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司令官阁下。”她说。
那天一整天，布罗尼克带来的霍斯将调往柏林的消息一直在苏菲的脑子里萦绕。这意味着如果想实施她的计划就必须赶快行动，于是那天下午她做好了准备，并默默祈求自己能保持镇定。在等待霍斯返回小屋的那段时间，她发觉自己被海顿的《创造》所激起的情感已慢慢平复。她突然有了勇气，因为司令官身上发生的变化鼓舞了她。他轻松的举止，笨拙而真心的谈话欲望，接着还有他们并肩看那匹阿拉伯种马时他的手在她肩上的触摸（或许她对此多心了？）：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密不可破的冷酷面具即将开裂的信号。
还有就是他与给希姆莱的有关希腊犹太人状况的那封信。在此之前，她经手的每一封回信都与波兰事务或波兰语有关。那些给柏林的文件通常由那个面无表情的副官斯契夫勒处理，这是他的份内事。他就在楼下，间或到阁楼来，帮着霍斯仔细推敲给党卫军各级人物的重要信件，然后再写出来。现在，她对写给希姆莱的这封信有一种姗姗来迟的好奇心。他让她参与到这样一件敏感的事情之中，难道是暗示……什么？当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至少他已经允许她涉足机密。很少有囚犯——即使享有特权的囚犯也不敢有此奢望。凡此种种，使她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她能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与他更接近。她觉得她甚至可能用不着那本小册子（父女俩同此一心）自从离开华沙后，它就一直藏在靴子里。
他从门口进来，没有注意她本来担心会引起注意的那副样子——又红又肿的眼睛。她听见楼下还在放《啤酒桶波尔卡》。他拿着一封信，显然是楼下助手交给他的。司令官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有些秃顶的头上，一条虫似的青筋暴露在太阳｜｜穴上。“他们知道必须用德文书写，这些该死的家伙。可他们总是违反规定！这些波兰傻瓜都该下地狱！”他把信递给她，“上面说什么？”
“尊敬的司令官阁下……”她开始念道，迅速地把这封信翻译给他听。这是一封低声下气、谄媚十足的信，是本地一位负责给集中营水泥厂供应碎石的承包商写来的。他说，他的那片矿因严重浸水而塌方，工程进度因此减缓，所以他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供集中营所需数量的碎石，恳求司令官宽限。“如果尊敬的司令官允许的话（苏菲继续念着），发货时间将改为——”但霍斯突然打断了她的话，极不耐烦地用很大的动作点燃了一支香烟，一边咳一边大声叫道：“够了！”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小声咕哝出一句：“他妈的！”接着命令苏菲立刻将那封信翻译一份给党卫军小队长、集中营基建部的头目威茨曼，并随信附上一句：“基建部威茨曼先生：在这个偷懒的家伙屁股下点上一堆火让他动起来。”
正在这时——就在他说最后一句话时——苏菲看见可怕的头痛以闪电似的惊人速度向霍斯袭来，就像那可恶的奸商的信件是一条通道似的，直奔他头盖骨下迷宫般的神经系统里一个叫周期性偏头痛的地方。他发白的手指颤抖着，按在眉头上徒劳地不停敲打，汗水大颗大颗地冒出来。他痛得呲牙咧嘴。几天前，苏菲曾看见过他发病，但比这次轻微一些；这次仍是周期性的偏头痛，但发作得很厉害。霍斯痛得轻轻地哼了一声。“我的药，”他说，“看在上帝份上，我的药呢？”苏菲迅速走到霍斯帆布床边的椅子前，拿起他放了那儿以备不时之需的麦角胺药。她倒了一小杯水，连同两颗药一起递给司令官。他一口将药咽下，把眼光转向她。他的眼神很古怪，有些疯狂地盯着她，好像这样才能宣泄他的痛苦。他低低地呻吟了一声，用手拍打着额头，一屁股坐在帆布床上，然后四仰八叉地瘫在那儿，怔怔地盯着天花板。
“要我叫医生吗？”苏菲问，“上次我记得他对你说……”
“安静。”他不让她说下去，“我现在什么也受不了。”那声音里带有一丝威胁，几乎是呜咽着说出来的，像一个受伤的木偶娃娃。
上次发作大约是在五六天前，他命令她马上离开阁楼回地下室去，似乎他不想让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犯人看见他痛苦的模样。而现在，他翻了个身侧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胸膛在衬衫下起伏着。因为他没有任何示意，于是她回到桌前继续工作：她开始用那台德文打字机打写给承包商的回信。她对此无甚惊讶，甚至对这个商人的诉苦也不感兴趣（她只是懒懒地想，会不会是这个烦恼使司令官的偏头痛剧烈发作呢？）这诉苦意味着正在比克瑙展开的焚化场建设将暂停一段时间。而如果工程停顿或速度减慢，也就意味着霍斯没有能力协调好与新的焚尸炉、毒气室相关的材料供应、设计、人力等诸多事务；而这工程的完成期限已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一直为这件事闷闷不乐，也是她几天来所观察的他的紧张与焦虑情绪的最明显的起因。如果这就是导致他头痛的原因，那么他不能按时使焚化场峻工与他突然被调往柏林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她猜测着。当她正打最后一行字，也正为这些问题而困惑时，他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打断了她的思路，把她吓了一跳。她转过身朝他望去，惊讶地发现他正躺在帆布床上打量她。这发现令她既欣喜又有些担心。他朝她招招手，示意她过去。她起身走到他身边。他没有示意她坐下，于是她便一直站在那儿。
“现在好多了。”他低声说，“那麦角胺真神奇。它不仅能止痛，还能缓解恶心感。”
“我很高兴，司令官阁下。”苏菲说，感到自己的双膝在发抖。不知什么原因，她不敢朝下看他的脸，而是把目光投向视线内最明显的最近的一件物品：身披闪光铠甲的元首画像，他那坚定、自信的目光正投向阵亡战士的英灵和不可知的未来。他看起来非常慈祥。突然她想起刚才吐在楼梯上的无花果，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饥饿，腿越发剧烈地颤抖起来。霍斯很久没有说话。她不敢看他。他仍在默默地打量、评价她吗？“我们有快乐的啤酒桶……”楼下传来喧闹的合唱声，那该死的仿波尔卡舞曲因唱针被卡在唱片的沟纹中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微弱的手风琴和弦。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霍斯终于开口问道。
她几乎是脱口而出：“是因为一次围捕，在华沙的一次围捕。那是去年早春的时候，我正坐在开往华沙的列车上，这时盖世太保进行了一次围捕，他们发现我带了一块火腿，而那是违反规定的……”
“不，不，”他打断她，“不是说你怎么到集中营来的，而是说你是怎样离开女囚营的。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被安置到速记组来的。大部分打字员都是平民，波兰平民。犯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找到一个速记员的职位。你可以坐下来。”
“是的，我很幸运。”她说着，一边坐了下来。她觉得声音放松了许多。她注视着他，发现他仍一个劲地冒汗。他半闭着眼睛仰卧在床上，沐浴在一片阳光里。浑身汗湿的司令官身上透出一种可怜的神情。他的卡其布衬衣已被汗水浸透，满脸汗珠。实际上他已不再感到疼痛，但看上去他仍被痛苦包围着——连从衬衣纽扣缝隙间露出的肚腹上的金黄｜色汗毛都痛得卷了起来，脖子、手腕上的汗毛也是如此。“我真的很幸运。我想一定是命运选中了我。”
霍斯沉默了一会，说：“什么意思？命运选中了你？”
她马上决定冒险试试，利用他给她的这次机会。无论她将说出的话是多么荒唐和莽撞，她都应该试一试。几个月来，她第一次得到了这个短暂的机会，应该勇敢地表现自己，即使有被认为目空一切的危险，也比继续当一个麻木不仁的奴隶更强一些。因此，豁出去吧。她开始说起来，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声音里充满一种被冤枉被迫害的忧伤的味道。“命运将我带到了你的身边。”她接着说，心里分析到这句话里的夸张分析成分，“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能理解。”
他又开始沉默。楼下，《啤酒桶波尔卡》换成了提洛尔岳德尔的真假声混合重唱。他的沉默令她忐忑不安。她突然意识到他正怀疑地审视着她，也许她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她感到强烈的恶心感。伯罗尼克告诉过她（加上她自己的观察），她知道他憎恨波兰人。究竟是什么使她以为自己是一个例外？小屋窗户紧闭，将比克瑙焚烧死尸的恶臭挡在窗外；房间里暖哄哄的，散发着一股灰泥、砖屑、水浸木头的霉味。她第一次注意到这种霉菌的味道。两人都默不作声，令苏菲感到尴尬，这时她听见一只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碰到天花板上发出轻微的扑扑声。外面棚车转轨的声音很弱，很沉闷，几乎无法听见。
“理解什么？”他最后开口慢悠悠地问道。他终于又打开了一条缝隙，她可以从这里重新下钩。
“你能理解这是一个误会。我没犯任何罪。我是说我没犯什么严重的罪。我应该立即被释放。”
是的，她终于这样说了这样做了，很迅速也很顺利地将排练过无数次的台词一口气说了出来，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有勇气将它们说出来。现在她的心狂跳不已，以至于感到胸口疼痛；但她也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她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声音。她甚至为自己那加了蜜糖似的迷人的维也纳口音感到放心。这小小的胜利鼓舞着她继续往下说。“我知道你会认为我这样做很愚蠢，我也必须承认从表面看来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我认为你会承认，在这样的地方，在有很多很多人卷入的大规模行动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差错，一些可怕的错误。”她停了一下，听见自己的心跳，心想不知他是否也能听到。但她能感觉到她的声音没有被打断。“先生，”她接着说，带有恳求的口吻，“我真的希望你能相信我——相信我被囚禁在这儿是一个错误。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是波兰人，而且确实在华沙犯了罪——偷带食品，但那是轻罪，不是吗？我只是想为我妈妈找点吃的，她病得很厉害。我急切地希望你能明白。就我的背景和经历来说，这根本不应该算犯罪。”她犹豫起来，因激动而焦虑不安。她说得太多了？是停下来等他询问还是继续往下讲？“你瞧，先生，是这样回事儿。我出生在克拉科夫，全家人都是当地最激进的德国党人，一直是第三帝国无数忠诚战士中的一员，我们非常崇尚国家社会主义和元首的信条。我父亲从灵魂深处都是一个反犹太人的……”
霍斯轻声打断她的话。“反犹太人，”他困倦地小声说道，“反犹太人，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不用听这个词——反犹太人？我的上帝，我烦透了这个！”他长叹一声，“犹太人，犹太人！难道我要永远和犹太人打交道吗？”
苏菲在他不耐烦前赶忙住了口，意识到她的战术没能奏效；她有点急于求成了。霍斯的思维过程并不笨拙，而是像食蚁兽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精确和敏捷。刚才他问：“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而当她详细讲述时，他却不想谈论什么命运、被错抓以及反犹主义之类的事情。他的话一阵风似的刮到她身上，于是她决定改变战术。她心想：那么，就照他问的那样告诉他事实的真相，简洁，但要讲实话。如果他想了解实情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
“那么，先生，我解释一下我是怎么进入速记组的。去年四月，我刚到这里时，与女囚营的一个助理发生了一次争吵。她是管区队长的助手。说实在的，我很怕她，因为……”她犹豫了一下，思忖着是否应该对性作详尽描述，但她声音里的遮遮掩掩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是，霍斯两眼瞪得大大的，直视着她的眼睛，已经猜出她要说什么。
“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同性恋，”他插了一句，语调还是软绵绵的，困倦不堪，但不无尖刻与恼怒。“又一个荡妇，一个从汉堡贫民窟抓来的肮脏的母猪！她们都该被关起来，却被错误地送到这儿，让她们对你们——对所有的女犯人进行管教。真可笑！”他停了停，又说，“她是个同性恋，是吗？她向你示爱，对吧？一般都会是这样。你是个漂亮女人。”他又停了下来。苏菲想着她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这有什么意义吗？“我鄙视那些同性恋者，”他继续说道，“一想到那些人干的那些肮脏事——动物般的兽行，我就恶心。我甚至连看她们一眼都觉得无法忍受，无论是男是女。不过，当人们被监禁时，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苏菲眨了眨眼睛。像看一部快速回放的滑稽动作片似的，她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