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恪�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 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 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 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 10 块钱的税，你减 50％减去 1 块，我减 30％减去 3 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 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 2 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 3 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 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 95％的美国人和 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亲爱的总统，就像 3/4 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给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再现“20 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 GDP 的 50％以上，其中医疗支出也从零增长到了 GDP16％（有人预计到 2030 年将增长为 30％）。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 15 秒提高到 12 秒可能不那么难，但要从 12 秒提高到 9 秒，同样是 3 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时代，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像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像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 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 500 万个就业，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00 万400 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巅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硌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你可以说伊拉克战争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不能说它是布什专制的表现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记忆人物。尼克松为东西阵营关系缓和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大多人想起他时，无非是想起个水门事件；克林顿在外交内政上硕果累累，但人们最先想起的，恐怕还是莱温斯基那条蓝裙子；即将离任的小布什，历史又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
那还用问吗？伊战。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失败的”。
说伊战是失败的，也许为时过早；至少伊战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但代价是几十万条生命加一万亿美元加布什一落千丈的支持率加一代伊拉克人的和平加美国国际声望的陨落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还遥遥无期……合算吗？反正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觉得这笔买卖挺亏本的。
然而，这个失败仅仅是布什个人或者布什政府的失败吗？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一度从 50％蹿到了 75％——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
当然大家都可以跳出来撇清关系： 我被政府给误导了”——这正是希拉里等人“见风使舵”
的做法——“我还以为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问题不在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于即使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美国就应该发动这场战争？要知道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集权国家不少，美国挨个去打的话，地球恐怕早就乱套了。
就是说，在 2003 年的时候，有 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 年时 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像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像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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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一个人做一天、两天愤青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愤青。
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老当益愤”的愤青。
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乔姆斯基一直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越战到骂到伊战，终于骂成了着作等身的天下第一愤青，骂成了“当今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知识分子”，难怪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要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高举乔姆斯基的书，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众所周知，老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语言学家，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不是他的学术作品，是他的反美言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也许不会陌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
老乔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政府。他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阴谋论”：中东政策显然是为了石油霸权，对亚洲和拉美各国的干预是为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独立的发展模式，对干预科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