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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情爱小说，封面毫不含蓄地印上“我的情爱自传”。据说这部小说有相当的真实性，作者确实有一个类似格兰姆的异性朋友，在惨剧中丧生。这触发了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但既然叫做小说，我们就不必拘泥于事实，它肯定是加入了虚构的成份。实际上，这部情爱小说是典型的虚构小说，显然是按照西方图书市场的口味来打造的标准小说。
这部小说以新的笔调书写了东方（中国）女子经历的种种情爱变故，与过去的小说有所不同，这部小说不再有那么强的东方中国的视点，也不强调那些东西方冲突的要素，相反，这个东方女人（主人公）却是怀着爱的本能去寻求自己的生活，它确实是最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部关于中国女人在西方的小说。也许是离开中国十多年的缘故，贝拉也许已经融入了西方文化，它反映了海外年轻一代的中国女性作家新的视野与价值观念，她们可以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文化与民族的人们的交往关系，表达更为单纯的个人情感需求，以及关于人类生活幸福的理想。这些观念越来越少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那种意识形态印记，作者无需刻意书写横亘在其中的所谓的民族、国家、文化障碍，她更感兴趣的是那种内心纯粹的爱欲，充满传奇性与伤痛的情爱经历。
因此，这部小说在写作情爱方面，显得目的单纯明确，这使它可以集中力量去展示情爱关系的内在构成。小说始终以激越的抒情笔调，去表达个人情爱的那种最内在的绝望感，以及反抗这种绝望所迸发出的激烈爱欲。
在绝望中激发爱欲，就是这部小说对情爱的绝妙表现方式。这部小说一开始就切入了这样的情感氛围。二个异国男女在飞机上邂逅，年轻的女子沉浸于丧夫（或未婚夫）的悲痛中无力自拔，而另一个情爱圣手就在身边体贴关怀。这是在内心情感深化与道德意识强化的双重背景上展开的情爱故事，因为它所遭遇的阻力障碍，使得这样的爱情难能可贵。我们的女主角一直被悲伤所控制，沉浸在丧夫的痛苦中，她不顾一切地抗拒，这使她显得道德感很强。高贵中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当然也使她的更有份量。经历过短暂（二天）的道德感的摇摆之后，她终于主动扑进那个跨国经理的怀抱。在悲痛中放纵情欲，还有什么样的淫荡比它更有魅力？当然也没有什么爱欲比它更纯粹了：“欲望这东西真是垂死还会挣扎的，尽管如此，我的脚步已从痛苦的深渊在向天国的车站步步迈进，眼前的这个男人竟还能让我的女儿身激动起来，令我神奇地感到新生细胞带来的活力，我微微睁开眼睛，他目光痴迷，仿佛是重拥了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从双眼里喷射出火焰，要把我熔化掉。”（见中文版，第48页）经历过丧夫之痛，只要克服道德障碍，由此获得的无限的欲望表达和无边的快乐，他们的身体这么舒展，像两片土地覆盖在一起，激越地碰撞着。以至于在恍惚中出现了法国作家左拉笔下牛交媾的场景。在这样的时刻，最美妙的极至的爱欲，当然不是什么人类精神的升华，而人性中的兽性的激发：“我想人一到了床上，怎么就像牛一样有着强有力的欲望？兽性是不是最真实的人性抑或人性中最真实的东西？”（同前第49页）
这部小说在叙述上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情爱的绝望感一开始就是一个结果，就是难以逾越的生存障碍。与其说这样的悲痛太强大了无法承受，不如说是如何重新获得爱，现在变成一个更为严峻而艰难的问题。这个最后出现的绝望感，在小说的叙事中就置于首位，它潜在地支配着故事的讲述。因而这部小说始终在一种绝望的压抑感底下来发掘热烈的情爱，丧夫的痛苦与其说象一片阴影，不如说象是一盍聚光灯，它照彻了那些情爱的内在深度，使所有的情爱都显露出绝望的诗情。对格兰姆的爱（及其痛苦）始终在场，它是绝对的真实的爱，其他的爱就是替代和补充。在小说叙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叙述功夫做得非常充分，在中国上海，唯一的一次婚姻带来身心伤害，遭受屈辱才逃离家园。在东京与小她五岁的男孩海天倾心相爱，这种爱也带着姐弟恋的潜在乱仑的绝望感，它伴随着一波三折，结果在婚礼上格兰姆抢走新娘……，海天也成为情爱的牺牲品。这个内心如此渴望真爱的女子，她以及与她发生恋情的所有的男子，都是命运悲剧的角色。最后，并不出人意料，那个豪情万丈的跨国公司的白马王子，也是悲剧的受害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里的情爱是被深深打上悲剧印记的，在这种氛围中，作者对情爱的表现就可以采取淋漓尽致的笔调。还有什么比对绝望爱情的表达更为自由的呢？越是热烈的笔调，越能激发人们的同情，越能揭示爱的质量。所有的绝望汇集在一起，造成了与格兰姆的爱的绝望的顶峰。从这里可以见出作者在叙事方面的才华，她对情感节奏的控制技巧，对人的内心的挖掘与刻画，以及对东方女人命运的巧妙处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书写还是颇为典型的东方情调，在压抑底下来抒写爱欲，在绝望中来表达人性的理想，这部小说还是把人们带回到了东方（中国）的情感氛围中。文学艺术是一种文化最内有在的情感体验，它总是无法摆脱它旧有的情感记忆方式，正如这部小说，在它更为内在的情感氛围表达方面，它还是隐含着浓郁的东方情感――那种压抑与绝望的诗情。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它既具有更为共同性的那些价值观念，同时又有非常内在的民族情感记忆方式。
这部小说试图表达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的观点。叙述人在灾难的背景上来叙述爱情，这当然是对好莱坞的经典模式的挪用。就近的就有电影《泰坦尼克号》，赚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无数青年男女的眼泪。在这里，贝拉这部小说的故事被植入到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它揭示了个人被历史冲突剥夺了爱，也剥夺了生命价值这样巨大的伤痛。“我的情感自传”因此在追问历史的正义性，对那些非正义的历史冲突提出控诉，这部小说先天性拥有了一种宽大的情怀。作为小说，作者并没有去追问的悲剧的根源，但她提出了一个异国的女人，在这场悲剧中失去了她的情人这样一个问题。她在反复倾诉，也是在深入探寻。她是如此深刻地爱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失去了，她承受了灾难的后果。这是对爱的探询，也是对爱的再次呼唤。正如小说在结尾处所表达的那样：“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爱早已超越了种族，生命却往往不可预知……，从爱一个人开始，爱这个大千世界。”这是作者的理想，也可以看成是这部作品试图表达的思想内涵。爱可以拯救世界，尽管叙述人／作者失去了爱人，但她要通过对情爱经历的梳理，通过重温那些爱的绝望，以及在绝望中透示出的诗情，让人们体验到情爱对人类生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
2003…7…24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晓明，男，44岁，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mail： cxm59@
孟繁华：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q…
……评《的生死婚礼》
文/孟繁华
贝拉的小说《生死婚礼》在中国出版之后，迅速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贝拉，这个在中国文坛陌生的名字，骤然间成为文坛新星，她被反复地书写和谈论着。她似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和神话：这部小说不仅在中国畅销流行，而且还将走进美国、日本、法国的图书市场。更令媒体兴奋的是，据说好莱坞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巨额买断其影视改编权，并由曾执导《泰坦尼克号》的国际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媒体声称，如果签约，这将是美国好莱坞首次以巨资买断中国内地出版的中文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这些刺激性消息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消息一旦不胫而走，它所带来的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媒体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主流批评界熟视无睹的缄默。这个现象本身，也许从一个方面未作宣告地印证了这部小说的性质以及对它感兴趣的群体。
这个十几万字的小长篇，叙述的是中国留日女学生王纯洁，在中国经历的情感伤害和失败的婚姻。〃初夜〃未见〃红〃，使王纯洁的新婚一开始就蒙上了悲剧阴影。根深蒂固的〃Chu女情结〃使王纯洁成为一个现代的受害者。于是，为了逃离婚姻和家庭的不幸，王纯洁设法东渡日本。它先是爱上了比她小五岁的日本男孩海天，后来又爱上了比她大很多岁的美国老男人格拉姆，格拉姆有家室，海天家里又不同意婚娶。但〃纯洁〃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两个男性之间。海天对纯洁的追逐非常激烈、坚定、至死不渝。两个人终于踏上了结婚的红地毯。但作家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场景：格拉姆在他们的婚礼上飞车赶到，格拉姆抢走了身披婚纱的新娘。女主人公在犹疑不决中被格拉姆裹胁而去。然后，他们找到一个旅馆疯狂地Zuo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格拉姆在事件中遇难，海天离开了纯洁之后跳了富士山。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好莱坞式的小说，被一些人看作是〃杰作〃，作者被认为是写情爱的杰出作家。小说最〃摩登〃的表达是个人生活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小说有一句话，是纯洁内心的独白：我觉得一个女人是完全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这句独白是小说主人公命名的最具讽刺意味的诠释。更致命的是，小说还要搭乘美国诉诸全球的反恐意识形态，它搭乘的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时尚。这种奇怪的文学〃时尚〃，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它就像虚假的广告和中产阶级杂志一样，以幻觉的方式去诱导、迷惑善良的人们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因此，《的生死婚礼》的〃摩登〃，已经不是〃小资〃的〃摩登〃，而是中产阶级的〃摩登〃，是〃跨国文化资本〃的浅薄炫耀。
另一方面，小说中描述的中国/日本/美国，也无意间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中国丈夫的愚昧、固执、昏暗和令人发指的不能容忍，日本情人樱花般的纯情、惨烈以及美国情人的多情、成熟和对情感的执着，都跃然纸上声情并茂。这个故国/东洋/美国的情感之旅，总会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王纯洁的内心向往以及这个向往的意识形态性。
《生死婚礼》出版的同一时期，中国翻译出版了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一书。在中文版序言中，柄谷行人说：〃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读过柄谷行人开篇的这段话，我感到无比的震惊。震惊并非来自柄谷对文学命运的基本判断，而是来自他对文学在中国命运的判断……在经济和文学都〃欠发达〃的国度里，文学的衰落竟和发达国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究竟是文学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全球化〃像〃非典〃一样迅速曼延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柄谷所说的〃现代文学〃和我们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什么。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作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
一方面是文学在衰落，另一方面，文学的〃摩登〃化写作却如日中天。中国文学的权威报纸曾为此作过长时间的专门讨论。对这一现象我曾表示过迷惘或〃两难〃，这是因为：一方面，〃摩登〃化有其发展的历史合目的性。或者说，在现实生活里没有人反对〃摩登〃对生活的修饰。即便在大学校园里，80年代谈论的是诸如〃启蒙〃、〃民主〃、〃人道主义〃等话题。但90年代后期以来，教授们对〃买房〃、〃买车〃同样津津乐道。这种对摩登的追随几乎没有人加以指责；那么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