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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妮先移开眼睛，偃旗息鼓。她嘴角浮出一个笑，好象是在嘲笑自己没本事，又象在讥笑范妮不自量力。
范妮笑了一下。因为她知道，简妮一定意识到，她简妮的命运有一小部分掌握在范妮的手里。范妮不光先用了家里供人留学的钱，还得帮助她说服婶婆再做一次经济担保，准备一次税单，财产证明。当时婶婆拖了快要一年才终于办好，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简妮心里有千万的不甘心，她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先去美国的人，但范妮到底是在简妮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申请出国了，范妮到底先拿到了经济担保，范妮到底先下手为强。范妮到底站在上风。而简妮现在再不甘心，也只有求范妮帮忙的份。
八十年代的时候，在红房子西餐馆楼上当跑堂的，真的是些见多识广的人，他们见过上海来这里吃西餐的各色高级人物。那时，它还算是上海最出名的西餐馆，来这里吃饭的人，都很庄严地对待这顿饭，就是比范妮家更有根底的大户人家，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去一次红房子西餐馆，也多少有点隆重。好多年以来，到红房子西餐馆吃饭，一方面是吃一次正式的西餐，另一方面，是看无论如何也想要讲究一点的客人。那是个可以从一个人吃相猜度这个人身世，遥想沧海桑田，多少享受到一点旧生活方式，而且可以甄别同类的地方，被上海咖啡厂出产的咖啡，或者是云南咖啡厂出产的咖啡那种沉闷的香气淡淡熏着，在这里吃饭的人都有点想入非非。有的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另外一种人，而有的人忍不住要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本相，象阿拉伯女人难得也拉开面纱那样。客人们大都是提着精神的，不止为了一顿上海化的法国餐。
实际上，是这些客人使得店堂变得有趣，也有名。在二楼服务的跑堂，也渐渐磨练了从客人的做派上分辨不同社会地位的眼力。这也正是范妮一家都感到舒服的地方，他们还是乐意被人猜度自己家的从前，但自己一言不发。当时，希尔顿一楼“扒房”里高级的法国餐馆，拿不出大把外汇券的人，根本坐不进去。听说是一坐下去，就是250元，还要加15％的服务费。只有在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的外国人和猖狂的暴发户肯到里面去吃饭。据说，在希尔顿酒店的扒房里有整套不锈钢的西餐具，每一道菜都用不同的刀叉。照理说，应该是从外到里，一套一套用过去，但是没有一个暴发户会用，拿了吃鱼的刀用力割牛肉，力气用得连指甲都发白。而在红房子，虽然只有一套餐具，勺子还常常是铅皮做的，但客人里，常常能见到把一客炸猪排也吃得优优雅雅的人，一张猪排吃下来，刀叉在盘子上不会发出一点过分的声音，嘴上，桌上都干干净净，吃完了，懂得将刀叉好好地顺向一边。那都是不肯些进扒房的人，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还有自尊心的原因，以及小小的，但不屈不饶的虚荣心。
红房子的店堂里，总有一些慕名而来，没有受到过怎么吃西餐教育的人。他们到了红房子西餐馆的长条桌子上，多少有点心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洋盘。于是他们用眼睛飘着已经在吃的人，看他们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汤快喝完的时候，是把勺子往向着自己的方向刮，还是往反方向刮。一边在心里温习。
看到将一副刀叉拿得比榔头还要重的人，跑堂的人就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一一告诉他们，要么洋葱汤，要么牛尾汤，要么乡下浓汤，要么奶油蘑菇汤，总之汤是要每个人自己吃一份的，不可以来一份洋葱汤，一份牛尾汤，放在桌子中间，大家伸勺子过来喝；汤不喝完，后面的主菜是不可以上来的，所以不要把汤留着过后面的主菜吃，这样后面的主菜就永远也上不来；一个人要一份主菜就足够了，不用一道一道地点；小面包是奉送的；火烧冰激凌倒是可以和饭后的咖啡一起来。他们大声教导着，不管客人的脸已经胀得通红，在上海，每个人都知道当“洋盘”是多少失面子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捉弄人的心思，只是真的想客人按照规矩吃西餐。看到客人象赫鲁晓夫那样把餐巾的一只角塞在衣领里，象小孩子的围兜兜一样用，却不说什么，他们认定那是“罗宋派头”。
但是看到范妮家这一桌子的人，跑堂的人，就只握着点菜的小本子等在旁边，不多嘴。果然，这家人将餐巾一一正确地铺在自己的腿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在菜单上点出自己要吃的东西。报出来的，果然都是红房子的看家菜：烙蛤蜊，红酒鸡，红烩小牛肉，牛尾汤，还有火烧冰激凌。这家人的态度，都多少带着一点不肯让人看成平常人，又不肯让人看出来自己在意的当心，其实在心里斤斤计较，但尽量面子上不露声色。跑堂的只管望着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看到象范妮家这样的人，他们身上风雨飘摇的痕迹，比一般的客人耐看。范妮这家人里面，只有很少的孩子和女人，老的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中的也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除了范妮的爸爸，一边照顾简妮，一边照顾爱莲，那是他的老婆。范妮长得是很象爸爸，但是她对自己的爸爸淡淡的，倒是与娘娘腔的维尼叔叔很亲近。范妮应该有25岁上下了，但是在这样重要的家宴上却没有她自己的男友在座。而且，看她那冷清的样子，就知道这个女孩不光是Chu女，而且很可能都没有谈过恋爱。这一点跑堂的可以想得通。这种吃足了新社会苦头的人家的小孩，有些人，就是已出国为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象那时候到乡下去的知青也有人不回上海就不结婚一样。这种人要是出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没有男友才是一身轻松。到了那边，找到有身份的男人结婚，就可以当一生一世的美国人。
叔公对跑堂的人吩咐说：“一人来一只用军用飞机送到北京去的虾仁杯，我伲要尝尝看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叔公为自己要的是烙蛤蜊，他说：“这道菜倒是保留下来了，不容易。原来喜乐意里面的法国菜是烙蜗牛，并没有烙蛤蜊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占领上海，法国的东西运不到上海来，那时候，我们家的汽车也不能开了，因为汽油是战时紧张物资，配给的。喜乐意里的大师傅就用蛤蜊代替蜗牛，创造了一道喜乐意特色菜。说起来，上海人是真聪明，懂得变通。我还是那时候吃过的。那时候到喜乐意吃饭，正好大师傅到店堂里来谢客人，好象他是个山东人，是他介绍我们尝尝这个菜。到现在居然也有四十年了。”
为了庆祝范妮出国，爷爷特地开了一瓶红葡萄酒。
跑堂的胖女人取来了玻璃酒杯，分给桌上的人。酒开了瓶，倒在杯子里，晃了又晃，可酒液一点也挂不住杯子沿，看上去实在不算什么好酒，但那也是红房子可以开出来的最好的酒了。张裕的红葡萄酒，据说还是从前法国传教士带来的技术。爷爷举了举手里的杯子，轻声说：“祝贺范妮终于有机会到美国！”
大家碰了杯，都轻轻叫“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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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又朝叔公举了杯说：“甄盛，你和爱丽丝是范妮的恩人，大恩不言谢。”
大家都附和着爷爷的话，向叔公举起杯来。范妮说：“叔公，我还是要说谢谢的。”象擎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一样，范妮向叔公举起自己的酒杯。
叔公站起身来，说：“大家都不要客气，这么多年，你们吃苦良多，如今我能帮上忙，心里真的是高兴和安慰。其实，为范妮做经济担保对爱丽丝也没有什么为难，她一个退休教授，又没有逃税的问题。”叔公特地与范妮碰了碰杯，“范妮，我为你高兴。”
大家喝了杯子里的酒，脸都有点红了。放下杯子，维尼叔叔轻轻吁出一口气，说：“上帝保佑，总算成功哉。说起来，也象是电影一样巧，范妮正是去住爹爹从前读书去住的那条街，也是命。”
叔公说：“我也去住过，我在麻省理工，学工商管理，是爹爹定规要我去学，要是我自己，就学baseball专业，jazz专业，我到现在还可以背得出三百多首当年的英文歌的唱词，一点也不比现在在立体声里做老歌曲的查利林差，只怕了有的歌我懂，他却不懂。现在我需要睡觉的时间少了，醒着的时候，就把它们抄在一本本子上。范妮见过的。那一年，我毕业要回上海，甄展刚刚到纽约，我就去纽约看他。其实我最喜欢纽约，那里才是花花世界。我不想在新英格兰住，爱丽丝又吵着要读书，不在我那里。我真的寂寞死了。我也记得那条路，在格林威治村里面，一条小马路，十字路口有一个石头的喷泉，流水日夜不停，两面都是红房子，绿藤。离地铁站不远。”
爷爷说：“那是spring street站。那个地方方便极了。范妮将来到上城去，回家的时候也要在那里下车。”
范妮点点头，她脑子里能想起来的，都是欧。亨利小说里描绘的下城格林威治村，在爬满了藤叶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个穷画家，病了，躺在床上望窗外的藤叶。现在她多知道了一点，那房子是红砖的，大概从外面看，就象红房子西餐馆一样。她租的房间附近的地铁站，叫spring street。可是，她还是不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走到少年时代读过的美国小说里面去。
“听上去，范妮象要走到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里去了一样。”维尼叔叔也说。
“我也觉得这是假的一样。”范妮说。
“因为想得太久了，来了，反而不象是真的了。”爸爸隔着桌子对范妮说，“我和妈妈在火车上，常常要拿出来你们拍来的电报看，也是心里不敢相信。想想1960年的时候，姆妈叫郎尼先办出去，郎尼也是开始办申请了，天天到魏先生家去补习英文，还不是突然出事情。”爸爸说着看看郎尼叔叔，他正坐在桌角，默默吃自己那份盛在高脚玻璃碗里的虾仁杯。他的手象农民那么粗大，那么结实，与吃虾仁杯的小勺子一点也不般配。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用发蜡梳起来以后，能看到一点头皮了。
听爸爸说到自己，郎尼叔叔探了探眼睛，可什么也没说，也不接腔。他的眼睛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他高中毕业时，因为出身问题，所以虽然参加了高考，但还没有发录取通知单，校长就找出身有问题的高三学生开会，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问题了。果然，第一批不录取通知单里，就有朗尼的。朗尼帮过的同学，倒都考上了大学。痛心的爷爷，这时决定先以送朗尼到香港治病的借口，将朗尼送到香港去继续高中。爷爷找到自己的朋友魏先生，他从前是《字林西报》的英文编辑，报纸关门以后，他被遣散回家，自己在家教授英文。爷爷送郎尼叔叔去魏先生家补英文，准备到香港就直接进英文高中上课。可是，突然，公安局到家里来找郎尼叔叔问话，说他在魏先生那里上课的时候，说了什么反动言论。郎尼叔叔什么也想不起来，可公安局的人在他面前，当场画出一张当时的地形图，魏先生家的小客厅里，门在哪里，沙发在哪里，那天上课时候，谁靠窗坐，谁靠桌子坐，还有谁在场。这张一清二楚的地形图把郎尼叔叔吓呆了。很快，郎尼叔叔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送到大丰农场劳动。到了大丰农场，朗尼才知道那一年整个上海都在清理社会上的英文补习班，去补习的人，都被认为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阶级异己分子。朗尼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仍被留在农场里，不许将户口迁回上海，就这样，他在大丰农场一直呆了二十五年，到1987年，才终于回到上海。郎尼叔叔十九岁离开上海，四十三岁回到上海，他从一个每天在头发上抹凡士林发蜡，梳派克头，到英文老师家去补课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满脸晦气的老光棍。
郎尼叔叔从来不和家里的人凑趣，就是开口说话，也好象别人都欠了他一样。维尼叔叔和范妮都知道他从来不怕败大家的兴，他就是有办法直望着你，不接你的腔。所以他们都轻易不去和郎尼叔叔搭讪，开始他们不愿意去刺激他，后来他们是不给他机会让大家都不高兴。要是不理郎尼叔叔，他也从不多事。而爸爸得意忘形。
“所以，你要想到，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啊。”郎尼叔叔慢慢地开了口。
爸爸还是不知道收声，辩解说：“你怎么这么想，那你还是回到了上海，我真的要留在新疆一辈子呢。我也没说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
“我来给你画一个地图，要是这些年美国没什么变化，就可以方便找到。”爷爷突然放下叉，对范妮说。
他找出纸和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