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低头没吭声，没说听见没听见。下午他按照科长的旨意到分局去，见到了那位吴队长。吴队长听完他的看法，留了他写的调查材料，答应认真研究研究，还答应有了想法会及时找他。
周月谈完看法，交了材料，回到处里，不知为什么心里一下空了，那一阵上班不免有些垂头丧气，少言寡语。王科长看在眼里，没有批评，但周月有一次听到他悄悄打电话问过那位老吴，问他周月提供的那些情况到底有无价值……
两周之后，分局来了电话，请周月过去一趟，说关于优优的案子，需要“一起研究研究”。
王科长准假，周月按时按点地去了。
那天研究下来的结果让周月十分失望。但他不能否认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正规，正规得几乎让人无可挑剔。不仅此案当时的承办人员全部参加，连检察院两位主管的检察官也大驾光临。会上的讨论相当激烈，周月不能否认，激烈之外也不乏认真和诚恳。几种不同的观点互相交锋，分局内也有部分刑警支持周月的怀疑，但大多数人认为当时这案子办得还比较扎实，在前前后后多次反复的调查中，并未发现具备作案条件的其他人。从各方面汇集而来的证据基本上合法可靠，互相印证，疑点指向，惊人一致。至于本案证人及当事人之间后来合伙经商，证人不让妻子知道自己作证，不让其探视案犯，这些情况完全可以找到合理解释，行为本身也未违法，构不成推翻原案的法律理由。至于证人停车的位置与汽车维修中心现场情形不符，以及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说服力明显不够充足，更是难以成为翻案的依据……
吴队长在整个讨论中一直处于主持者的角色，本身并未发表倾向明显的见解，在讨论进入各方论点重复争辩的僵持阶段，他适时地请两位检察官发表意见。他征求检察官意见时所用的口吻，能听出这个会议已到了归纳收尾的阶段。
检察官的表态表面上听来比较中性，实际上支持了多数刑警的观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本案案犯的代理人或亲属发现本案确有新的重要证据，足以说明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有误，或者量刑不当，或者原证明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侦查。审判人员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时，可以向检察院或更上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诉，我们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处理。检察官的表态虽然迹近背诵法律条文，但聪明人都听得出来，周月提出的这些论据，一样都够不上边。
会议就在这样的基调下结束。
结束前吴队长并没有忘记再最后征求一下周月的意见。他与其说是征求周月对这个案子的意见，不如说是征求周月对今天这个会议的意见。他说：“小周，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你提的疑问分局领导也很重视，虽然大家手上都有别的案子，但今天还是把有关人员都集中起来，会上大家的意见你也都听了，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周月没有说出他有什么意见，他似乎并不想让会议就此结束，他咳嗽一声严肃问道：“吴队长，有个情况我不知当不当问。”吴队长表情淡淡反问一句：“什么情况？”周月说：“你们当初怎么突然想起要拘留钱志富的，并且还搜查了他的汽车？你们是怎么猜到那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藏着半桶没用完的防冻液呢？”
屋里一时静默，那静默让周月的胜利感油然而起。他把疑问的目光，直直地投向吴队长的眉心，坚定不移。
吴队长依然用淡淡的语气，淡淡地答道：“因为有人举报。”
“是谁举报？姜帆，还是仇慧敏自己？”
见吴队长未即答言，周月不无挑衅地又问：“保密吗？”
但周月这次没能成功，成功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轻易。吴队长用轻松的回答，简单的理由，四两拨千斤地做了回应：“那是一个匿名电话，举报人自称是钱志富的一个朋友，他说钱志富有一次喝醉了酒，酒后吐真言提到他的小妹，说他小妹杀了一个孩子，证据还藏在他的车里。举报人不肯透露身份姓名。但我们仍然决定对钱志富采取强制措施，结果证明举报完全属实。”
吴队长回答完了，在周月一时哑然之际突然转守为攻，咄咄反问：“怎么，你有证据证明，举报人就是姜帆或者仇慧敏？或是他们指使的其他人？”
这回轮到周月沉默下来，沉默中含了几分理屈词穷。好在吴队长的表情还算中庸，并未穷追猛打地将周月继续逼人窘境，他用了一种事务性的口吻环顾四周，来结束会议的整个进程。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无人应声。
“小周呢，”吴队长最后一次移目过来，“你还有什么意见？”
周月同样无法应声，他能听出吴队长道貌岸然地询问，潜伏着漫不经心的轻蔑。就像当初梅肖英反驳公诉人时说的一样，他的怀疑纵有千条万条，可偏偏没有一条足够确切！
他望着吴队长直直射来的目光，那目光同样坚定不移，他沉闷地低下头去，半晌才很不情愿地哑声说道：“没有……没有。”
在分局参加完这个会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周月的情绪比较低沉，他找我出来喝过一次酒，借酒发泄苦闷。他也知道他的调查对于推翻这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他心里就是不相信，越来越不相信优优有罪！他本来就怀疑，越来越怀疑钱志富和姜帆仇慧敏，越来越怀疑钱志富那个定人生死的证词，是他们攒的一个猫儿腻！
那天晚上周月喝得大醉，我不得打电话问梅肖英他住在哪里。梅肖英很快乘出租车赶过来了，她和我一起把周月架回了他的宿舍。在梅肖英打来热水替床上的周月擦脸擦手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周月桌上摊着的那些旧信，那是仙泉一个署名“喜欢你的女孩”在几年中向周月述说的绵绵情话，每一道笔画都流露着少年的稚嫩和动人的天真。
梅肖英给周月盖好被子，服侍他睡去。然后，她走近书桌，也注意到了那些过时的书信。
她一封一封地看着，直到我说：“咱们走吧。”她都没有抬头。
我又说了一句：“你要留下来吗？”
梅肖英这才摹然惊醒，红着脸回答：“哦，不。”
32
在秋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优优走出了监狱。
优优出狱是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她必须实行监外执行。
虽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出监的手续依然繁琐。由于当初公安机关将优优关押的地点用电话通知她的亲属钱志富时，钱志富代表他的妻子当即做了表示，不再认这个丧尽天良的人是他们的小妹。虽然现在知道他们已在西山正觉寺落脚，但考虑到优优大姐目前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考虑到其夫钱志富在本案中担当过控方证人，所以律师梅肖英建议还是由凌信诚出面申请，安排优优监外执行的居住地为好。
凌信诚当然一百个答应。
虽然凌信诚与优优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及血缘的关系，但法院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因为优优监外执行的法定理由是怀了孩子，而那孩子的父亲就是凌信城本人。
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法定为优优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而居住地的选择曾让凌信诚大伤脑筋。最后他跑来和我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在郊外山明水秀之处，租下一幢房子，既可让饱尝铁窗生活的优优感受自然的广大与鲜美，又可避开信诚的保姆和司机，他们也曾担当本案的控方证人，曾经当庭严辞指证过优优，再与优优一起生活，显然不大现实。而且凌家那间公寓，因是本案案发地点，优优一旦回去居住，恐怕看到哪里都是触目惊心！
经过一番挑选，监外执行的地点就选在了京南六十里外的清水庄园，凌信诚在那里租下了一幢临湖别墅，并且联系了附近的公安机关。一切手续齐备之后，在优优出监的那个日子，他约上我和律师小梅，一起将优优从监狱接出，直接接到了这里。
别墅经过精心布置，处处显得舒适温馨，楼上宽大｜｜乳白的卧室，最适合承载母子温情；西班牙式的两米睡床，以及床上搭配明快的大小靠包，彰显着文明的传统与尊贵；婴儿的小床也早早备好，被褥玩具一应俱全。卫生间流行的米兰瓷砖上又铺了大块的长毛脚毯，不为奢侈与享乐，只为体现家庭的熨贴和温暖。魅力的焦点则是与卧室相连的挑空阳台，雪白的罗马围槛勾勒出阳台阔大无比的实用空间。微风之下凭杆远眺，清水湖景静静人怀。晚饭通常就安排在阳台上慢慢进行，细食美酒与落日金晖一同享用，湖面上耀眼的溶液，也沉着得波澜不兴，静静倾听着一家人的杯觞交错和笑语欢声。
凌信诚为优优和这幢别墅，另外配备了司机和保姆，还配备了护士和厨师。他还特地将那位远房的姑妈从上海接来，帮他陪伴照顾优优。他告诉姑妈，优优是蒙冤入狱，他和他的朋友——指我和周月小梅等人——绝不相信优优会干那种伤天害理之事。公安机关也在慢慢调查，相信终有一天会真情大白。姑妈人已半老，善良厚道，信诚这样说来，她当然这样相信，不仅把优优看做自己的子侄至亲，而且还额外加了一份同情怜悯，从早到晚，把优优照顾得服服帖帖，无微不至。
优优出狱以后，最先提出的要求，是想见一眼她的大姐。她说她在监狱里曾几次提出希望狱方能通知她大姐来看她一眼，但大姐始终没来。她为此和监狱里的干部闹过一次，就是那次，干部正式告之于她，她的大姐已经表示和她断绝关系。“当时她虽然大哭一场，哭得不想活了，但对那位干部的话，始终半信半疑。她一被监外执行，第一个想见的就是大姐。她想证实一下那位监狱里的民警，说的是不是真的。
对于满足优优的这个要求，我们心里都不乐观。把她大姐从西山接来，难度较大；让优优前往西山，还要报告派出所批准，也很麻烦。凌信诚于是又来托我，求我亲往西山，游说优优大姐无论如何过来一趟。
我受托前往，去时还拉上了阿菊。在养性斋后院那间低矮的平房，顺利地见到优优的大姐。和优优大姐的交谈只进行了十多分钟，我和阿菊就尴尬得面面相觑。
谈话因为有优优的姐夫钱志富在座，所以进行得十分正规。我和阿菊坐在饭桌两旁，钱志富在我们侧面，坐于低矮的窗台沿上，优优大姐则坐在床边，头也不抬，手里不停地叠着几件洗净的衣裳。
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优优的近况，说她现在十分想念大姐，很想见她一面，她自己不方便出来，想请大姐过去一次。今天能过去最好了，我们正好有车来。今天不去以后去也可以，要去的话我们随时派车接。
我没想到的，优优的大姐竟然低声说道：“你们回去吧，这个妹妹我不认了，她杀人家小孩子，她这样子我不认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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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路想好的很多话，很多能让我不辱使命的话，在这“不认”二字的前提下，全部骤然而废了。我张口结舌好半天，既不能说优优值得同情，又不能说优优实际冤屈。我只能软弱地讲到亲情，亲情是惟一可以超越一切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你是她的大姐，她是你惟一的亲人，你总该去见个面吧。”
大姐听着我的劝说，眼睛却并不看我，她翻来复去叠着那几件衣服。偶尔抬头膘一眼窗前的丈夫，膘完后再次回绝了我的拉拢：“认都不认了，还去看她做啥。”
阿菊也跟着劝了几句，直劝得大姐哗哗地掉泪，直劝得大姐浑身打抖，大姐说：“你们走吧，快走吧！你们告诉她，她没我这个大姐了，我也没她这个妹妹了，你们告诉她……告诉她下辈子……下辈子……做个好人！”
这一趟西山，无功而返。我和信诚经过商量，没将实情告诉优优。我和阿菊统一口径，只说优优大姐和她丈夫到外地开店去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们。
优优问我：“我大姐，她知道是姐夫害了我么？”
我默然不答。
优优说：“但愿她不知道，她知道了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心里还会不好受，一起过日子也会别扭的，所以，她不知道才好。”
我说：“优优，你先顾你自己吧。把身体养好了，让孩子健康地生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阿菊也劝优优：“就是，你老想别人干什么，你好好让自己过好了，母子平安比什么都强。这世界我也想透了，只有自己爱自己，别人就算真爱你，也都是一时一阵的。”
阿菊那几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