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的住宅区里。我的上帝，我想，在这个世纪，南方的静谧与这都市的尖嚣怎么能同时存在呢？真不可思议。
那天早上我父亲准备动身回弗吉尼亚。也许是纳特·特那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乡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是因为失去了在布鲁克林的心爱的人，于是父亲提供给我的旧农场成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样，当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的咖啡店里，吃着抹上厚厚一层黄油的薄煎饼时，我告诉老头子也替我买一张票，然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与我碰头。他惊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后去农场。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和愉快中宣布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给我一个上午，让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结账，然后永远离开。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至少当时不是。我从布鲁克林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城市。因为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的楼上碰见了苏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为她将永远离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间中。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在一个神秘的关键时刻回到了那里。再过十分钟，她便会收拾好那些杂乱的东西永远离开，而我也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她。对过去做其他的推测是愚蠢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没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没有留下，而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许在布鲁克林或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天知道又会怎样呢？
在纳粹鲜为人知的诸多行动计划中，有一项名为利波斯波恩，即所谓的新生计划（更确切的称呼是“生命的源泉”）。这个计划是纳粹基因热爱狂的谵妄的产物，实施目的是扩充所谓“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通过系统的繁殖计划，然后在占领区有组织地绑架“适合”的儿童来加以实施。这些孩子被送到德国，安置在忠于元首的家庭里，在一个冷漠纯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这些孩子在理论上应具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但正如纳粹在种族问题上常常出现的颇具讽刺意义的权宜之计一样，这项计划的许多年轻受害者来自波兰，因为虽然波兰人被视为下等种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犹太人被实施最后灭绝后，波兰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继任者；而且，他们在许多方面符合某些残酷的人体实验的体格要求——面部特征与北欧血统的人极其相似，且金发碧眼，肤色白皙，与纳粹的审美观颇为适合。
虽然新生计划未能像纳粹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大规模的实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仅从华沙的父母身边被强行掠走的波兰儿童就数以万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尔，莱舍尔，或海因里齐，特鲁迪等等。他们被吞没在第三帝国的怀抱中）再也没见到他们的家人。还有无数的孩子通过了第一道筛选，却没能通过更严格的人种试验，因而被送去最后解决——有些就在奥斯威辛。当然，这一计划在秘密中实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计划一样，这样的罪恶不可能被完全掩盖起来。1942年底，在华沙那栋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楼房里，与苏菲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友的儿子，一个长着漂亮金发的五岁男孩便这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虽然纳粹试图在这一罪行周围大放烟幕弹，但每个人都清楚是何人所为，包括苏菲在内。在后来的日子里，苏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计划（这计划在华沙时令她十分惧怕，以致一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她便会把儿子吉恩赶紧藏进衣橱里）居然成了她在奥斯威辛梦寐以求的东西。她的一个难友告诉她——此人将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办法。
苏菲告诉我，那天下午和鲁道夫·霍斯在一起时，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对这项计划的关注。她本可以用迂回的办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当时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还认真分析过，只有这个计划才能把吉恩救出儿童营。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别大，因为吉恩像她一样可以说波兰语和德语。接着，她把以前向我隐瞒的一些事也告诉了我。她说，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后，她打算向他提议，利用他的权利得到一个金发碧眼、脸上长着白种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车菊蓝眼睛，拥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的侧面轮廓，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波兰小男孩，将他从儿童营中毫不费力地转移到设在克拉科夫、凯妥维斯、洛克罗或无论什么地方的官僚机构里，然后重新安排将他转送到德国境内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体下落，她甚至可以发誓，只要确信孩子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绝不会去打听他的下落和他今后的生活，只要他不继续留在奥斯威辛，留在这儿他必死无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惊慌失措之余，她直接恳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为事先没想到他的反应（他的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她还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过，一切似乎还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了获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议营救她儿子的方案的机会，苏菲只得等待——第二天，这事卷入到一场奇怪而痛苦的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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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没有马上把这一切告诉我。在枫苑的那个下午，在讲到她跪在司令官面前的时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从我身上移向窗户，许久没有说话。然后她突然说声抱歉，便直奔洗手间而去。留声机突然响了起来，又是《安德鲁姐妹》。我抬头看了看那只污渍斑斑的塑料钟，时间已近五点半，我这才发现我们已在这儿呆了差不多一个下午。我以前从没听苏菲谈起过霍斯，但今天听她这么一讲，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那神经质的脑海中。但显然她无法再继续谈论这样一个人和这样的过去，因为这么一中断，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继续讲下去，哪怕她留给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犹未尽。我准备结束这个话题，尽管我对她有个孩子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惊。她刚才对我倾述的一切已远远超出她的承受力：那段黑暗的记忆使她神情恍惚，我曾瞥见那双如堕深渊一般充满痛苦与不安的眼睛。所以我对自己说，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至少暂时不谈。
我向爱尔兰侍者要了一杯啤酒，等着苏菲回来。枫苑的常客（下了班的警察，电梯管理员，建筑工地的监工，还有一些泡吧的散客）开始陆续涌入，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雨的潮气带了进来。从布鲁克林防御墙方向传来阵阵雷声，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样，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暴雨已经过去。我用一只耳朵听着别人谈论有关罗吉斯的小道消息，这是那年夏天使人们几近疯狂的热门话题。我喝着啤酒，突然感到一种绝望的冲动袭过全身。这冲动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苏菲所讲述的奥斯威辛的景象，它像我有一次在纽约的义冢地里嗅到过的腐烂的裹尸布一样，化作一种真正的恶臭直钻我的鼻孔。那是一个偏僻的孤岛，我最近才知道它像奥斯威辛一样曾是囚犯和死尸的聚集地。在服役期即将结束前，我在那儿呆了很短一段时间。我真的又闻到了那种屠宰场的气味。为了趋散它，我大口喝着啤酒。而另一部分原因则与苏菲本人有关。我一直盯着女洗手间的门，忧心忡忡——她要是突然躲开我，怎么办？如果她一去不复返呢？我不能应付她注入到我生命中的新的危机，也无法抑制我对她的疯狂的渴望。这种愚蠢的病态的心理饥饿早已麻醉了我的意志。我那清教徒式的教养肯定从未预想过会遭遇这样一场精神错乱。
但现在可怕的是，我刚刚重新找到了她（她的出现有如上帝的赐福洒满我的全身），她又将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就在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碰见她时，她告诉我的便是她仍然要离开。她只是回来拿走剩下的东西。布莱克斯托克医生十分担心她和内森的事，为她找了一间离诊所不远的很小的公寓，就在布鲁克林闹市区，她这就要搬过去。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很显然，虽然内森抛弃了她，但她仍然爱他爱得发疯；只要我稍稍提及他，她的眼睛便会立即罩上一层哀伤。即使不顾及这些，我还是没有勇气向她表达我的爱慕之情；我不想流露出傻气，也不能跟着她去几英里远的新住所——我不能，尽管我很想这样做。我觉得力不从心，她却将毫不知情地永远离开我的生活。这种失落感折磨得我一阵阵恶心，同时还伴随着一股莫名其妙的焦虑感。这便是苏菲长时间没有从卫生间回来时，我站起身来想要冲进男人禁入的地方去找她的原因——噢！——就在这时她重新出现了。我又惊又喜地看到——她在微笑。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记得苏菲站在枫苑过道那头的那幅远景画面。不知是巧合还是老天特意的安排，一束阳光在暴雨过后穿破云层喷薄而出，正如斜射在她的头发上，在她的头部周围绕上了一圈纯洁无瑕的光环。虽然我对她有着炽热的爱，但我从未期望她还能像天使一般出现在我的眼前，可她当时确实美如天仙。随后光环不见了，她朝我快步走来，丝绸裙子飘动着，十分妖娆地贴在那轮廓明显的成熟的胯部上。我听见自己的内心深处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要多久，斯汀戈？还要多久，斯汀戈？
“对不起，斯汀戈，我耽搁得太久了。”她一边说一边在我身边坐下。在经过那样一个下午后，我真不敢相信她居然还如此生气勃勃。“我在洗手间遇见一位俄罗斯女巫——嗯，你知道的，就是预测家。”
“什么？”我问，“噢，你是说算命的。”我以前曾见过那老巫婆几次，她是布鲁克林众多吉普赛骗子中的一员。
“是的，她看了我的手。”她兴致勃勃地说，“她跟我讲俄语。你知道她说了些什么吗？她说：”你看上去运气很糟。这和一个男人有关。一次不幸的爱情。不过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斯汀戈？这太了不起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现在也是如此，请原谅我在这一问题上对女性的歧视），许多看上去相当理智的女性却很容易被这种玄奥的无害话语所蒙骗。但我只是姑且听听不必当真；既然这些谎言能带给苏菲这么大的快乐，我也忍不住被她的情绪所感染。（可这能代表什么呢？内森已经走了。我感到焦虑。）这时，枫苑开始笼罩在黄昏的阴影中，我想出去见见阳光，于是便提议在太阳落山前出去走走，散散步。我的提议得到了苏菲的响应。
暴雨把弗兰特布西冲洗得干净光洁。附近什么地方闪过一道闪电；街上一股清新的气味，令德国泡菜和炸面包圈的香味也黯然失色。我觉得眼中飞进了砂粒。我眨眨眼睛，感到有些痛；在苏菲阴沉的回忆和枫苑朦胧的环境中呆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后，围绕着希望公园的这个资产阶级街区看起来十分优雅，像平坦无边、绿树成荫的雅典。我们走到广场，看孩子们在广场一角的沙地上打棒球。飞机在头顶上轰鸣而过，机尾上飘着一面那年夏天无处不在的宣传阿肯塔达克赛马场的巨幅广告。有很长一阵时间，我们蹲在被雨淋打过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草地上，我给苏菲讲解着棒球的规则。她很认真地听得，很快就懂了；眼睛十分专注地看着。我发现自己十分醉心于当一个教师，竟然将她刚才讲的事情中所有的疑惑都从脑子中驱走了，甚至包括那个最可怕和最神秘的疑问：你的儿子最后怎么样了？
当我们一起朝耶塔公寓走去时，这个问题重又回到我的心头。我很想知道她是否还会提起吉恩的事，但这个困惑很快被另一件事所代替：我的心里开始为苏菲本人而暗暗焦虑。当她告诉我说她今晚就要搬到新住所去时，我的心痛极了。今晚！很明显，“今晚”就意味着眼前！
“我会想你的，苏菲。”当我们俩走上粉红色宫殿的台阶时，我脱口说道。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颤抖得厉害，饱含绝望。“我真的会想你的！”
“噢，我们还会见面的。别担心，斯汀戈。我们会的！毕竟我离你并不远。我还住在布鲁克林。”她的话虽说是在向我保证，但却只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安慰；它表现了一种忠诚与爱意，同时也是一种愿望，甚至是一种很坚定的愿望，这表明她希望能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它绝不是那种能夹杂着哭泣和缠绵低语的爱的情感。她喜欢我——这一点我敢肯定——但决不是爱情。我希望如此，但决没有疯狂的幻想。
“我们将经常在一起吃饭。”她说，我跟着她往二楼走去。“别忘了，斯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