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他不用再见到她是多么开心之类的话。我还从未听过有人哭得像苏菲这样凄惨。不管怎么说，她走了以后，他把行李放进另一辆出租车，朝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弗兰特布西大街的方向去了。我想他一定是到森林山他哥哥那儿去了。”
“走了，”我喃喃地说，又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
“永远地走了，”他说，“我是说永远清静了。那家伙是个假人！但是苏菲——我真为苏菲难过。苏菲是个好女人，是吧？”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轻柔的海顿将那间被遗弃的可爱房间装满抑扬忧郁的乐音，更增添了我的空虚和失落感。
“是的，”我终于说道，“我知道。”
“奥斯威辛怎么啦？”莫里斯·芬克问。
第九章 受害者和帮凶
在有关纳粹集中营的诸多文章中，没有比乔治·斯坦纳更具洞察力和富于激｜情的了。我读过他的《语言与沉默》一书，就在它出版的1967年——那一年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即使把它是发生在布鲁克林的那些故事的二十周年这一点忽略在外。上帝啊，我认识苏菲、内森，还有莱斯丽·拉普德斯，已过去整整二十年了，真是白驹过隙！我在耶塔公寓备受煎熬终于写就的那部家庭悲剧业已付梓（它受到的欢迎远远超出我那年轻的希望）；此外我还写了其他一些小说，以及一些在六十年代盛行一时但枯燥乏味的新闻文章。但是，我那颗仍然向往文学的心——仍像胡爪鱼一般垂死挣扎着。令我高兴的是，1967年，那部作品的出版使这种濒死状态宣告结束，不仅使我个人获得成功的满足，同时还实现了作为一名小说家对哲学和美学的要求，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虽然事后证明，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它的结局。不过，这是另外一码事。如果人们能谅解我的娇纵的话，我会直截了当地说，那一年是我的丰收年。
但事情往往难以完美无缺。多年努力后一旦获得成功，往往使人陷入一种灰暗的萎靡不振的危机状态。许多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就像经历一次死亡。人们总想重新回到那潮湿温暖的子宫，重新变回卵的状态。然而职责会一如既往地召唤你。我又一次想到了苏菲。二十年了，苏菲以及她的生活——过去的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内森，他和苏菲的冤冤不解、纠缠不休以及最后的恶化，那可怜的金发波兰宝贝因此坠入绝望与毁灭的情形。这一切盘旋在我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挥之不去。那年夏天的情景犹如老相册中黑色纸页上的一张泛黄的照片，随着我步入中年而越发陈旧和模糊不清，然而，那年夏天的痛苦仍叫嚷着要一个解释，于是在1967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开始认真思索苏菲和内森的悲剧命运。我知道我早晚会旧事重提的，就像多年前我成功地对另一个年轻女人——玛利亚·亨特做过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过了许多年我才开始写苏菲的故事，但我在那段时间里做了充分准备。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史料，于是大量翻阅了《集中营的世界》一书；同时，乔治·斯坦纳的文章带给我一次认识上的撼动。
“虽然我经常写某种东西，但仍然抓不住它，那就是时间的联系。我试图把它们放在能被人们所理解的角度去表达。”乔治·斯坦纳写道。他刚引用了两名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悲惨死去的犹太人的例子。“梅林和兰纳被处死时，许许多多的人们正在两英里外的波兰农场，或五千英里外的纽约，酣睡，饱食，或看电影，或Zuo爱，或为是否看牙医而焦虑不安。这正是我的想象力的受阻之处。同时发生的两种秩序截然不同，与人类的任何一种价值准则相悖。它们同时存在，完全是触目惊心的矛盾——特雷布林卡为一些人所建，同时为另一些人所允许存在——为此，我一直对时间的联系迷惑不解。难道正如科普小说和诺斯迪克教义所暗示的那样，在同一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种类，与‘好时光’如影随行的，必定是如同撒旦之网的野蛮时期吗？”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也认真地思考过，也同样对时间的联系迷惑不解——例如，我已或多或少地提到我在1943年四月的第一天所干的事。那天，苏菲走进奥斯威辛，落入“活地狱的魔窑”。而1947年的晚些时候——苏菲的苦难历程开始后相对重要的一段时间，我绞尽脑汁想让自己回到苏菲走进地狱大门的那一天，1943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我找到了一些线索。父亲的来信证实了我的行踪，使我回忆起那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苏菲踏上奥斯威辛火车站的站台时，正是北卡罗来纳罗利城一个美丽的春日上午，当时我正拼命往肚子里填香蕉，已经吃得快要吐出来了。这是为几小时后参加海军陆战队的体检所做的准备。我那时十七周岁，身高已超过六英尺，体重却只有一百二十二磅。我知道必须增加三磅才能勉强达标。我赤裸着站在台秤上，胃胀鼓鼓的，像一个备受饥饿后狂餐一顿的灾民，面前是一位稍稍年长的肌肉结实的征兵中士。他盯着我那豆芽一般瘦削的身架惊叹道：“基督耶稣（还顺口说了一个有关愚人节的粗俗笑话）。”我以几盎司的“优势”勉强通过了体检。
那一天我还没听说过奥斯威辛，也不知道什么集中营，什么欧洲犹太人集体灭绝，甚至不知道纳粹。对我来说，那场世界大战的敌人是日本人。我完全不了解盘旋在诸如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贝尔根—贝森这些名字上空的灰色烟尘意味着什么。但对大多数美国人，实际上对大部分生活在纳粹恐怖范围之外的人来说，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同一时间存在不同的秩序，彼此一无相似也绝无交流，”斯坦纳继续写道，“或许对我们这些没有亲临其境的像生活在另一星球上的人来说，这是必要的。”太对了——尤其当成千上万美国人认为罪恶的化身并不是纳粹（这一点常被人遗忘）时。尽管纳粹是那样可怕和令人畏惧，但云集于太平洋上的日本士兵更像一群散乱狂燥的猩猩，给美国本土构成更大的威胁，且不论他们那更可憎的黄｜色皮肤和猥亵行为。但即使这么一点狭隘的对东方噩梦般的仇恨也并不真实。大多数人几乎不知道纳粹的死亡集中营，这使得斯坦纳的反思更具有启发意义。“同一时间的不同秩序”的连接，当然——对我们不在场的人而言——是在场的人，把我带回到苏菲身边，特别是带回到苏菲和党卫军的集中营长官鲁道夫·弗兰兹·霍斯的关系上。
我曾好几次提到过，苏菲对有关奥斯威辛的事一直保持缄默，对她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始终闭口不谈。由于她本人（她曾对我承认这一点）一直很成功地麻醉自己的大脑，不让它回忆集中营的事，所以无论我还是内森对她的过去都了解甚少（尤其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惟一了解的只是那种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即她差点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多种传染病。所以，那些沉溺于本世纪的野蛮暴行并为此精疲力竭的读者们在此可以省去对残杀，毒气，拷打，虐待，残无人道的医学实验，缓慢死亡，灌吃粪便，疯狂嚎叫等等足以载入折磨史册的详细内容的了解，它们已被以下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用饱含心血之笔写入了编年史：塔德乌兹·勃洛茨基，让·弗兰克·斯坦纳，奥尔加·伦基尔，尤金·科冈，安德烈·斯瓦尔兹·巴特，埃里·韦塞尔，以及布鲁诺·贝特尔亨等。对苏菲在奥斯威辛度过的特殊日子，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告诉读者。或许这有些扭曲，但我决定要真诚地这样做。即使她已决定向我或内森暗示她在奥斯威辛二十个月里的可憎的分分秒秒，或许我还是只能强行揭开这层面纱，因为，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那些未曾亲自卷入这种极度痛苦之中的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一个幸存者——埃里·韦塞尔曾写道：“……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我不知道这些话的确切程度，但我却意识到了它存在的风险。
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纳“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琐碎无益的争论”这一观点。我也不认为“在某些现实面前，艺术的再现是不切实际和微不足道的”。我发现了蕴含其中的一丝真诚，尤其是因为斯坦纳也没有保持沉默。确实，正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奥斯威辛的罪恶长时间保持着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远不可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多么不深刻；斯坦纳自己也补充说，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许了解了苏菲，就可能对奥斯威辛有了一丝了解，因为苏菲至少是一连串矛盾的集合体。虽然她不是犹太人，却承受了每一个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后才得以幸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受着超过大多数人的深深的痛苦——我想这需要得到证明。（许多犹太人根本无法看清纳粹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狂暴本性后面的东西，因此作为犹太人的斯坦纳，他对犹太人命运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谅的空洞。他对大量的非犹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极为简略地一笔带过，而事实上他们在集中营里与犹太人一样被无情的杀人机器吞没，虽然这一过程有时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如果苏菲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像一片无助的随风飘飞的枯叶，像她的许多已罹难的同胞那样是没有意志的生灵——她或许只是迷失在布鲁克林风暴中的可怜虫，心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上，在奥斯威辛（这些是那个夏天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还是一个帮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这参与是如何偶然、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化成的青烟从比克瑙的大烟卤里缭绕升空。每当站在她的俘获者，鲁道夫·霍斯那间屋顶阁楼的窗户旁，穿过窗外那片已干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张望时，她总能看到它。那时，她心里只有无法压抑的愧疚——她没有把这种愧疚告诉过内森；但在没有任何细微迹象的情况下，他却经常残忍地揭开它，使她无法从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谋的罪恶感中挣脱出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一直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个强烈地仇恨犹太民族的恶毒角色。
苏菲曾对我说，她在奥斯威辛期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但都没对内森提起过。第一件事发生在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天——我已在前文提到过；但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才向我述说。第二件事，就是同一年里她和鲁道夫·霍斯的短暂关系。那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或者说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和晚上，她在枫苑里对我讲的。虽然她很激动很详细地向我描绘了她与霍斯的情节，但回忆使她太疲乏太紧张，以至于她的话不时被眼泪打断，我不得不借助当时的观察和后来收集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出来。她与霍斯在那间毫无生气的屋顶阁楼里相遇的日子——就像她在愚人节的首次露面一样——我记得很牢，因为那是我的三个主人公的生日：我父亲，托马斯·沃尔夫，以及那个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将我的想象力灼烧一空的黑魔幽灵那特·特纳。那是十月三日，苏菲对此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她与泽维斯托乌斯卡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我曾追随乔治·斯坦纳对形而上的时间关系的思索问过自己，那天的斯汀戈——美国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名列兵——在干些什么呢？当那恐怖的最后的烟尘——像一顶很厚很厚的半透明的帷幕般的烟尘，用苏菲的话来说就是“你能感觉到嘴唇上沙粒的味道”——那来自雅典和希腊群岛的二千一百多犹太人化成的烟尘，像从威斯廷拉沼泽地飘移而来的雾障似的飘过她的视线，笼罩整个草场，以致分不清牧羊人和静静吃草的羊群时，我在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当时正在写一封生日贺信——那封信不久前从父亲那儿找了出来，他对我那些乏味的简短笔记大加赞赏（甚至在我还很年轻时即是如此），相信我将在文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我在这里选录了充满感情的问候语后的中间一个段落。我认为它值得选录，虽然那种学生味十足的腔调在信中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