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达有一句话，他说投资国营公司看政策，投资民营企业看老板。
老板就在你面前，你是投，还是不投？
如果杨少宗要和赵琪借钱买下管靳生的那些股份，他至少每年要给赵琪10％的利息，这已经算是比较给面子了，毕竟人家背后也有大量的股东，好处是不用任何抵押，这就意味着杨少宗还可以和银行抵押。
当然，一般联标肯定要抵押，特殊情况特殊办理。
“灵活”永远是联标在民间融资领域的第一要素。
管靳生显然很精通这一点，所以，他说是按月付款，这就意味着杨少宗的压力也很小，每个月抽一笔钱的贷款利息加起来总比一次借五十个亿要好的多。
黄明达那边就肯定不是这样。
价格绝对不会便宜，而且得要一次性付款，按照现在的估价计算至少要30个亿。
杨少宗大致算了一下，感觉不是很划算，他要是有30个亿，换成美元继续投资在硅银得是多少钱啊，以前不断买入原始股，那是因为大家卖的都比较便宜，定价2180元，四千元就可以卖掉。
当然，现在的六千元一股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要继续向上跳是很难的，除非股市大涨，可也不划算……这里面的道理在于中旗集团的原始股定价不动，在银行抵押之后得到的贷款数额不高，远不如卖掉，中旗这边早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五年内不打算上市，不上市，这就是国债，五年之内不会有大的涨幅。
既然有社员愿意沽出手里的一些中旗原始股，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由选项，必然有他们的道理。
所以，包括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和中旗集团都没有去阻止这一行为，对集团有信心，你就多买，不觉得集团未来还会像过去那么疯涨的，你就不要买。
想来想去，杨少宗反正是最终不决定买下那些股票，杨建林和黄明达的关系还不错，当时就笑道：老黄同志难得栽一次。
是啊。
黄明达是真的栽了一次，他前面吞了五十万股，肯定是觉得原始股的价格还会继续高涨……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股市先涨，而他在原始股上压了几十亿的资金，这下子惨淡了，压给银行顶多能贷款四个亿。
此时的黄明达确实是比谁都着急，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只有杨少宗，别人都在买股票，那是一天一涨，谁还和你玩中旗的原始股啊。
杨少宗晚上难得回家里住一晚，和萧薇一起聊了聊这个事，正聊着，杨光毅就陪着黄明达一起来找杨少宗，结果也是为黄明达的事情来的。
黄明达这边的条件很简单了，他一分钱不赚，平均四千二每股吃下来的，现在四千每股沽出去，纯粹当义务帮忙，不赚钱。
难得看到旗州本地的股王、标王也会有这么惨淡的时候，杨少宗就和萧薇谈了两句，只当是帮一帮黄明达，互相给一个面子，不让黄明达赔钱，每股四千二的价格吃下。
问题是他不吃了，他的持股已经超过了11％，大概在11。2％左右，对他来说，基本是到位了，完成了自己的预期目标。
多吃下来的就给萧薇。
萧薇无所谓，她的融资渠道也很多，毕竟是旗州的大奶奶，她就同意用每股4200的价格买下黄明达手里的52万中旗集团原始股，大约占总股的0。4728％左右，条件是一周后付款，她也没有这么多钱，得用她的股权和银行拆借，指不定还得请朋友帮个忙，拆借几亿的资金给她中转一下。
他们夫妻毕竟不是黄明达，吃下这些原始股也还是有办法融资，而且，他们也不方便炒股票，对于他们的身份和职务而言，这还是非常违规的。
不管股市如何波动，如何涨跌，杨少宗是从来不买。
至于他买国外的股票，那就不违规了，至少中旗集团内部还没有这个规定。
萧薇从来都不买股票。
在她看来，钱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个数字，无非是在后面多加一个零，她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怀孕，前段时间刚去了香港明德医院看过，输卵管似乎是有点问题，这让她很有点不舒服。
她一直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健康的嘛。
……
萧薇是真觉得自己在帮忙，她也好，大部分人也好，大家都不觉得中旗集团未来还能有多恐怖的发展空间，再翻一番是有可能，可怎么也要五六年吧。
有五六年的时间，做什么生意不翻了一番的资本，翻三番都不是问题，关键看你做什么。
旗州人很怪。
这就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很多东西不是自由经济学派理论能解释的。
管靳生离开中旗集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杨少宗和导师杨小凯请了两个月的假期，专心回到旗州处理这件事，在此期间，他决定顺便完成另外几件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再安心返回香港，集中精力吃透微观计量经济学中最让他头疼的部分——计数数据回归分析中的非线性面型模板及其运用。
这是卡林…卡梅隆教授在1993年提出的一个新领域，但在这个领域，大家都还是初学者，没有人能给出统一的数据模型和分析逻辑，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目前比较统一的观点认为完成这个部分的分析，微观计量逻辑就可以完全性的成立，换而言之，这是核心的部分。
杨少宗坦言，凭他的功底顶多能算是一个三流的经济学家，和国内那帮混混学者差不多，比起胡祖铭、凡纲这些人的基础功底差了一大截，他根本吃不透，哪怕是有杨小凯非常之细心的辅导。
他的长处还是在整个大方向上的创新思维能力，包括对整个国际经济的长期判断。
如果他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拿到自己在香港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就必须想办法，集中所有力量和精力去吃透这个部分。实际上用杨小凯的话说，哪怕是懂了60％，拿一个及格分，那也有资格在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拿到经济博士学位——这个领域确实是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最尖端的一个领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的人都不是很多，加上杨小凯、丹尼尔…麦克法登，全球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黄有光之所以不打算沾个光参与进来，恰恰是因为黄有光有自知之明——他还没有从事这个领域的独立研究的基础，加入这个团队也不会有任何贡献，顶多是提供一些基础数据。
至于杨少宗打算在这两个月里集中精力办好的几件事并不复杂，一、他要给旗州设计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原有的规划还是他几年前独立完成的，现在已经跟不上旗州的新发展了；二、他打算带领中旗集团正式向一家国际投资银行转变，经过这两年的逐步过渡，条件已经成熟，就缺他回来一锤定音；三、他要为随时可能到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做好完善的准备工作，大肆捞一笔。
和吃透微观计量经济学相比的话，这三件工作对他来说都不是很难。
这几天，杨少宗一直在和旗州经济研究院的几位主要从旗州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研究的学者专家会晤，旗州经济研究院主体的工作当然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问题，但是，研究院的主要经费来源并不是中央发改委，而是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以前则是旗州人民公社。
在研究项目拨款上，从事旗州本地经济、社会领域研究的项目也非常获得赞助，这就意味着，旗州经济研究院的很多国内顶级的学者专家都在从事旗州领域的地区性研究。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陈锡华，还有肖爱华、蒋方义、丁小帆、郭一民等人，都是国内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很有实力和名气的中青年学者，研究精力旺盛，现在正是他们集成果的阶段。
这天下午，杨少宗又将大家都请到旗山招待所开一个座谈会，除了旗州经济研究院的一些同僚外，旗州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机构和中旗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些主要同仁也都过来了，包括像林毅夫、钱家英这些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学者，一共来了三十多个人，在他们背后实际上还有两百多名专业研究员、教授、学者和经济分析师。
胡祖铭、华康盛、杨建林三个人也来了，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党委秦大驰、副主任徐建亮，旗州市长孙长青、副市长程治中和市委严竹青都过来了。
大家济济一堂，显得都很高兴，四十多个人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像四排麻将一样围城一个方城。
杨少宗是以旗州主席的身份召开这个座谈会的，他并没有在意具体的位置，就和茅于时、陈锡华坐在一起，闲闲散散的和陈锡华、茅于时谈一下国内股市的问题后，杨少宗见人都到齐了，这就正式开始会议。
他将那个千年不变的印着“旗山人民公社管委会”的大茶缸一放下，大家就知道他要说话了，不约而同的敬下来。
学者们也要吃饭，想要出成绩，每个研究项目都要请研究生，支付工资，自己还要到处跑，搞研究，都是要花钱的，旗州大学和旗州经济研究院为什么能在这几年里涌现出大量的专业论文，大部分论文都具有很高的质量……归根结底还是有钱，只要是合适的研究项目，报上去就能有不菲的研究经费拨下来。
正因为学者们要吃饭，所以对杨少宗这个衣食父母也是格外的“敬重”，每个人和他的关系都特别好，前段时间，杨少宗真正有点力量的《地方行政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一露面，大家就不约而同的帮他造势。
就在刚才，茅于时还和杨少宗说了一句——今年的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已经差不多能下来了，你很稳的，茅于时是评委会的主任，他这个话还不明显吗？
杨少宗将茶杯一放，轻轻的唔一声，大家立刻都安静下来。
他这才说道：“这一次请大家过来，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旗州未来十年经济发展规划的问题，目前，旗州市的这个经济规划还是我们在91年的时候做的，当时的目标也是要做一个十年规划。现在呢，旗州发展的确实是太快了，我们原来的那份规划已经不适合了，继续按照原有的规划做下去，后面遇到的问题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所以说，制定一个新规划是非常迫切的新任务。我们陈锡华教授和肖爱华教授这两年一直接受旗州市委的委托，给我们做了一份很全面的旗州地区社会经济研究报告，我们就请陈锡华教授先谈几句！”
大家鼓掌欢迎，顺便小小嫉妒一下。
陈锡华的这个项目当初是不少人在竞争的，因为研究经费很充足，基本上够拉起七八十个人的大团队长期研究，最后被陈锡华通过联手肖爱华的方式给夺了过去。
陈锡华自己心里明白，笑呵呵的感叹道：“既然杨副院长这么抬举我和老肖，那我就先说一说吧。旗州这几年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快，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旗州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没有之一。在过去的五年里，除了93年，旗州每一年的gd都是在以30％以上的速度迅速攀升，居民实际收入和可支配的水平同样以这个速度提高。我刚到旗州的时候是91年，那个时候，旗州大学刚开始投建，我来应聘当经济学教授。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旗州一个普通社员的收入是两千多元一年，现在已经是平均三万多一年。速度很快，这个是事实，大家其实都能看到。”
说到这里，他忽然变得严肃一些，话题一转道：“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在这几年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新问题，首先是旗州社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另一个是旗州社员和非社员，以及外地务工人员的收入差距太大。旗州市今年大约有两百多万的外来人口，80％从事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他们平均年收入也就是两千多元，而旗州社员保底的年收入是一万七，绝大多数社员通过民间和其他公开的基金投资，基本能获得比较高的回报，超过半数的自营社员都拥有几百万的资产规模。我和肖爱华做了一个统计，旗州本地的亿元户有六十二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亿元户，但我可以肯定，至少淞州没有这么多，淞州和深州加起来也差不多就这个水平，而且，旗州的亿元户中，十亿规模的有十六个，这些人是谁，我想在座的基本都知道。管靳生虽然走了，可他还是保留了旗州户籍和社员身份，应该说，他还是旗州的亿元户之一，他的身价是五十亿。”
他说完这些，稍微停顿了片刻，显得更为凝重的说道：“我举出这些数据并不是要否认旗州商业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我是赞成的。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存在，确实是在最大层面上保障了所有社员的基本收入。旗州现在的大政策好，经济政策好，这是一个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典范，也是一个共同富裕和公私合营的典范，可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旗州的外来人口多，他们的福利和收入水平都无法获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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