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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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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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他们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的。于是,他就告诉他们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们骂江世荣,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个“尖”,要他们多提防他。
  这一次的旅行给他很满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荣却谈得很简单。掩蔽着他的心情,江世荣就不得不屡次屡次来求他,从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从八岁上死了父母,和刚满周岁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后,他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他成天跟着他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舅舅是个老实人,像条牛,生活压在他头上,只知道受苦,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他。他们的关系,是一同劳动的关系,像犁跟耙一样。外祖母也无法照顾他,常常背着他兄弟到邻村去讨吃。因为舅舅收得的粮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们也常常眼看着别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们是连几顿正经高粱饭也难吃到的。他就像条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壮起来。他长到了十七岁,于是他自己立了门户,他拿自己的工资来养活着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担负着捡柴,烧饭等等的事。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个道理,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他是一个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气,有钱的人都愿意找他做活,他靠着两个臂膀也就生活下来了。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八路军,他不觉的在他们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同他们讲起了过去的生活。这些从来想也不愿去想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向他们描述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难受,感觉到委屈。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压抑和冤屈呵!但他却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亲人似的,他觉得他们对他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亲切。当一个人忽然感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是如何的高兴,如何的想活跃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对他有希望,也就愿意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些,尤其当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许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于有钱人当家,来把他们死死压住的原因。
  从此张裕民不去白银儿那里了。他本来也是最近因为辞了工心里烦闷才去的。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子,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子毛驴?在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子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头,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巴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子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出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出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们伸出了拳头。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干,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子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高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干部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知道这村子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子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从此暖水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子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高兴的说:“他可露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干人。”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子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为什么是“三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来历。也许因为他伯父有过两个儿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过音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赌友在他赢了钱的时候,但现在这称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
  10 小册子
  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Jian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
  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
  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
  11 土改工作小组
  这正是八月中旬,照旧历来讲是过了七月半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从区上来的几个人打东北角上的栅栏门走进村来。区工会主任老董走到合作社去找张裕民,还有三个穿得比较整洁的年轻人,像是从县里或省里下来的。他们走到小学校的门口,卸下了背上的背包,拭着满头大汗,走过去,走过来,一会看看街上贴的标语,一会张望那正要散学了的学校的内部。
  坐在对面树底下谈闲天的人,便都悄悄议论起来。他们都狠狠的打量他们,想窥测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究竟有些什么能耐。刚打地里回来的人,也远远站住了朝这边望。那个最惹人注意的,生得身材适度,气宇轩昂的一个,做出一副很闲适的态度和他旁边一个小孩开着玩笑。那孩子不习惯在生人面前说话,便绷着脸走开了。那个儿小些的便朝合作社走去,并且回过头来问:“老乡!张裕民在合作社么?”只有那个瘦个子倒仍站在小学门口,他和着里面的歌声,轻快的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张裕民走在老董的前面,后边还跟着李昌和刘满两个人,他们一拥就拥到了这边,抢着把背包往肩上一扛便招呼着向南街走去了。那个瘦个子赶忙来抢背包,不留心脚底下一块石头,他踢着往前扑去,冲出去了好远,好容易没有让自己摔下去,站住了脚。他望见街上的人都望着他,便朝大家憨憨的笑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来。他又赶上去抢背包,可是李昌刘满他们已经走了好远。他们边走也边呵呵的笑,瘦个子就嚷着:“咳,咳,让咱自己拿吧,咳,这哪行,这哪行!”张裕民把他们带到韩老汉家里。老汉家的西房正空着,老汉是个勤苦的人,他在今年春天加入了党,这房子是张裕民在春天提议分给他的,也是许有武的家财。房子很干净,又清静。他的儿子刚打山东复员回来,只有一个八岁大的孙子正上学,张裕民也为的是区上下来什么人,好安置在这里,叫老韩烧点茶水,照顾门户都很方便。
  李昌像个主人似的,一进屋就让大家上炕,他用着热情的眼光打量着几个来客,他惊奇的拿起一把绑在背包上的胡琴。“这就是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又兼村的武委会主任,过去是抗联会主任。”做过三十年长工的老董介绍着。他回头又介绍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们:“这是文采同志,是工作组组长,这个瘦子是胡立功同志,那小个是杨亮同志。”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给张裕民,这是区委书记关于这三位同志的组织介绍信,它说明他们代表区委会在这里执行土地改革的工作。
  他自己也参加这个小组工作。
  “你们这里有多少党员呀?”文采同志即刻用着一个调查的口吻来问了,也没有注意到杨亮阻止他的眼色。
  张裕民却只说:“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先烧饭来吧。韩廷瑞,你帮助一下你爹,赶忙烧饭;刘满,你到合作社去称几斤面来!”他也不答复杨亮要求去吃派饭的请求,并随即自己也走了出去。他到韩廷瑞的房里拿出一盏高脚的麻油灯,点燃了灯,他又向老董说:“你们先休息一会,我出去就来。”他丢下这群刚来的人,快快的跑走了。这时房子里还剩下一个李昌,他舍不得走开,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调着弦,一面就问胡立功:“你会唱梆子么?”文采走到房门口张望,黑了下来的院子里很寂寞,对面厨房里又拉开了风箱,水气在灯光下升腾,孩子、女人、老头都挤在一个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热闹。他又转过身来找老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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