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威风八面的前国民党残军好比一头垂死的兽中之王：骨瘦如柴，牙也掉了，爪也断了，浑身长满疥疮，眼睛也睁不开，成天躲在山上昏昏欲睡的样子。就是这样一头病大虫，政府还是采取严密控制的措施，在金三角所有通往难民村的主要道路派驻军队，有些类似军管的意思。难民只许在山上生活，下山要经过批准，由军队发给通行证，如此等等。所以许多人至今回忆起来，都说跟劳改队差不多。
更可怕的是，无论金三角哪里打仗，一有战事，政府军一出动，难民村就人人自危，家家关门闭户，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一般。雷雨田说，1982年，考科考牙大战之后，毗邻满星叠，黑虎师大举围剿坤沙张苏泉，隆隆炮声传来，美斯乐家家户户提心吊胆夜不能寐，不是害怕炮弹落到自家头上，而是唯恐国王一声令下，男人又要被赶上战场当炮灰，去打那些张家军的汉人同胞。
不知政府觉得这头病大虫真的不管用，还是黑虎师深怕被自卫队抢了风头，总之后来再也没有召唤汉人自卫队出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斯乐风平浪静，金三角这方天地总是狼烟四起，自卫队有枪，有组织，有战斗力，他们血脉相连，人多势大，而且许多人暗中还在走私、护商、贩毒和做违法生意，他们与坤沙以及金三角一切地方势力都有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泰国政府决心彻底消除后患，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汉人归顺，他们还必须痛下杀手，彻底打断这头病大虫的脊梁，拔去它的尖牙和利爪，剜去反骨，把它变成一头温驯的食草动物。谁都知道“养虎为患”的后果，如果养的是狗，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只有战死者不理会政府的忧虑和活人恐慌，他们静静地躺在地下，眼睛长久地注视深邃的天空。他们坟头开始长出茂密的荒草，一年一度清明节，人们似乎记起他们长眠不醒，记起他们撇下家小走上黄泉不归路，于是哭声和香烛烟雾就一齐缭绕在金三角上空，久久不肯散去。
荣民队是台湾称谓，就是伤残军人养息所，大陆习惯说法是“荣军院”或者“荣军疗养所”，称呼不同，实质是一回事。
金三角有许多荣民队，人说金三角有三多：寡妇多，坟墓多，残废多。斯言当不谬。另外但凡汉人难民村都有两道特殊风景：一道是阵亡将士公墓，另一道就是荣民队。公墓是死去的历史，荣民队则是活着的纪念。
美斯乐荣民队在村南山脚下，现有荣民二十八家，占地十几亩，盖了一模一样的铁皮房子，一户挨一户，好像从前那些掸族士兵，站出歪歪扭扭的几排队列。大门有座简陋牌坊，书有“美斯乐荣民队”几个黑红大字，字迹不大工整，且已经模糊，看得出年深日久，让风雨消蚀了住户的自豪心情。进了牌坊有片水泥地，竖有一只简易篮球架，也就是球场。西面大屋子是娱乐室，横楣上有“荣誉室”三个字，供人打牌休闲或者抽烟喝茶娱乐。整座荣民队死气沉沉，鸡不叫狗不吠，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
对于我要到荣民队采访，自治会长丰先生通过向导小米传话给我，对那些荣民，一定要捐赠一些钱财表示慈善。那些台湾来的慈善家都是这样做的，有捐钱，有捐物，还有捐房子汽车，等等不一。至于我应捐数目，丰先生开了一个金口，他说，就一千铢泰币吧。
我问小米，是说一人一千铢还是全体一千铢，小米眨巴着眼睛回答不上来。以当时汇率，一千铢大约折合将近三百元人民币，本来以我的情况，我来自并不富裕的中国大陆，一个自费作家，薪水单薄（月薪七百元人民币），决不是什么钱多得用不完的慈善家或者财团大亨，如果每位荣民都要捐一千铢，我恐怕也只好申请留下来做荣民了。何况金三角之行费用开支巨大，我每每算计支出，深感自家内囊空虚，不敢稍有大手大脚，唯恐发生弹尽粮绝的尴尬。然而问题是，既然我是第一个深入金三角采访的大陆作家，就得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既不能让别人误以为大陆作家小气，缺少同情心，坏了人家规矩，也不能乱了自家方寸，搞得车马盘缠都光了，到头来还得请求救济。所以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我的办法是，选择人家午饭时候前去采访。我想，既然中午都要吃饭，吃饭以后还要午睡，天气那么热，荣民们打着哈欠，睡得昏天黑地，自然就没有那么多人争着来接受采访。事实上我的确也要不了那么多采访对象，何况这种付费采访，当然是少而精好。
金三角的太阳，晒得空气颤动，红土地暴起阵阵烟尘。我在中午十二点钟准时叫上小米去荣民队。其实小米不去也行，荣民队都是汉人，不需要翻译，但是我的经验是，身边有个人好打掩护。我们头顶烈日，大汗淋漓，小米直叫肚子饿，埋怨说为什么正午去采访？我当然不好说破个中原因，只推说中午采访对象都在家，我们采访完就吃饭。
荣民队长不在家，就去了副队长赵家旺的屋子。看得出副队长对我的到来先是意外一愣，毫无准备，紧接着就由衷地高兴起来。他已经吃过午饭，本来坐着昏昏然打瞌睡，忽然一下子坐直身体，一双猎狗样的眼睛因为我的到来而有了生气，而闪闪发亮。他的老妈坐在门口晒太阳，两眼痴呆，赵家旺说他妈有疯病，叫我们不要理她。
赵家旺老家云南龙陵，两岁随父母到金三角，其父与缅甸政府军作战阵亡，就在那个著名的猫儿河谷战场。他长大后子承父业拿起枪杆子，属于残军第三代。他的命运比父亲稍好一点，打考牙山那阵他是班长，挨了一颗炮弹，两条小腿当时就不知去向，所以他现在安的是假肢。我看他穿着黑颜色长裤，就说能让我看看好吗？他熟练地把裤腿卷起来，我便赫然看到伤兵两条假腿，膝盖以下钉着一尺多长的钢筋螺丝，好像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叫人毛骨悚然。
赵家旺的住屋是台湾一个什么将军太太，名字叫做某某马莉的女人捐建，那个将军太太还在房门口钉了一块大铜牌，就像广告牌一样，记载许多歌功颂德的句子。我看了很反感，行善就行善，又不是立贞节牌坊，干吗弄得那么招摇过市？
以我眼睛所见，赵家旺家中基本上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财产。伤兵在屋子中央铺了一床席子，看上去就像展览伤口的专业户。我问他现在靠什么生活？他回答像他这样的A级残废，政府每月发给六千铢泰币补助。我飞快地心算一下，这笔钱相当于月收入一千七百元人民币，比我工资高一倍多。我问他太太做什么工作？他愁眉苦脸地说在外面做一点小生意，每月有一点收入，养不活一家人。
接下来我毫不客气地给他拍了许多照片，提出许多关于金三角和打仗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帕勐山、考牙山的战场细节，他都努力地凭记忆一一作答，表情又殷勤又可怜，我看得出，他力图使我满意，就像水果商贩讨好顾客一样。估摸把赵家旺压榨得差不多的时候，该撤退了，我站起身来，这时候伤兵的脸上现出紧张的神情，因为如果我不给报酬，他也不能上大陆消协告我，这是一种自愿行为。我郑重取出一张面值为一千铢的泰币放在他面前，并祝他安康幸福。我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幸福，战争注定使他终生痛苦，但是我的话还是要这样虚伪地说给对方听。他双手合十，低头念佛表示感谢。我在荣民队里转了一圈，拍了照片就来到荣誉室。在门前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看见有几双眼睛从里面像猛兽一样炯炯有神地盯住我。那里四个玩牌的伤兵，他们停止玩牌，一齐转过头来把目光投向我这个陌生人，那种目光分明是兴奋和有所期待的。荣誉室最醒目的是两面旗帜，一面是泰国三色旗，与国王画像并列，另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孙中山头像并排。墙上还蒙着一匹红布，上面留着那些做了捐赠善事的男女签名。屋子另一头则供着菩萨，燃着香烛。如此组合看上去杂乱无章，不过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关系恰好构成金三角汉人难民的历史和现状，就像树根与枝干的继承关系。
四个伤兵，三个汉人，一个缅甸佧佤，都讲云南话。其中一个余姓汉人年纪较大，有五十开外，他自称四十年前就扛枪打仗，见过李国辉和柳元麟，其余都不过三四十岁，算是年轻一代。他们都是与反政府游击队作战受的伤，而且都被地雷炸断腿。我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伤在腿上？他们争着告诉我，游击队安放许多杀伤地雷，这些地雷是从越南过来的，塑料雷，专炸人腿。人没有了腿自然就打不成仗，也就消除战斗力。我回忆起中越自卫反击战，许多年轻战士躺在医院，他们也是被越南塑料地雷炸断腿的。然后他们又纷纷提起裤腿，向我展览伤口。
提到打仗，伤兵的话多起来，津津乐道，我理解这是士兵人生中最值得夸耀的经历。他们争相讲述打仗故事，讲述受伤和死亡的感受，以及战场亲见亲闻和逸闻趣事。我当然乐意他们争相表现，尽管我知道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问到他们是否每月也得到政府补助六千泰铢时，他们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余老兵忿忿地说，补助定得不公平，他每月只得到一千铢，在座诸位，最多每月也就两三千铢，而那些军官定得就高。言下之意，都一样的伤兵，政府官员没有秉公办事。
我问他们日常都干些什么，做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互相望望，都提不起精神。余老兵怏怏地回答说，没有事做，女人在外面替人家干活，做点小生意。男人么，就混混日子。
往后的交谈就像白开水一样越来越没有味道。我看看表，觉得也差不多，该收场了，就向大家道谢，并赠钞票表示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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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旅馆，知青朋友焦昆来看我，听说我给荣民队捐了钱，立即忿忿地说：那些人，不要信他们的话，他们别的不会，就会骗人同情！这些人都是懒汉，无赖，赌棍，他们拿着政府补贴，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吸毒，赌博，嫖女人，什么都干，就是不劳动……你不该给他们钱，不要同情他们！
我只好瞠目，无言以对。
第三十二章 灰飞烟灭
从成都登机，抵泰当天便在曼谷机场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最大麻烦就是语言不通。泰国人自然听不懂汉语，也不懂英语，在我听来，他们的语言更像一锅加了牛奶椰汁的稀粥，让人越听越糊涂。比如打电话，我买“Telephonecard（电话磁卡）”，窗口怎么也不肯卖给我。一连跑几处均如此。我傻眼了，我付钱，你卖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全世界一样，难道还有什么特殊规矩不成？他们居然都摇头拒绝，问题出在哪里呢？后来好容易找到一个懂汉语的人才搞清楚，原来泰国电话磁卡分为不同面值打不同电话，比如国际长途，国内长途和市话，而这些磁卡是不能互相兼容的。因为我说不清楚买哪种磁卡，他们用泰语解释我又听不懂，所以他们不肯卖给我。为了弄清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足足花去我两小时时间，让我急得满头大汗。还有叫出租车、谈价钱、转车、吃饭，找街道、地址、人名等等，几乎每个细小问题都足以让我身陷绝境，我变成聋子、瞎子，或者说像个外星人，在这个无法交流的外国城市寸步难行。我深深体会到，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作家斯诺只身深入陕北苏区采访，他那时不知道要克服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啊！
这一切困难在我见到我的泰国翻译兼向导小米之后迎刃而解。
小米是那位允诺支持我到金三角采访的丰先生的小兄弟。小兄弟是中国人的客气说法，香港话就是马崽，跑腿打杂的小伙计。丰先生向我介绍，这孩子姓米，也是金三角出来的，小难民一个，由他陪同我全程采访。按照惯例，由我支付他全部费用和佣金，换句话说，我是雇主，他是雇员。我抬眼看看他，这位向导兼翻译正在悄悄打量我，他的目光很躲闪，一碰上我的眼睛，就赶快垂下头，不说话，一副很懂事很谦卑的样子。
当时我身穿一件多口袋摄影背心，斜挎一架俗称“掌心雷”的微型家用摄像机，一架全自动照相机，还有一只多用途采访包，里面装着美元、人民币、泰铢、护照和采访本。那种武装到牙齿的模样，简直像架无坚不摧的“阿帕奇”直升机。不知道这副行头在小米眼中产生了何种印象，总之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很是敬畏，甚至都有了崇拜的意思，于是我自己很满意这种效果。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