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快。一直让爹爹不满意的，就是他不思进取的性格，他真正喜欢的，是跳舞，听唱片，为女朋友照相，骑英国自行车兜风，与甄展年轻时代十分相似。朗尼出事以后，爹爹就希望他能上大学。但他没有做到。他觉得，爹爹一直将王家的堕落归罪于自己，好象要是当年他上的大学，王家的情况会就完全不同。哈尼觉得，从自己到新疆以后，王家的耻辱，就从爹爹当年的错误决定转向了自己无法在1964年考大学的事情上。哈尼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简妮出人头地，也有某种雪耻的愿望。
在课堂上，哈尼算得上是用功的学生，英文的底子不错，功课也认真完成。知识面比一班学生都要宽。做小组作业时，大家都喜欢和他一个小组，因为能得好分数。老师也常常让他朗读自己写的短文作业，并鼓励他参加下午的写作班，多学一点。那个老师，大胖子，红脸膛，是热心而自豪的美国老太太，“这是美国！你有梦想，就去实现它，不分年龄，不分种族，把眼泪擦干了吧。”她用肥大的胸脯热乎乎地贴着哈尼的胳膊，煽动他说。她觉得他应该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在美国出版。他脸上似笑非笑，四十岁学吹打之勇曾在哈尼心里一晃而过，他幻想过，也许自己真的可以在美国学出什么名堂，然后衣锦还乡。但当他偶尔在四十二街汽车总站对面，看到一家匹萨店要送外卖的人，他去问了问，得到了那个下午送外卖的工作，就打消了再加一节课的念头。那个在匹萨店送外卖的工，正好利用上了去唐人街餐馆之前的那段下午的空余时间，在曼哈顿中心区的工资和小费都高一点，对哈尼来说，又没有额外的交通费支出，是很合算的。
老师的蓝眼睛象熄灭的灯泡那样暗淡下来。“好吧，这是你的选择。”老太太难过地说。
“我很抱歉，”他说，“我需要钱，我的孩子，”
“不要对我说抱歉，这是你的事。”老师打断他说。
“是的。”他说。
从此，他和老太太就互相躲着，老师甚至不那么喜欢叫他起来为大家朗读短文了。哈尼觉得自己伤了那老太太的心，他突然在一个美国老太太身上再一次体会到爹爹的那种恼怒，这让他也恼怒起来。
哈尼的生活很紧张，他很快就将老师和写作班的事情忘记了。他一早就起床，将范妮的饭准备好，放到桌子上。然后，他坐地铁到学校上课，其实是点个卯，等老师点了名，统计了出勤率，他就离开学校，开始打工。他的同学介绍他去皇后中心里的超级市场，那里需要一个上货的工，因为那是早晨的力气活，工钱高一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是在班上点了卯以后，就出去打工。他决定要这份工的时候，心里带着对老太太的报复，他就是想伤她的心，她那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爱管闲事的心。
要忙完整整一天，午夜以后，他才放工。分好了小费，哈尼带着满身厨房里的油烟，满手的洗洁精带着柠檬香精气味，走着回家。他的双手涨涨的，因为太多时间泡在热水里。他也戴了一顶棒球帽，此刻，他体会到了戴棒球帽的好处，它虽然不伦不类，但看上去比不戴帽子要精干多了，让自己多少有点运动着的勇气。他也买了双唐人街鞋店便宜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穿，那是因为方便，在水淋淋的厨房间工作，这样的鞋子防水，耐脏，长时间地站着，也不会让脚很痛。在坚尼街上走着，能看到夜色里三三两两地走着些收工的男人们，都是差不多的打扮，哈尼想，那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国餐馆里放工回家的人。他们走路的样子都不好，都是中国男人惯常的姿势，塌着肩膀和胸脯，膝盖也不直，动作很慢，象生病的鱼一样。哈尼想，自己也一定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哈尼和一起跳舞的朋友曾互相提醒，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将身体挺直，象洋人一样笔挺。那时，半条淮海路上的人都会多看他一眼。而现在，在不夜的春街上走过，连警察都不多看他一眼。但哈尼的心情并没有太坏。在这时，他常常用手摸摸装在口袋里的现钱，那都是些小票面的钱，皱巴巴的，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钱。至少简妮可以用这些钱多申请几个大学，到美国来的时候，可以晚一天去打工。哈尼相信，和自己一样深夜放工，软塌塌地走在唐人街上的男人们，心里的想法和自己差不多。他知道这样走路，身体才最省力，虽然不那么精神好看，但是很实惠。
第六章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6）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
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为了防止万一，他甚至在护士那里说了谎，改了一个假的联系电话给诊所。
无法去诊所调整药物，哈尼只能接着给范妮吃从前的药，为了保持她的镇定和缓慢，保证她不会在他外出的时候发生意外。他知道那些药对范妮来说已经太重了，医生不让范妮再吃了，但他每次还是将那些蓝色的小药丸放到范妮手里，看着她吃下去。他心里说，等简妮到美国了，他会牺牲自己留在美国的机会，带范妮回上海去好好治病。不一会，范妮的舌头就大了，嘴也有点歪。药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范妮就盯住他，不停地问：“我的嘴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一直问到她被药物的力量完全控制住。哈尼不知道，她的嘴是不是因为吃了医生不让继续吃的药才歪的，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对范妮身体和头脑的伤害会有多大，范妮现在变得又脏又软，面色浮白，要是你不给她吃喝，她就不吃不喝，她的样子，常让哈尼想起用旧了的拖把。
哈尼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能对范妮做出这样的事来，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狠心。他几次想开诚布公，求范妮的原谅，但最后都忍住了没说，他怕一旦范妮不肯吃药，反而将事情弄僵。他说服自己要学习爷爷的冷静，范妮已经病了，总是病了，要是不找到将简妮从中国大陆救出来的方法，就伤了两个孩子，范妮更是百无一用。有时哈尼扪心自问，要是将范妮换成简妮，他是不是还有那样的硬心肠，能将简妮的病象范妮一样地拖着，让她为姐妹牺牲。哈尼想，大概自己不如现在这样容易硬起来。这时，他才理解了自己连队里那对上海夫妇。他们七岁的女孩在回新疆的路上被朋友诱奸，回到新疆的家里以后，他们夫妇就开始虐待这个女孩，让她睡在弟弟床边的地上，为了让她明白这是新疆，不是上海，不给她吃饭，为了治治上海小姑娘的娇气，打她，为了让她“皮实”一点，最后，他们将亲生的孩子打死了。当时，连里的上海人都猜想，他们讨厌那女孩子，是因为她失了身。现在，哈尼又想到那件事，他在里面发现了那对父母心里对失身了的女孩子身上残留着的娇气的恨，那种恨，很复杂，让哈尼想起爹爹对自己的感情，也想到自己对范妮的感情。与范妮相处，哈尼觉得自己受到了太大的煎熬，他受不了，所以不想在家里，周末的时候，他又在曼哈顿岛上的那家匹萨店增加了工作时间，象苦力一样忙碌，对哈尼来说，成了最好的借口，自己也竭尽全力了，为了就是在自己手里实现爹爹的理想，也是王家的理想，将孩子送到美国。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范妮已经把药都吃光了。因为没有医生的处方，到处都买不到药。刚一停药，范妮又开始自言自语了，那是病情出现反复最明显的征兆。这一次，哈尼亲眼看到范妮对着鲁的椅子，一直说到嘴唇流血，仍旧停不下来的可怕情形。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带范妮回上海去了。范妮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已经过期，他没钱让范妮在美国治病。但是，他更清楚，一旦他和范妮离开美国，王家的人就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他们俩，是唯一通向美国的桥梁。哈尼在一家家药店碰壁，到处都不卖给他处方药的时候，在上海时的那种莫名恐惧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从得到美国签证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隐隐觉得自己踏上了绝路，现在，他知道，自己走到了绝路的尽头。
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得以进入美国的原因，因为他必须得将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范妮接回上海。于是，他想到，如果他自己也需要有人帮助，才能回上海。简妮作为家里唯一有能力照顾他们两个人回上海的成员，美国领事馆无法拒绝发给她签证。在他得到了美国签证以后，才知道美国给的签证最少也有三个月，不是象德国签证那样写好日子，多一天也不给的。即使简妮只申请一个星期的签证，他们也会给她至少三个月。
第六章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7）
哈尼觉得自己真是绝路逢生。
第二天一早，他连学校都没有去，直奔唐人街运河街上的保险公司，那里的保险代理可以用中文解释保险条例。哈尼将人身保险的情况仔仔细细问了一遍。他从来不懂保险的事，开始一点也听不懂，更不懂怎么选择。保险代理于是问哈尼，投保的目的，一种是给自己留更多享受的保障，另一种，是更多照顾法定受益人。哈尼马上说：“当然是更多照顾受益人
，我的孩子。要是我出了意外，我的孩子能够在这里活下去，她不至于没有钱接着读书。”说完以后，哈尼马上后悔了，怕保险公司看出来自己的目的，但那个代理人好象司空见惯，他什么也没说。
哈尼很小心。他找了个借口，没有买那家的保险。而是转到布鲁克林桥下的另一个保险代理行，去买了十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学生健康险。他只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学生都买保险，自己就来买了。他十分聪明地买了学生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而没有象一般准备敲诈保险公司的无赖那样去买高额人寿险。不是他不想要那一大笔保险费，而是他怕被识破以后，会影响简妮出国的签证。他在保险赔偿受益人那一栏里面，写了简妮的英文名字，好象简妮已经在美国了一样。
然后，他把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仔仔细细走了好几遍，专门研究有哪些汽车，可能属于那些全纽约最豪华的老公寓的主人的，他们什么时候会开车进出。那都是些沉稳气派的好车，宽大富贵的美国车，很少有轻便的日本车。它们飞速驶来，无声地停在金碧辉煌的公寓玻璃大门前，戴雪白手套的黑人门卫，大多是头发花白，举止庄重的男人，而不是青年，从门厅里快步出来，打开金色把手的大门，象企鹅那样高高地挺着胸。那些训练有素的门仆，不象中国人那样点头哈腰，但一点也没有失去他们的恭敬和本分。专职的司机穿着笔挺的灰色双排扣制服，领口露出一小条雪白硬挺的衬衫领子，有着仪仗队式的威风和讲究，漂亮得象南北战争时代的将军。他们的专注而果断的脸，让哈尼看不够。哈尼对纽约的富人并没有多少想象，也并不那么喜欢他们的样子，有的人看上去普通得要让人妒忌他的运气。但是，他却真的喜欢上了那些司机和门仆。他最认同的，是他们的态度，甚至是钦佩。他小时候见到过他爷爷家的中国仆人，他从一个小孩子的判断力，觉得他们在点头哈腰的背后，藏着许多冷酷和怨恨。后来，他经历的事情果然为他证实了这一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