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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中学静静地坐落在这青山绿水之中，美丽而宁静。
在兵败之际选择这里作集结地是极为合适的。
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
文家市的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1917年，毛泽东曾到这里宣传过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思想。在文家市铁炉冲，毛泽东还住过两晚，还亲自在陈绍德的门前栽了两棵板栗树。
此时，那两棵板栗树已绿阴如盖，满树缀满了金黄的果实，在清风中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在唱着一首无字的歌，又似乎在喃喃地倾诉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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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四？一二”政变后，当地群众不顾反动势力的镇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革命口号。其后，文家市又成立了浏阳第49区自治政府，斗争了大地主彭老五，处决了大恶霸肖绍卿，这一斗争持续了40多天，不过后来遭到镇压，革命骨干或被杀或逃散。
在秋收暴动爆发后，盘踞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挨户团做梦也没想到工农革命军会打到这里。就在毛泽东率领部队赶到文家市之前，他们还正在向这里的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
陈盛南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文家市农会的主要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便转入地下活动。文家市的土豪劣绅对他恨之入骨，所以派挨户团到处捉拿陈盛南。由于群众的保护，挨户团始终没有抓住他本人，便决定先从他的家人下手，将陈盛南自己给逼出来。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4）
就在工农革命军到达文家市的前几天，团总孙发颂带领十几个团丁，闯到陈盛南的哥哥陈盛龙家里。一进门，不由分说便将陈盛龙捆绑起来。
陈盛龙的妻子一见丈夫被抓，便扑到他的身上，对孙发颂喊到：“凭什么抓人？”
孙发颂一把将她推倒，狞笑道：“弟弟欠下债，要由哥哥还。告诉你，19日要是还看不到陈盛南，陈盛龙就要当替死鬼了。”
19日这天，敌人仍未抓到陈盛南，便决定将陈盛龙处斩。
监狱外，团丁正在磨刀，监狱内，陈盛龙的妻子悲痛欲绝地给丈夫送上“饯行酒”。
就在这时，文家市四周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工农革命军一、三团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文家市。
一团突击队如两支离弦之箭，分别射向里仁中学附近的高升岭，还有一座小小山冈文华山。团防局的排哨和守敌还没回过神来，就在强大的攻势下溃散而去……
一听到枪响，团总孙发颂吓得连马都顾不得骑，就慌忙逃走，几十个团丁也如丧家之犬，四处逃窜。
三团由张子清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击溃挨户团后，迅速打进文家市。
三、
国民党正规军不断增兵平江和浏阳，达浒官渡的军队一齐扑向东门，企图以数倍兵力和精良装备，将攻入东门的工农革命军全歼，结果打错了算盘。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工农革命军却撤退到这个偏僻山镇文家市会合，他们却从未想到要在这里增兵。
随即，张子清又率领部队打进团防局，砸开了监牢，将关在狱中的革命同志和受难的群众解救了出来，陈盛龙也因此得救了。
当天下午，张子清带领部队和群众，冲进当地大土豪彭伯堂的庄院，将彭伯堂抓住，并在现场召开了近千人的控诉大会。
会后，工农革命军组织群众打开土豪的仓库，把粮、盐、油等物分给贫苦农民，革命军官兵还亲自把东西送到一些无儿无女的贫苦老人家中。
9月19日傍晚之前，主力一团、三团和二团剩余的那些人员，都先后到达文家市。
部队驻扎下来以后，立即派出政工人员和宣传队，分别到街头、农村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街头巷尾的墙壁上、柱子上到处都出现了“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等革命标语。
“咱们的队伍打来了！……”一些群众奔走相告。
文家市到处响起爆竹声，专事做爆竹的几家厂子的工人，将大捆大捆的爆竹点燃，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当地党组织带领群众队伍，给部队送来了粮食、猪肉和蔬菜，岩前的秘密农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支援队，一个名叫蔺南璋的伤科神医，听说工农革命军许多战士受了伤，立即带着他的徒弟们，上山赶采草药，将药柜里的伤科沫药全数拿来，为战士们疗伤，忙得浑身是汗。在文家市附近的专事制作茴饼的作坊，将成箱成箱的茴饼送往部队……
毛泽东浮想联翩，他对何长工说：“十年前，我就吃过这种茴饼，没想到，十年后，又吃上了文家市的茴饼，这种饼，可不容易吃上啊！……”
不过，由于这里的老百姓参加农###动后受过残酷镇压，不知道工农革命军能不能站住脚，也有不少农民害怕部队一走，土豪和挨户团再来报复，许多人白天都不敢接近那些起义官兵。只有到了晚上，才有一些人悄悄地找来，与革命军官兵们谈这谈那，他们关心的恰恰也是革命还有没有希望……
入夜后，疲劳过度的战士们都已进入梦乡，而地处文家市街后的里仁学校里，却灯火长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金黄的月亮已经爬上树梢，草丛里蟋蟀叫个不停，夜幕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瓜棚和草丛之间穿行。透过里面的灯光，空明月色之中，可见里仁学校门前，工农革命军的大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大门旁，两名士兵持抢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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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5）
（）
此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部就设在这所学校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在这间教室里进行。
人们当时都不会想到，一场决定着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这所学校里召开。
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等前委委员和师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何长工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众人便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湘赣边秋收起义后近10天来路线、军事等工作进行了总结。
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从成绩、失误两方面看待了暴动后的斗争，没有一味歌颂，也没有否定一切。
大家认为，湘赣边秋收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发动起广大农民进行斗争，在湘赣边界的广大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造成了土地革命的声势。虽然打了一些败仗，牺牲了不少同志，但这主要是形势不利造成的；同时，工农革命军刚刚创建，缺乏战斗经验，一些指挥员打了胜仗就骄傲自满，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指挥不力，也给了敌人以可趁之机。
随后，会议围绕“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
四、
在昏暗的灯光下，前委委员们围绕着部队到底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各抒己见，并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部队在文家市汇合，紧接着便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部队该往哪里去？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呢，还是后退，向湘南进军？
当时与会者自然不会想到，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不过却明白，这直接关系到目前部队的生死存亡。
身为师长的余洒度，情绪激动地侃侃而谈，此时仍是力主进攻。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暴动以来，部队伤亡很大，但我们还有力量，还有一千五百余人。还没有输到不剩一兵一卒嘛！我看还要打，还要进攻。中央、省委不是要我们拿下长沙吗？一次不成，再打！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前委应该再组织力量，打下浏阳，再直捣长沙！”
副师长余贲民有些犹豫，态度也不很明确。不过从他的倾向看，还是主张继续在当地打下去，不大赞成退却。
三团团长苏先骏这时显得神情沮丧，他虽然在浏阳东门失利后提出要继续打长沙，可是此时见到一团、二团的情况，好像没有了主意，只是表示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实在难办……”此时在苏先骏的心中，涌出一股悲观丧气的情绪。
军事总指挥卢德铭，早已成竹在胸，他不急于反驳余洒度，只是明确表示：“我们先听听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按照先听众人的意见再表态的习惯，待大家说完后就明确表示：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难道我们非要等到输尽一兵一卒时才肯罢手？”
余洒度这时又提出，“不打长沙，至少也要先打浏阳！”
毛泽东当即摆出不利情况说：“打狗还要靠面墙，现在，张国威的两个团正在浏阳屯兵守城，还有两个团驻守长寿街，而我们就剩这点血本，难道还要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客观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跟着变，不变就要吃亏。我们现在最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留下这点革命的种子，以图东山再起！”
听到毛泽东态度如此坚决，一些前委委员也有点感到费解，不正是这位前委书记在起义前传达的方针，要夺取长沙吗？如今怎么带头变了？
其实，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尊重实际的优点。从9月9日到19日这不过10天的光景，毛泽东的头脑便转过了几道弯。
早在“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便提出过“上山”的意见，显然是不主张以弱小的力量去进攻大城市。但是当时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相关领导人却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俄国1917年的时候了”，加上听到一些人激昂的表态，他一度也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于是在8月20日致中央的信中不仅提出要夺取湖南全省，还要“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6）
人的认识不可能始终都是正确的，然而深入实际的人最容易迅速察觉并纠正自己的误差，使主观与客观统一。
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秋收起义虽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但又像一声惊雷轰鸣而去。失败的事实是极其严酷的。三个团刚刚举事就遭挫败，说明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也不要说夺取长沙，就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而且自己的队伍正面临危机，当务之急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如何保存这支队伍。
考虑到以上情况，毛泽东于是在前几天的东门失利后，就提出要停止打长沙，要求部队南撤，避开眼前的强敌。至于撤到哪里，当时还无法确定，不过要向罗霄山脉方向走，总之是要“上山”找有利的地方。
为了使前委们达成共识，不致于在这关键时刻引起矛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娓娓道来。说了很多很多……
但是，毛泽东“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乡村的偏远山区”这一见解，顿时使前委委员们感到意外，也感到新鲜。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的则表示赞同。
五、
好在，卢德铭总指挥和一团党代表宛希先，立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撤退的意见。
余洒度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却仍然持反对态度，不过他却拿不出什么理由，反反复复讲的还是什么“攻打长沙是省委决定了的。我们现在全军会师了，应该立即反攻浏阳，再直取长沙。”
卢德铭说：“金坪之战的实例，已经说明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攻打城市的道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连现在这点兵力都会丧失光。”
余洒度显然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卢德铭两个人的意见和劝告。他仍坚持说道：“金坪之战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这是军事上的大忌。我们现在也同样是这样，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这更证明我们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而退到农村去躲起来，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则继续说，“我们在湘赣边界举行了秋收起义，就等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虽小，乃可燃烧万顷之田。我们这革命的火种，一定能够将旧社会烧个稀巴烂。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敌强我弱；广大农村，敌弱我强。如果死抱昨天的决定不放，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承认暂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不了解官兵的反战情绪，主张拿这点武装到大城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