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什么也没猎着。”
我的朋友丽莎是从西伯利亚的阿尔塔来到列宁格勒的，过去一直同父亲住在一起，她父亲是个有名的猎手，她后来为求学来到列宁格勒。毕业后留了下来，并找到了工作。她总念叨食品问题：“在你们这儿买食品就跟我们阿尔塔打猎一样。想吃肉了就拎着枪去泰加森林中打一只野兽或野禽。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你们不拿枪，而是拿提兜儿，除此以外就看猎手的运气了。你还必须得有猎人那样的耐心。在我们那儿是蹲在隐蔽处等一只松鸡，而在这里是排几个小时的队等一只肉鸡。另外你还得有直觉能力，以便于你去的那个商店恰好有你要买的东西。就像在泰加森林中一样，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应该在那边那个角落等待猎物出现。”
所以，无论何时，一提起到商店买东西，她总是满口狩猎语言。例如，她总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猪肉香肠吗？我刚打了两公斤，我们一人一公斤。你什么时候来拿呀？”
丽莎的猎人直觉帮了她不少忙，朋友们没人像她那么能猎取食物。但显然她今天不走运。“你想吧，我为打橘子等了两个小时，可等挨到了又没有了。到另一个商店又听说苹果一小时前就完了。我跑了许多商店，最后连自由市场都关了。
他妈的，要是能给我的小崽儿弄点好苹果好桔子，我宁愿用五倍的子弹。“
丽莎所说的“子弹”指的是钱。她常说：“爱丽什卡。我的子弹没了，你能供我十颗八颗的吗？”于是我借给她钱，到开工资时她再还我。我俩发工资的时间安排的挺合适：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她领工资，第十天和第三十天我领工资。
所以没钱花时我俩可以互相借。
丽莎的双胞胎还不足五周岁，从一入托儿所就开始患病，幸好他俩总是一起得病，要不非把她拖垮不可。她上班时总是副脏兮兮的样子，因为孩子经常病，顾不过来。她丈夫是个好人，但帮不了什么忙。做父亲的不发给照看孩子的保健证，只有母亲才有。我望着丽莎，她为没买到东西而感到那样泪丧和不安。此时我心中油然升起伟大的英雄感，这种崇高的感觉驱使我决定把香蕉送给她。大包围时人们尚能共享一块面包，何况这只是香蕉。长期没有这东西也活过来了，再有一百年没有照样能活下去。起初我想分一半儿给她，但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一公斤全部给她。因为只有七个香蕉，你不可能分得那么匀。我得意洋洋的问她：“丽莎芙塔，你的双胞胎吃过香蕉吗？”
“还没有。他们听到过，那是在我给他们读吉卜林小说的时候。他们问我香蕉是什么样的，为了不吊他们的胃口，我说它就像土豆拌白糖。”
“哎，丽莎，把这几只香蕉给你孩子吧。一公斤，给我两卢布。”——我把袋递给了她。
丽莎接过袋打开一看，禁不住尖叫一声，声音之大半条街都听得见：“爱丽什卡。这对他们意义太大了。它将使他们立即好起来，会像免子一样蹦到房顶上去。等等，你自己不留点儿吗？”
“不，不用了，他们每人只卖给这一公斤，况且我并不怎么稀罕这东西。”
我真傻，真不该那么说，为此我后悔了好长时间。要不说不稀罕香蕉，我就可以要一只，但话说出去就不好意思再要了。不过，想到孩子们会那么高兴，我心里感觉很好。我和丽莎高兴地回家了，对今天的狩猎十分满意。
哎，你们认为怎么样？这算不算高尚行为，我多么喜欢香蕉埃女人们一致同意，爱丽什卡的行为无疑是真正的英雄行为。
爱玛说：“你瞧，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妇女多么幸福，是吧，佳丽娜？我们得到一件特别的东西足足能高兴三天，你还总抱怨政府。西方妇女的生活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姑娘们夹塞儿买到一件合适的｜｜乳罩会高兴得不得了，家庭主妇们节假日‘射’到一公斤薰肠能高兴半天，这样的乐趣西方人懂吗？
当然不懂。所以我认为他们生活很可怜，缺乏意义。“
“没错儿，他们体验不到我们的幸福。”佳丽娜笑着说，“但愿我们也体验不到。”
“我常想，”娜塔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儿有没有一种食品或其它的东西供应从未断过。”
“我们来个比赛，”拉丽莎提议道，“看谁能说出一件货架上从没缺过的东西，而且是从不用东跑西颠去找的东西。我先说：火柴。”
“不对。去年火柴厂大修，他们又想不到从外地进货，我们每人配给两盒。水壶。”
“不对。有一次我到莫斯科买的水壶。”
“熨斗。”
“我们的奶奶过去常用的那种结实平滑的熨斗五年前就买不着了。”
“肥皂。”
“别提肥皂了。几年前有一次过新年，除了通常的蛋糕以外，我还给婆婆带去了一块洗衣服用的肥皂，可把她给乐坏了……”大家都笑了，因为举了一大串，发现没一东西没脱销过。
她们提到了墙纸、衣夹、发卷、毛巾、饭锅、茶杯、盘子、洗衣粉、啤酒、袜子、暖瓶，以及最基本的药品、奶瓶、鞋带、牙膏、床单、刀叉、钢笔、学生练习本、课本、运动衣、妇女和儿童的内衣、钉子、地板蜡、刷子、扫帚、墨水、复写纸、打字纸、烟、酒、避孕药、头发卡子、花盆、针线，等等，等等。
奥尔佳赢了这场比赛。她提出的是盐，女人们一致同意列宁格勒战后从未缺过盐。真的，吉娜评论道，有时这儿的盐还真不坏。
“瞧，我们运气多好。”爱玛又要开玩笑了。“我们总是匮乏，但由此带来了多少潜在欢乐。要是在黑市上买件东西需要多付出两倍的价钱，而你设法通过关系用平价搞到手，那才叫真正的幸福呢。”
爱玛给女人的幸福下的定义把大家逗乐了。然后她们开始讨论明天的话题。
“就谈幸福的女人如何？”
“爱玛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倒是可以谈谈女人的烦恼和不幸，这可大有说头。“
得了吧。这是谈不完的话题……“
“最好谈谈令人高兴的事，”爱丽什卡说。“还是以幸福为主题吧。幸福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最后大家同意了。
第十天
幸福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则。
我小时候最悲惨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这一天我跟妈妈去浴池洗澡。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浴池，就是梅奥罗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队，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楼的女部。进了更衣室，要牌儿，按牌上的号码找锁……这些算起来要花一到三小时。
等最终进了浴室洗上澡时已是精疲力尽，累得我们连话都懒得说。妈妈总要给我彻底洗一下头。那时我留着长辫子，她之所以那么关心我的头，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处都有虱子，连浴池都很脏。接着她给我搓背，然后各人洗个人的。
擦洗完毕，我就跟母亲坐在石凳上用凉水冲一下身子。当然我自己还有事要考虑，有时我要朗诵课文，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星期一要提问的。我现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时间玩儿了。
学校布置让我们学一首诗，一首赞美我们幸福童年的诗，好像说的是，假如列宁活着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面带微笑，亲切地问候我们。
“你们好吗，孩子们？”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遗愿已经实现。“
正当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读这些朴实的诗句时，突然旁边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许多花纹。背上是一条帆船，一只铁船，一只铁锚，铁锚上缠绕着一条蛇，另外还刻着许多字。当她转脸时，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宁头像，左胸上的题词是：“生活中没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贤语录，而且我也喜欢列宁像。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学生，我忍不住对她说：“对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写错了。‘幸福’这个词您少写了一个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么区别吗？怎样拼写都没关系，反正还是没有幸福。”
妈妈拍了我一下，让我别打搅别人。
我回头又背我的诗，但那位女士的纹身总在眼前晃动。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这样在身上刺点什么。我真的喜欢列宁老爷爷的像。
时间到了，我们去穿衣服。换上干净衣服，妈妈就领我到小卖部喝汽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开始妈妈和我一人一瓶不带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买一瓶，这回是带果汁的。我有权选择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樱桃。当我把汽水瓶举到唇边，闻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溅到脸上时——那是何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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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备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败。但每当我设法摆脱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总是跟自己说：“那好吧，你现在可以喝一杯不带果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轻松一下。要是一杯带果汁的，那绝对是一种奢侈。一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妇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列宁头像怎样了。他还会那样微笑吗？“生活中没有幸福”，那句神圣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迹模糊了。但无疑这更强化了它的悲惨意义。
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当她们把我刚生下的孩子抱给我看时，我清楚地感觉到小汽水泡儿溅到了我的脸上，闻到了木莓的香味儿——苦难之中幸福的象征。
完了。现在请吉娜给我们讲讲她流浪时是否遇到过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自言自语着：“你知道吗？
你甚至在监狱和劳改营中都遇到过幸福的人。我们营房曾有一个月的幸福时光。一只小猫奇迹般地从安全网钻了进来。我们把它抱进营房，逗它玩儿。它是一个多么机灵的小家伙儿。
你大声一喊：‘瓦斯卡。猪来了。’它会立即跳到炉子后面，呆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
“后来一个看守用枪射死了它，因为它闯入了禁区。那个看守还开玩笑说：‘我打中了一个逃犯。我必须申请调离。’”不错，劳改营里也有幸福，流浪汉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给你们讲个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她老头儿，为了老头儿的幸福她战斗了好多年。“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与费莱蒙和鲍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过说的是现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带下车，然后被送到了一个特别收容中心，那里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释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狱。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发落。那儿有一小撮儿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全都没护照。两个吉普赛人，一个贼，一个流浪汉，还有个白发蓬乱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无话，老是坐在铺上作祷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让我看一眼我的老头子吧。求您了，亲爱的。”
她乞求、哭闹，看守无奈，只好把那个灰发、驼背的小老头儿从对面男监带过来。老太太把老头上下打量个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说：“老头子还在这儿，今天他们没把他弄到别处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俩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间小屋里。没有养老金，因为他们过去是集体农庄的庄员，那时庄员是不发养老金的。他们怎么生活呢？老头儿在家画圣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卖掉。他们不富裕，但也过得去。后来他们那个地区得到开发，其他人都迁进了新楼房，可两个老人没人管。当局决定推倒他俩的小屋，把他俩送到老人院。他们不会给他俩楼房住，因为他们没养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两口被分别送到老人院，一个在男院，一个在女院，男院和女院还不在一处。俩人不可能不惦记对方，他们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两棵长到一起的老树一样。
老头子郁闷不乐，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坚强些。她从每顿饭里省下许多面包，晾干后装在枕头套里，然后一天夜里带着面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头子，她坐公共汽车没付钱，还乞讨了些钱，在莫斯科周围都找遍了，最后总算找到了老头子。她假装是探视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许亲戚探视。她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走吧，老头子，没有我你会死在这里的。”
就这样，他们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