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亲戚探视。她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走吧，老头子，没有我你会死在这里的。”
就这样，他们成了流浪汉，在教堂门口乞讨，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他们用积攒的一点钱在一个半废弃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屋。老头子又开始画圣像，他们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来盘查他们，而他们的护照丢在老人院了。结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
当时是冬天，老太婆等了两个月，然后又溜出来接老头子。他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行乞，随便找地方过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踪他们，而且很快全铁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这对老夫妇。他们把他俩当罪犯来追捕，一次次把他们送回老人院。但他俩总能设法取得联系，而且总是老太婆先逃出来去营救老头子。他是她的幸福。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与初恋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发现自己能腾云驾雾。
明天大概是个不愉快的日子。单位里的人们又开始对一个同事发起攻击，这是令人厌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会料理家务——这倒是真的，论过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们没能省下钱买一套房子。
可我问你们，一个月就260卢布，能省下钱去买房子吗？这点儿钱只够打发日常开销。我很生气，也没跟丈夫说，就一人去了基罗夫斯基，只想看看绿树和蓝色的大海。这对我的心情很有帮助。那里的气候，很适合我的心情。时而阴云掠过，还会下起毛毛细雨；时而太阳喷薄而出，雨珠闪闪发光，令人精神振奋。
我来到海滩的一隅，这儿游人稀少，因为附近没有咖啡店，也没有娱乐场所，这却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滩找到一棵枯树，我坐到上面，眺望着海湾、海岛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气、沮丧和愤慨变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宁静。
我正坐在那儿忘情沉思，突然走过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着民航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热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觉到。谢天谢地，我想，至少他没打算停下来和我搭话。我特别不愿意有人在这时来打扰我。但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坚定地朝我走来。我立即调动起一副怒容准备赶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说：“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会遇见你，刚才我还想来着。还认识我吗？”
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从面前这个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个久别了的小伙子。
“阿米兰，是你吗？”
“当然是埃”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诉我，你生活的怎么样？”
“很好。我还在飞。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儿子。我还想要第三个。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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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他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瞧，是个格鲁吉亚美人，旁边还有两个男孩儿。
“你怎么样？”
“也结婚了。还没孩子，打算要一个。丈夫长得也不错，可惜我没带照片。你怎么认出我的，阿米兰？我变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飞行时总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象这些年来你会变成什么样。我老担心你已经变胖了，想象中一见你发胖，你就不能腾云驾雾了。可实际上你没胖，谢天谢地。”
“你说什么，你飞行时能看到我？我怎么能腾云驾雾呢？”
这使我很惊讶，心里想的是，但愿他别走，告诉我他还在爱着我。但他微笑着说：“知道吗，我飞行时常常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回忆过去所喜欢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这些。当我在黎明或黄昏飞行时，差不多总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们唱歌儿。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时我也看到过去的爱，包括你，我最初的恋人。”
“你是怎样看到我的？”
“很简单，我看到这调皮的小丫头儿快乐地驾着云向我飘过来，或是从陡峭的云端跳下来，在蓝天中漫游。有时她飘到我的窗口，冲我扮鬼脸，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树，而我够不着你，你就逗我，还记得吗？当附近有带电的云时，我常常看到，像我们初次相遇那天一样，你正在大浪中挣扎。
还记得我怎么救的你吗？“
“当然记得。还有呢。你还怎么看到我？”
“有时透过云雾看到你的脸，那是一张已经成熟的脸，但总是朦朦胧胧——我不知道你长大后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要仔细看看你。”
“真有趣儿，阿米兰。你年轻时就挺浪漫，现在又变成了诗人。”
“诗？瞎说。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与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爱娜蒂拉，不爱别人，但在空中我拥有所有我爱过以及爱过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漂亮姑娘。但我见得最多的还是你：唯有你驾云而行。你大概不记得过去的你，但我每次飞行几乎都看到你。”
我吃惊地望着阿米兰，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我还存在于另外某个世界，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轻时我羞辱过你，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么会有羞辱？”
“既是这样，你不想跟我回家见见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们在这儿就分手吧。下次飞行我还会看到你的，那将是忧伤、成熟的娜塔莎，孤独地坐在云端，朝我微笑，然后挥挥手，飘然而去。”
“我们分手了，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时特别愉快。从此以后，每当我感到忧伤、烦恼，或有人伤害我时，我就会想起那次会面，并对自己说：你们可以说让我讨厌的事情，伤害我，但你们不知道此时我正驾云翱翔蓝天，有人在用充满爱意的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向他招手致意。于是便想象我在向阿米兰飘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却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鲁吉亚小伙子所给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够理解，娜塔莎。”瓦伦蒂娜说道“”你的幸福是别人给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学到的。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讲？“
“当然。”爱丽什卡叫道。“我们也想学学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这会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爱玛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撑破了。只有我们这些没找到归宿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故事呢。”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获得幸福的诀窍。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鲁沙出国后不久。在他临走时，我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过夜。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的鸳鸯梦再也不会重温了。我也不愿那样，但我还是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天，我路过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
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象个侏儒，而且还驼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象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
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
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时刻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
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
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