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风云记- 第234部分

　　　　常宁赶紧陪起笑脸，“呵呵，丫头，哥哥我不反悔不反悔，坚决的不反悔。”一边揽住杨阳往回走，一边心里想，这丫头的政策变化得够快的，俗话说得好，有政策下有对策，跟你在一起咱一定老老实实，不在一起时，政策就是一张窗户纸了呗。

　　　　杨阳嘻嘻一笑说道：“哥哥，我爷爷说了，你是大财主，等咱们结婚的时候，啥东西都不给我，就陪嫁给我一把手枪。”常宁吓了一跳，“不会，丫头，你要枪干吗？咱家又不是军营。”杨阳拿手指往常宁的胸前一戳，低声笑道：“我爷爷说，只要你以后敢欺负我，就拿枪崩了你。”常宁心一虚，脚下也打了个滑，“丫头，我，我是坏人吗，我会欺负自己的老婆丫头吗？”杨阳的声音更低了，“哥哥，我爷爷说，你和你爸爸宁乔一样，你们，你们都是坏男人。”

　　　　常宁心里一怔，更多的疑问从心底里冒了出来，关于老爸的故事，是宁家的一个禁忌，来了这么多天，见了这么多宁家人，楞是没听过只言片语，可惜杨阳从小在湖城长大，顶多也就是几句“爷爷说”的。

　　　　这时，小公园的石砌凉亭，有六个老头正在健身，为首的白发童颜，全神观注，一套太极拳练得颇为纯熟，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看得出下过一点功夫。

　　　　常宁再细看旁边五个老头，他们的年纪比白发老头小不少，瞅他们滑稽的样子，他忍不住噗的笑出声来，这哪是练拳，简直就是随意的在胡乱比划，一看就是初学之人。

　　　　那白发老头一套动作练完，收势调息，目光落到了常宁和杨阳的身，“小子哎，你也会几手？”

　　　　常宁听余振夫说过，这南苑园住的几十家人，都是共和国开国时的老革命，离休时级别最低的，也起码是付部长，可谓是藏龙卧虎之地，这些老头子气度不凡，又能在南苑园里晨练，当然不是一般的人物了，尤其那白发老头，看去比自己爷爷的年龄还大，说不定是个党和国家的前领导人呢，可惜常宁孤陋寡闻，不认识他是哪一位。

　　　　常宁不敢造次，恭恭敬敬的说道：“各位首长，早好。”

　　　　其他几位老头蛮有礼貌，点头作答后，继续的在那里比划着，可那白发老头却哼了一声，老眼一翻盯着常宁沉声而道：“谁是你的首长？”

　　　　常宁赶紧礼貌的说了句，“对不起，打扰各位老前辈了。”说毕，拉着杨阳转身要走。

　　　　“臭小子，你给我站住。”白发老头又是不客气的叫道。

　　　　常宁依言驻足，不解的问道：“老前辈，您，您还有什么吩咐？”

　　　　白发老头目光如电，锐利的看着常宁，冷冷的问道：“臭小子，你是谁家的孩子？”

　　　　常宁楞了楞，这个白发老头的表情和口气，明显的很不好，这样的怪老头，怎么会在这南苑园里出现呢。

　　　　旁边的杨阳听得有点恼了，粉脸一沉娇声道：“臭老头，你别在这里依老卖老，我们又没惹你，难道还怕你不成？你竖起耳朵听好了，他是宁家的，我是西苑杨家的。”

　　　　常宁望着杨阳不住的苦笑，这丫头脾气来，就什么也顾不了，这又不是跟人干架斗仗，用得着报家门名号吗？

　　　　听了杨阳的话，那白发老头却呆住了，旁边的几个老头都停止了比划，纷纷走到白发老头身边，交头接耳的，不知道说些什么。

　　　　许久，白发老头推开其他人，脸色阴沉沉的，捡起放在石凳的外衣，自言自语的说道，“宁老邪，杨疯子，咱惹你不起，总是躲得起哦。”

　　　　说完，白发老头缓缓的转身，步履蹒跚，随着另外几个小老头离开了凉亭。

　　　　杨阳嘻嘻一笑，拉着常宁进了凉亭，“哥哥，臭老头们走了，咱们正好可以坐在这里赏雪。”

　　　　常宁望着那白发老头远去的背影，不解的说道：“丫头，你不感到奇怪么，那老头子对我们充满敌意啊。”

　　　　“是的，谁让你们自报家门，暴露身份哦。”

　　　　常宁和杨阳赶紧回过身来，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宁瑞丰拄着拐杖，已经站在凉亭的台阶，不远处站着的，是余振夫的背影。

　　　　杨阳扶着宁瑞丰坐下，“宁爷爷，您老人家也出来锻炼啊？”

　　　　“呵呵，我是被小常逼的嘛，我都八十一岁了，要想跨世纪，不锻炼就跨不过去喽。”宁瑞丰笑着说道。

　　　　常宁指着远处笑道：“爷爷啊，我在猜想，那位白发老头，一定是您同一条战壕里的对手，岁月匆匆最无情，当年恩怨说不尽啊。”

　　　　“哼，臭小子，你还笑，说起来还跟你的老爸有点关糸呢。”宁瑞丰伸出手指，刮了一下常宁的鼻子，轻轻的叹息一声，“你猜得没错，我们这些所谓的革命者，胸怀祖国，心糸天下，说到底还是凡人嘛，年轻时的一点误会，行将入土之时，盖棺论定之际，却还是耿耿于怀，无法消除啊。”

　　　　常宁使了个眼色，杨阳心领神会，乖巧的走到宁瑞丰身后，捏起两个小拳头捶起背来。

　　　　“爷爷，既然您坚持不写回忆录，那就给我们讲讲，就当是革命历史教育课呗。”

　　　　宁瑞丰微笑着摇摇头，“这可不是什么光辉的革命历史，而是两个革命者之间，一段不大光彩的矛盾纠葛哟。”

　　　　常宁呵呵一笑，“没事没事，您老人家放心，我们坚决不向别人说起，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臭小子，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谁怕你说啊。”宁瑞丰笑了笑，指着远处问道，“你知道那个白发老头是谁吗？”

　　　　“不知道。”常宁摇着头，认真的说道，“虽然我不认识，但据我的估计，他在党内的地位，至少在资历不比您老人家低。”

　　　　“嗯，他叫王汇悟。”

　　　　“爷爷，你是说，那个白发老头，就是，就是那个大理论家王会悟？”

　　　　王会悟，这个名字在党内可谓是大名顶顶，如雷灌耳，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当年几乎参加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因为得知家中老父去世匆匆回家奔丧，而错过了名垂青史的机会，失去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头衔。

　　　　“没错，他就是那个王会悟，一九二一年入党的老党员，我当年入党时的两名介绍人之一，既是我的老乡，又是我曾经的老师，还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常宁闻言，心里不禁对王会悟肃然起敬，难怪有人说，南苑园是藏龙卧虎之地，爷爷已经是一九二三年入党的老党员了，现任的领导人当中，从入党时间算，已经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了，没想到天外有天，还有一位建党元年的老前辈存在，常宁在大学里学过党史，知道王会悟的历史，可不了解他与爷爷的关糸。

　　　　“小常，听说你喜欢历史，一定了解一点党史，你知道吗，历史并不仅仅是由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组成的，还有无数的细节琐事，才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的丰富多彩……唉，前因后果，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啊。”

0358往事如风

　　　　“在我们党的历史，有两位名叫王会悟的革命老人，另一位是女性，所以我们说的这位王会悟，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就把自己改名为汪仁悟，汪是他生母的姓，因此，我们还是叫他汪仁悟。”

　　　　“在我的家乡宁家村的村外，有一条西江省有名的大河叫锦川河，河的对面有个王家村，河没有桥，要渡过近五百米宽的锦川河，全靠一条能载几十号人的小渡船，两村同河不同县，宁家村属于万川县，王家村属于万锦县。”

　　　　“记得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月，初秋的一天，王家村的地主王贵田家里，他二年前因为逃婚而出走的大儿子汪仁悟，突然一身洋气的回来了，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三年前在县城读过两年初中，算是宁家村比较有文化的人了，我的父亲给锦川河对面的王家村王贵田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长工，王贵田家在村里办有一个小学，我通过父亲的介绍，一边在那个小学教，一边给王家干点记帐之类的杂活，那时候王贵田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家中事务均由汪仁悟母亲主持，记得他家当时还有水田五百多亩，但毕竟是女流当家，家道已慢慢的败落了。”

　　　　“汪仁悟生于一九零零年，毕业于省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零年曾经在万川县县中当过一年的语文教师，恰好就教于我所在的班级，因此他算得是我的老师了，加两家仅一江之隔，我父亲又是他家的老长工，我们亦师亦，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就在那个时候，他成了我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汪仁悟回家后，很快就找到了我，原来他二年前逃婚出走后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并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了两年，半年前秘密回国，参加了党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被任命为西江省省委委员，兼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别工作委员会记。此次回家，就是奉命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农民土地革命运动，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发展对象，他成了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介绍人，就是他的助手，当时特工委的付记刘仲民。”

　　　　“一年以后，汪仁悟去了东海市的中央机关工作，我奉命去了南粤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我们有整整三年没有任何联糸，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在干什么，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蒋xx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xx党人被杀得血流成河，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正处于最低潮最危急的关头……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我们非常意外的又在家乡重逢了。”

　　　　“当时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工委，由于记刘仲民被捕叛变，已经被破坏殆尽，刘仲民不但带人烧了汪仁悟的家，还抓了汪仁悟的母亲，知道他是个孝子，得到消息后一定会从省城赶回来营救，果然，当时担任党的省委临时记的汪仁悟，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赶回了家乡。”

　　　　“那天在万川县城的街头，我们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党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携带着党中央的机密文件，一批枪枝弹药和银元，前往南湖省参加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我们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极其保密的，我勉强同意和汪仁悟坐下来谈谈，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所以当他提出借人借枪借钱救他母亲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何况当时那一带的党组织几乎被xx党所全部摧毁，我没办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动诡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骂为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后来他逢人就说，每当母亲忌日还公开大骂，让我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误会。”

　　　　“历史总是这样，误会和巧合，有时候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某个节点或某个人身，汪仁悟救母无望，回到省城，万万没有想到，当时的省委因为叛徒出卖，被xx党一夜之间破坏了，当时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员，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汪仁悟，于是，他不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糸，还背了叛徒的嫌疑，可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还耿耿于怀的认为，是因为我不帮助他，才致使他耽误了回省城的时间，造成省委来不及转移才被敌人一网打尽，这笔帐便成了他对我的第二个误会。”

　　　　“第三个误会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和党失去几年联糸的汪仁悟终于出现了，但那时正逢苏区肃反，我也被撤职审查，失踪了几年的汪仁悟，加对西江省委全部覆没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及身背着的叛徒嫌疑，让他理所当然的成了被审查的对象，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的汪仁悟，托人递条子让我为他证明，可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怎么为他证明，我只写了他与我在万川县偶然相见，和他为救母四处奔走的事，他却说我不仁不义见死不救，天天在隔离室骂我……好在他有留苏背景，而当时的中央由留苏派掌控，让他勉强的过了关，但从那时开始，他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说他以前入选过中央政治局，还算进入过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话，后来他虽然一直是中央委员，但基本被边缘化了，从此他工作和研究的重心，也转到了党的理论方面，逐渐成为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

　　　　“当然，我对他也有过误会，记得一九三五年，我军长征北途中，我奉中央之命前往东海市，寻找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并择机前往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东海市我曾受到敌人的追捕，就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我曾在东海市的街头碰汪仁悟，他当时是党的东海市地下特委委员，但不负责和我联络，所以我们装作不认识的擦肩而过，其实那事的确不怪他，当时他也正被两个特务盯着梢呢，一九四三年在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