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次进攻被击退后，日军便调集大炮继续猛烈轰击守军阵地，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同时派出数架飞机从空中对守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尔后，日军步兵在其强大的火力支援下发起第二次冲击，结果又被击退。
日军见强攻不成，就施放毒气，但守军依然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岿然不动。第一天的战斗结束了。
晚上，守军毫不懈怠，一面加强警戒，一面加紧修筑被日军炸毁的防御工事。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日军不断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守军阵地的防御工事几乎已全部被毁，小小的山头也不知被日军的炮火犁翻了多少次。但两个营的守军毫无惧色，视死如归。每当日军冲到阵地前时，就与之展开白刃肉搏。好多据点失而复得，日军始终无法通过这道拦阻线。
通过连日激战，日军已判明驻守金龙山、斗篷山、比家山、草鞋岭一带阵地的守军不会超过两个营，于是日军开始展开车轮战，轮番上阵冲杀。
战至21日下午，胡春华营几百个活生生的小伙子，只剩下不到50人了。营长胡春华率部在新墙河北岸的金龙山、斗篷山警戒阵地已经坚守了三昼夜。胡春华将全营仅剩的这点人员集合起来，他告诉大家：按照上级的命令，阻敌三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天是最后一战了，即使战死也绝不投降！
战死也绝不投降！这就是胡春华营最后这40多个官兵惟一的信念。
黄昏时分，日军终于攻占了胡春华营所在的警戒阵地。胡春华营全部壮烈殉国。
守卫比家山、草鞋岭一带阵地的史思华营，与日军激战至22日下午，全营500多人也已伤亡大半。
傍晚时分，师长覃毕之指示史营长：阻敌任务已经完成，如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可向东撤退。但史思华斩钉截铁地答道：“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只要还剩下一兵一卒，都要与阵地共存亡！”
史思华实现了他的诺言。除了几个重伤员外，该营官兵也将其最后一滴热血洒在了自己的阵地上。
又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又是一群有骨气的中国军人！
新墙河，一条没有名气的河流，一条全长只有80多里的普通河流。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外地人还很少知道湘北有这么一条河流。它静静地流淌着，不去打扰任何人，也没有人去打扰它。然而，自日本侵略者踏进湘北的这片土地后，新墙河的宁静被打破了，这里成了腥风血雨的战场。
日军在攻下第52军两处警戒阵地的同时，也攻占了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下燕安、马家院等前进阵地的重要据点。第52军部队被迫撤退到新墙河南岸。
关总司令在接到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失陷的报告后，立即命令第37军除留下1个师守备营田外，余皆调至新墙河南岸，协同第52军守备新墙河南岸阵地。第37军原防线交给前来增援的第70军守备。
第15集团军的关总司令，陕西户县人，原名关志道。因在报考黄埔军校时是顶了别人的名字而去的，以后，便一直使用了现在的这个名字。1933年2月底，担任第25师师长的关将军从鄂豫皖“剿匪”前线开赴长城古北口抗日前线，开始了他一生戎马生涯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关总司令对于参加内战一直缺乏兴趣，所以，抗战胜利以后，这位关总司令情愿交出手里的兵权，到中央军校做校长，也不愿意去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关将军率部先后转战于河北、河南、山东等战场。在徐州会战中，他率第52军再立战功。战后，被提升为第32军团军团长。与关将军在徐州会战中交过手的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师团长认为：关将军的1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10个军”。当时国内军事评论家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总司令和负责攻击的关将军为“孙钢头”和“关铁拳”。随后，关将军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秋，关将军调任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奉命代行薛长官留下的的总司令职权。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先是集中80多门火炮向防守新墙河南岸的第52军第2师阵地猛烈炮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亲自指挥下，从七步塘附近开始强渡新墙河。奈良支队则在河床较窄的杨林街等处强渡，企图从侧面把第15集团军压迫至洞庭湖东岸进行围歼。
新墙河南岸守军从几乎被炮弹掀翻了一层的薄土中钻出来，守伏在自己的阵地上严阵以待。当渡河日军行到河的中央时，守军轻重火器齐发，一阵猛打，日军被阻滞于河流中间。一时，大和武士肮脏的鲜血污染了新墙河水，日军第一次强渡失败。
随后，日军出动10余架战机，对守军阵地狂轰滥炸。防御工事多被炸毁，不少士兵被活活埋在掩体内。但守军并未退缩，待日军第二次渡河时，又奋起阻击。
午后，日军再次以炮火和飞机对守军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和轰炸，同时施放毒气。炮击以后，日军以联队为单位发起冲锋，中国军队利用断墙、壕沟进行阻击。子弹打光了，便与敌人个顶个地拼刺刀。由于中国军队刺杀功夫差一点，上去两批拼刺刀的士兵都阵亡了。数十分钟后，第2师第12团阵地工事全部被毁，守军大部分葬身其中。未被炸死的人员也全部中毒，丧失了战斗能力。残暴的日军占领阵地后，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捅死。
第52军军长张军长令第25师进行反攻，同时又给第2师增拨一个旅的兵力，让赵师长亲自率领去阻止日军南下。于是，双方在新墙河边再度展开激战。日落时分，双方仍在新墙河一线对峙着。
营田的失守，使关总司令的第15集团军侧翼受到严重威胁。此时，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攻击，奈良支队从右侧压来，占据营田的上村支队又从左侧包抄，第15集团军有被围歼的危险。
关总司令在征得薛长官的同意后，立即命令各军后撤。同时，关总司令又急忙将这一情况电告重庆的最高统帅：因营田敌军登陆，为免除新墙河、汨罗江两线同时守势，全部陷于被动，奉战区薛长官指示，集团左翼变更部署如下：第79军附第95师主力在新市、归义、河夹塘、亘虞公庙占领阵地，一部在湘阴附近，任沿江沿湖之守备。
第15集团军前线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于24日边打边退。除第52、第70、第73军留一部固守原据点外，其余撤到汨罗江第二线阵地。
与此同时，薛长官在长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会议做出了诱敌至长沙郊区实行反包围与敌决战，进而将其歼灭的作战方案。会后，薛长官将这一方案向最高统帅做了报告，以待裁定。
接着，薛长官令战区直辖第4军及炮兵向岳麓山、长沙及其东北地区前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第9战区前线指挥所则移驻渌口。
作为长沙为最后屏障的捞刀河防线上，新20军部队加紧准备干粮和弹药，准备在这里和鬼子决一死战，即使全员殉国，也绝对不能让鬼子迈进长沙城。
就在薛长官准备实行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第一部
→第一百二十六章 … 长沙，守还是不守←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以来，远在重庆的军委会就不断接到有关此次会战的战况汇报。到目前为止，战报上面都是日军一路高歌猛进，第9战区的军队却鲜有胜绩，不断地向长沙后退，这令坐镇重庆的最高统帅心中有些不安。尽管，前几个月的时候，国军刚刚守住了南昌城，但是，在整个南昌作战里国军部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南昌城所受到的浩劫，使最高统帅回想起来仍不时后怕。现在，如果日本人又一次兵临长沙城下，国军在长沙城下与敌摆开架势决死一战，是不是能够保住长沙城，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保住了，恐怕整个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也将消耗殆尽。第九战区，可是国军精锐部队最多，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战区，云集了国军近四分之一的野战部队，更有74军和18军这样的国军里著名的精锐部队。如果这一仗再打成南京保卫战那样的惨败，那最高统帅真的就要欲哭无泪了。和最高统帅有着相同或类似考虑的军内高层也不在少数。所以，针对当时战场的情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上提出了守与不守长沙的两种作战方案。
这两种方案，各有自己的出发点。守长沙，更多的是看到长沙城眼下所具有的巨大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如果，国军部队在长沙城下顶住了日军的进攻，甚至是战胜了日军部队，那么对于提高国民政府在正处于抗战艰难时刻的国民心里的地位和威望，打击汪精卫集团，有着巨大的好处。军事，说到底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果出于政治目的，有些仗是不得不打的，即使明知道就算取胜也会得不偿失，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国军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种政治上面不得不打，而军事上实在没有多少好处的仗，打得并不算少。不守长沙，从军事意义上来说，对于正在前线竭力抵挡日军进攻的第九战区来说，作战指挥方面的弹性空间就会大的多了。即使前线战事有所不利，还可以让部队相机后撤，不用拚个头破血流。
面对这两种方案，向来杀伐果断的最高统帅犹豫了。
若采用固守长沙的方案，最高统帅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几乎不太可能，前线的国军部队正不断地向后败退，根本无法阻挡日军前进的步伐，因此他对保卫长沙已不抱希望。另一方面，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全面展开，最高统帅已意识到一个旷日持久的更大规模的大战将不可避免。而且随着国际战端的掀开，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会愈坚，占领全部中国的野心会更切。而中国在当时无力击败日本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亡国，以待他日后发制人，只有保存实力，迎接可能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可是，如果不守长沙，固然可以保存实力，而且与他的想法很吻合，但长沙那把大火刚刚烧过不久，城市刚刚恢复一点生机，现在又要自动让开通往长沙的大道，全国舆论会再次指向自己。最高统帅在国人心目里的形象，将一落千丈。长期以来，尽管国军在广大战场上，总体上来处于不利的态势，但是，大多数的国民总还是能够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从自己的牙缝里，省出钱来支援前线的抗战。支撑他们的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国军最终将获得这场两个民族之间的对决的最后胜利。如果，长沙城被让给了日本人，很难相信国内外的舆论不会一片哗然，对最高统帅的指责和发难不会像潮水一般。而且，那个时候，正在和日本人筹划着建立所谓新政府的汪精卫集团的气焰，必定会甚嚣尘上的。
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呢？最高统帅的内心争斗的十分厉害。这样的决定，对于现在的最高统帅，很难作出。
经过反复沉思，权衡利弊，最高统帅最终还是决定采取不守长沙的方案，避免第9战区与日军硬打硬拼，保存主力，相机歼敌。这个抉择，对于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最高统帅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出来的。
决心定下后，最高统帅立即让绰号小诸葛的统筹负责长江以南作战的桂林行营白主任，兼着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和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两个职务的陈部长两人一起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长官指挥作战。
当白主任和陈部长两位党国要员，冒着风险乘坐一架小飞机，从重庆飞到长沙的时候，日军的前锋部队已经突破了国军部队的防线，渡过新墙河。
白主任和陈部长一下飞机，就急切地要进入长沙城，到第九战区的总指挥部，找到薛长官，传达最高统帅作出的决定。这个时候，他们却被告知，薛长官像往常打仗时候一样，已经带着战区的参谋班子，前往前线地区，靠前指挥去了。
心急火燎的白主任和陈部长连忙下令紧急向薛长官的指挥部发电，通报两人已经抵达的消息，同时告诉他，有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向他宣布。
经过了一番忙碌的电讯联络，两位上差总算得知了薛长官的临时指挥部的所在位置，马上就带上一群护卫人马，向战区临时指挥部赶去。
当他们经过一番颠簸，总算赶到了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第九战区长官部临时搭设的指挥所的时候，那位第九战区的代理司令长官，正在紧张的指挥和调动着前线的数十万大军。
作为军委会的特使和第九战区的现任司令长官，陈部长向薛长官传达了最高统帅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
和预想的情况不同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