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军长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说到作战计划，那是我和军座一起制定的，我也必须承担起责任。”杨参谋长站起来大声说道。
“责任也有我的一份。”向来脾气火爆的邱副参谋长也站了起来。
“我们当时都参与了计划实行，要说责任，我们都有。”新20军的高级军事主官们，都站了起来。
“你们不用这么急着为我承担责任。我是军人，又是南昌作战的指挥者，责任自然是有我来总承担的。你们都只是奉命行事罢了。”刘建业摇了摇手，说道。
“军座是为了能打赢那场硬仗，才冒险行事的。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们的军座。”杨参谋长看到会场的气氛显得很压抑，出来打了圆场。
“对，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们的军长。”下面的军官们都跟着表了态。
“好，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刘建业的眼里有一些湿润。
“下面，我们还是请军座向我们传达军委会的指示吧。”杨参谋长借机把会议的主体转到其他事情上。
“这一次，我接到了军政部的命令。我们新20军作为全军的首批部队之一，将进行一师三团制的整编，实际上就是缩编。我们军的部队有三个师，198师和199师已开始就是三团制的部队。所以，这一次的缩编，实际上就是缩编新14师。按照军委会的精神，是要撤销旅一级的建制，把部队从四个团，缩编到三个团。采下来的旅级军事主官，一是转任所在师的步兵指挥官，二是转到军部任职。由于缩编的事情只关系新14师一个师，所以，这件事情就有张副座全权负责。”刘建业开始布置部队的缩编事宜。
“那么缩编以后多出来的官兵，怎么办？”张建不想为了缩编得罪太多的人，他要问个清楚。
“挑出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充实到军直属教导团，新兵全部补充到其他三个团去。军饷问题，就算军政部不解决，我们也会有办法自己解决。”刘建业的算盘是部队编制可以缩小，自己的这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不能丢了。这些人都是部队的宝贝。
“军官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都下去当兵吧？”
“挑一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调进军部和各师的司令部，加强参谋业务。剩下一些能打仗的，先到教导队，我自然有用处的。”刘建业对于怎么使用这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我回去以后马上就开始办这件事情。”张建放下心，答应得就干脆了。
“这件事情要尽快办好。以我的估计，这里不会平静太久了。”刘建业若有所指地说道。
第一部
→第一百二十一章 … 鬼子又要动手了←
安顿好了新编20军的事务，刘建业第二天就进了长沙城，先前往第九战区长官部报到。到了长官部的门口，刘建业发现战区长官部高大的门楼前挂的一排牌子里面就有一个上面写着“长沙警备总司令部”几个大字。
“这下好，我还不用多绕圈子了，直接报道就行。”刘建业小小的庆幸了一次。
“报告长官，陆军新编20军代理军长兼长沙警备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陆军中将刘建业奉命前来报到。”在排队等待了快两个小时以后，刘建业终于跟着长官部负责接待的副官，走进了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办公室。
“你就是守南昌的刘建业？”战区代理长官的言语里，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感觉。
“卑职正是前任第6军军长兼南昌警备司令。”刘建业感觉得出来面前的这位长官言语里的信息，所以，干脆把声音提得更高。
“你在南昌城里干得不错嘛，把整个南昌城都快掀了一个底朝天。”
“卑职身为军人，首先想到怎么样能够打赢，然后才考虑其他。”
“你不觉得你的手段太极端了一些吗？”
“只要能打败日本人，我不介意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那就是好的方法。”
“以你的意思，如果再次面对当时的那种情况，你还会选择那么做？”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我还会那么做。”
“你就不怕再次被弹劾？你在南昌的所为，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我只知道在战场上，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畏首畏尾，是很难打赢战争的。”
“好了，我就不再继续问你了。你就去后面的那座楼里。那里是长沙警备总司令部。这个部门刚刚组建，司令职务由我兼任，副司令职务空缺，所以，主要的事情由你这个军委会任命的代理参谋长负责处理，有决定不了的再拿到我这里来。”代理司令长官例行公事的作了指示。
“卑职遵命。”刘建业向代理司令长官立正敬礼，然后走出了这间并不很大的办公室。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样。”代理长官目送刘建业走了出去，小声地说道。
酆悌，黄埔一期生，陆军少将，前任的湖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长沙警备司令。1938年底，长沙军警奉令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全城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由于是仓促行事，并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争相出逃，互相拥挤践踏，造成很多死伤，熊熊大火还烧掉了十几万间民房商店，损失极为惨重。惨剧发生后，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令国府当局极为被动。12月18日，最高统帅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崐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借他们的人头以平息民愤。
同样是执行焦土抗战，酆悌丢了脑袋，刘建业却只是背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处分，显然这让曾经是酆悌老上级的代理司令长官有所不满。不过，代理长官也很清楚，刘建业毕竟是预先就做好了准备，把城内的几十万居民先行疏散，否则，人员损失将巨大的多。而且，当时也很难有其他的好办法来打击城内已经占据了上风的敌人。所以，代理长官也没有更多的难为这位天子门生。
刘建业到了自己任职的新部门，开始履行其自己的职责。每天，刘建业都要批阅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整军经武，群众团体的宣传组织，各界抗日自卫组织的训练，保安部队的整训，战争物资的筹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于无奈，刘建业只好又把自己在军部里的秘书班子搬到了长沙警总，帮助自己处理那些文牍。
1939年5月末，已经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公爵举行会谈，和日本人商谈建立以其为首的伪政权等有关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汪精卫最后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随后，汪精卫于6月中旬回到中国，并按照日方意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了部分汉奸，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准备。
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中国的最高统帅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在最高统帅的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统帅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统帅才能乖乖就范。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平沼内阁随之垮台，日本国内对德不信任气氛高涨。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奉命组阁，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4日，日本的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帝国拟不参与这次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1939年，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6、7月间先后将第9师团和第16师团从第11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1939年夏秋，在日军第11军编成内，仍有7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吴城到永修一线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修水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11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每当需集中兵力发动局部攻势作战时，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须担任其占领地区的警备任务；如果使用的兵力超过半数以上时，就必须临时放弃一些占领地，以免陷于被动。
随、枣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认为已给中国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着手进行长沙会战的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欧洲大战爆发以后，日本政府痛感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幻之际，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再腾出手来去抢夺英、法无暇顾及的远东殖民地。
美、英、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对抗，在东方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企图用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换取同日本的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
因此，日本侵略者一面与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迫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一面加快组建汪伪政权的步伐。同时，为了配合从政治上对重庆政府进行诱降的需要，日军决定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承担这一任务的便是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
日本侵略者准备将打击中国抗日军队作为献给汪伪傀儡政权的一份厚礼。同时，也将其作为借以对美、英、法等国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这便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于是“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
8月15日，日军第11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中国政府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其战役指导方针是：“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作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二、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其兵力使用是：“湘北方面的主力为第6师团，第33、第3、第13师团各一部（2至3个大队），军直属队之独立机枪大队、战车队、山炮兵、迫击炮及独立工兵部队的主力。高安修水方面为第106师团主力，第101师团一部，军直属之野战重炮兵，迫击炮、独立工兵、独立轻战车、架桥与渡河部队各一部”。“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与交通状况，各作战部队主要应使用轻火器和驮马”。并规定：“为了迷惑对方，当部队集中时，应对外宣传这次作战是以宜昌及福建为目标”。从其计划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