样好斗的史迪威两人为了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当面顶牛的时候，刘建业既感到好笑，又感到一些悲哀。好笑的是两位来自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军队精英，竟然不顾体面的当面顶撞，悲哀的是为什么明明是中国的军队，指挥权却不能握在自己的手里。所谓弱国无外交，这大概也就是一个方面吧。
史迪威认为，要促使英国人坚守缅甸，就必须让中国远征军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他马上与林中将、杜光亭等人通报了一下，决定加紧调动部队入缅，特别是要把第5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立即调往彬文那地区，准备协同已经前去的第200师，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过了一天，史迪威把中国军队的调动、部署和作战意图告诉了英国人，亚历山大的态度果然发生了变化。他作出一些友好的姿态，答应向中国的入缅部队提供粮食、油料、车辆、武器等物品，同意在卑谬一线与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并肩作战”。他对史迪威开玩笑说：“哈，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居然把中国军队从我这儿偷走了。你是不是可以发给我一些中国军队的标志，把我也编入他们的队伍。”在整个商议军事行动的过程里，刘建业一句话都插不上，史迪威几乎是一个人独断专行的完成了所有的过程。刘建业深感自己在这里俨然成为了一个看客。
3月16日，史迪威乘车从眉苗前往腊戍，准备催促远征军的后续部队尽速入缅。他在腊戍见到了参谋团的正、副团长林中将和肖中将。林中将告诉他，几天前刚刚接到最高统帅的来电，要求远征军未入缅的部队“暂缓开拔”。因此，第5军的另两个师目前还在云南境内的芒市集结待命。
对于最高统帅的这个命令，性情直率的史迪威认为这是最高统帅在对他施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劣手段。他前面命令林中将、杜军长、甘军长等人“绝对服从史迪威之命令”，后面却又直接电令远征军“暂缓开拔”。目前，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正在调整部署，马上就会发动新的进攻。中英两国的不合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如果再延误下去，那就会进一步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史迪威决定马上赶回重庆，向最高统帅晓以利害，争取同意双方的战略思想，尽快调兵入缅。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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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史迪威从腊戍飞往重庆。第二天中午，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商启予上将陪他一起面见最高统帅。商启予上将曾是晋军将领，并非最高统帅的嫡系，只是由于他粗通英语，才担任了现在的要职。
史迪威汇报了缅甸战况和与英方商定的作战计划，即中英两国军队在东吁至卑谬一线组织防御，首先阻止日军进攻，尔后伺机反击夺回仰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要求最高统帅同意尚未入缅的远征军立即开动，并要求将第5军主力调往彬文那及其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
最高统帅仍对英国人满腹狐疑，他担心如果远征军推进过远，一旦西线英军溃退，就会陷于危险境地。况且仰光被日军占领后，滇缅路实际上已经断绝，缅甸南部对中国已失去意义。因此，他主张将远征军主力部署在曼德勒地区，守住缅北的中印交通线。史迪威反复陈述了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的理由和意义，直说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最高统帅同意予以考虑，但未置可否。
从最高统帅那里出来，商启予上将对史迪威说：“他这个人太自私。不仅在对外上，对内也是如此。”商上将是史迪威早相识的老朋友，现在由于工作关系使他们的友情更加密切。他赞成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想为老朋友帮个忙。他说：“我去找军政部和军令部商量一下，争取让何部长、白部长和徐次长、刘次长支持你的计划。然后让这两部的部长和次长去向最高统帅报告，要求他予以批准。”
第二天，也即3月19日，史迪威在重庆度过了他59岁的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已进入了“花甲之年”。他的老朋友马歇尔将军给他发来了生日贺电，电报说：“有你在中国，对总统、对史汀生和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宽慰。”这些赞扬之词当然也是对史迪威的支持和鼓励，但他却无法派出史迪威最需要的美国地面部队。
史迪威惊奇地发现，商上将的工作产生了效果。军政、军令两部的首脑都同意他的作战计划，并且为此去拜见最高统帅，敦请他予以批准。最高统帅随后又一次约见史迪威，似乎很大度地对他说：“既然已经把前方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