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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半夜，范妮好象被渴醒过来，房间里没有拉上窗帘，满地板都是窗外防火楼梯的黑影子。寂静中，范妮听到身边有丝丝的声音，然后，她发现那是她床边的热水汀在工作，房间里又暖又干。范妮看了看放在枕下的手表，它还是上海的时间，按照13个小时的时差，现在应该是上海的下午。范妮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她想起爷爷告诉她的时差，上海和纽约差了13小时，虽然人已经到了纽约，但身体里的生物钟还会按照上海的时间工作，晚上睡不着，白天想睡觉。人象生了肝炎一样难过。范妮想，大概自己的时差已经来了。
于是，范妮决定起来整理行李。格林威治村的房租贵得要命，她租的是这套公寓里的小间，一床，一桌子，一橱，唯一剩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已经堆满了行李。
在箱子里被压皱变形的衣服，象上海春节时小菜场里冰冻的鸡鸭。范妮想到，自己忘记应该带一个电熨斗来。范妮当时没有觉得时差有什么不好，能在半夜里精神抖擞，她觉得也很好。她将一段丝绸放出来，笋干已经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她也不能空着手去见爱丽丝婶婆，于是她决定把这段从杭州买来的丝绸送给婶婆当见面礼。范妮还带着一些中国人送人的小礼物，象龙虎牌万金油，水仙牌风油精，绣花的真丝手帕，安徽的彩色墨。要是需要送人礼物，就不必要在纽约买了。范妮将那些东西放进抽屉里。把自己带了一些零食放进另一个抽屉。那是些苏州话梅，奶油杨梅，干草杨桃片，这是普通上海女孩子都喜欢在嘴里含一点的零食。带来的酱油和榨菜在塑料袋里散发着油酱店咸咸的气味，到了美国，范妮才感到那气味是那么冲鼻子，她不好意思将它们放到厨房间去，让那个用五个头，大概还有电池的牙刷的卡撒特先生看到她不远万里带来的东西有这种味道。于是，她仍旧用塑料纸包好了，放在自己房间的柜子角落里。
整理完自己的东西，范妮坐到宽宽的窗台上，望下面静静的街道，对面有一栋房子的低楼，是家小店，在墙上钉了一块长方的店幌子，白底子，上面画了一个黑色的女人头像，那女人戴着老式的小帽，上面还竖着根羽毛，很有风情的样子，范妮猜不出那是什么店。她想象里，在纽约住了大半辈子的婶婆，就是这个样子吧。而要是爷爷奶奶当时不回上海，自己也应该开白色雪佛莱车的纽约女孩，从行李传送带上取的是一只红色小箱子。
格林威治村的天空一点点红了起来，白色的大鸟从哈得森河上飞过来，站在维尔芬街上的石头喷泉里喝了水。范妮一直在窗台上坐到天亮，她的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等范妮找到厨房，才看到厨房的冰箱上用吸铁石粘着一张给自己的字条，是鲁留下的，他过圣诞去了，告诉她一些注意事项。诸如，可以用冰箱中的一半地方，可以用电话，电话旁边有一个计话器，用了电话以后，把上面的数字自己记在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到帐单来了以后，可以各自付帐。也许他是个细心的人，还告诉她如果要买东西的话，走出维尔芬街，向北两个街口，就是百老汇大街，那里有各种商店，最近的一家超级市场就很大。沿着百老汇大街往下走，就是中国城。看上去他知道范妮是个中国人，可是他一定不会知道范妮并不认为自己喜欢去中国城。鲁的字又小又草，把ing写成一条直线，最后加一个弯钩，在头上加一个小点。一点也不象范妮看习惯的英文花体字，她站在冰箱门上看了半天才猜出来的，有的词是真的不认识，范妮还查了词典。厨房里很干净，冰箱里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些酸奶和一盒黄油。墙上的柜子里放着咖啡和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意大利面条。
早上，范妮给婶婆打了电话。婶婆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响，象那些耳朵不太好的老人一样。“Call me Alice if you like。”当范妮叫她婶婆时，她这样说。
范妮问什么时候可以去拜访她，婶婆说上午她已经有客人来拜访，范妮也需要先安顿好自己，所以，她认为下午Tea Time时见面更合适。范妮原以为婶婆会马上让她过去，甚至想到，也许她们也会象电视里报道的台湾老兵回家省亲那样抱着哭成一团，只是没想到要等到Tea Time。
范妮挂了电话，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她想吃上海的小馄饨，很薄的皮子，能看到里面裹着指甲大小的一团肉米，汤很清，上面漂着黄｜色的蛋皮丝，老绿色的榨菜丝，还有深紫色的紫菜以及绿色的小葱末。她想起来，自己从昨天下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要是自己不找，再也没有人来催她吃饭。然而，这屋子里，范妮连一粒米都没有。
范妮拿了钱和钥匙，下楼去。走了些弯路，问了些人，找到了鲁说的那家超级市场，范妮见到不少学生模样的人出入，她于是跟着他们往里面走，象他们一样在入口的地方随手拿了一只塑料篮子。有人在买烟肉的柜台前买小面包，和几片烟肉，卖肉的人会帮他们把烟肉夹到圆面包里，还在里面放上一小段酸黄瓜，或者阉过的尖辣椒。范妮也跟过去买了一个，她以为那样的夹肉面包叫sandwich； 其实他们叫它hamburger。范妮又为自己的错误涨红了脸，她拿了hamburger，赶快离开烟肉的柜台。这次她比较麻木了一点。
或者说，她来不及多想，她被这家百老汇大街上的超级市场镇住了。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喜气洋洋，无穷无尽，都放在唾手可得的架子上。几十种牌子的巧克力，几十种牌子的奶酪，几十种样子的蛋糕，都是新鲜出炉的，几十种牌子的日霜，晚霜和护手液，还有范妮不知道怎么用的紧肤水，爽肤水，柔肤水，以及防晒霜，隔离霜，精华素，唤肤液，修复水，范妮不是那种上海弄堂里对化妆品喋喋不休，孜孜以求的小市民女孩，也不是一年四季都用一筒雪花膏，只花心思在读书上的清高的女孩，但她在那些化妆品的货架前走过的时候，还是被它们吓了一跳。然后，她发现有许多东西，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接着，她又发现原来可口可乐在美国，居然比在上海要便宜好几倍。她是在这时开始留意货架上面标着的价钱，刚看上去，那些东西都只有几十块钱，甚至只有几块钱，几个quarter，但要是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在黑市上1比8。9来算，这里的东西除了可乐和洋鸡蛋，真的都贵。最贵的，竟然是范妮不得不买的大米。那种象针一样两头尖的泰国米，要卖到0。99五百克，也就是八元人民币一斤。象装蛋糕粉一样，它们被装在考究的纸头盒子里，盒子口上还有一个用锯齿线划出来的小口子，很方便打开。大米居然是这个价钱，给了范妮很大的打击。她已经听说纽约的生活指数高，可是她不知道要高到这种程度。她不得不买米，这是她的主食，但她怎么也买不下手，最后她拿了塑料袋包的简装米，它们放在角落里，看上去是落脚货。范妮算了算，五斤里面，可以便宜到一斤。范妮已经离开了，可是走了几步，又回来，再拿了一包米。
到底要在这里过日子，家里的安徽小保姆买米，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
范妮看到了日本酱油，果然比她带来的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这让范妮高兴，好象拾到便宜一样。因为想到自己有酱油，她买了一块肉，她想要做红烧肉吃，因为不想将肥肉扔掉，她特地挑了瘦肉多的剥皮小蹄膀。到结帐的时候，她才发现那块肉贵得让人不能置信。等回去煮了，她才发现那块肉又白又硬，如同木头，而且一点没有猪肉的香味。范妮在上海并不下厨，所以她以为需要用文火笃，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那块肉在没有油花的酱油汤里越缩越小，也越来越硬。范妮从垃圾袋里找回那块肉的包装，拿了本词典一项项查过来，这才发现那上面的Turkey，并不是和土耳其有关的产地，而是“火鸡”。她原来买的是一块美国人圣诞节和感恩节吃的火鸡腿，根本不是上海小菜场里的热气剥皮小蹄膀。范妮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火鸡”的英文。
范妮努力将那烧不烂的火鸡腿咽下去，她不想将木渣一样的火鸡肉倒到马桶里冲了了事，大概不想浪费，也不想确认自己的失败。火鸡肉用中国酱油红烧以后，嚼在嘴里，象微微烧焦的老树枝，用饭裹着，一口口地吞下去。范妮的心情渐渐开始恶劣起来。她把自己的公寓弄得到处都是中国酱油的气味，在没有混合足够的脂肪和肉香，也没有加进去足够的糖和黄酒的时候，中国酱油会发出有点苦涩的焦臭，努力吃饭的范妮觉得自己快被熏晕了，一阵阵的恶心泛上来。她的胃里还感到饿，可她吃下去的东西都堵在嗓子口，随时可以张嘴吐出来。
她吃了些榨菜，才勉强把它们都赶下肚子里去。她想起来妈妈说的话，榨菜是世界上最落胃的东西，只要有榨菜，人就可以活下去。这时，范妮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
下午找到婶婆在华盛顿广场边上的家时，范妮觉得自己的头还在一阵阵发晕，这时正是上海时间的下半夜，她在棕色砖墙的房子前走过，好象走在睡梦里。也是前进夜校的同学说的，到了美国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差，这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剂的清洗液的味道。美国室内的暖气，高到许多人都只穿汗衫。范妮在电梯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恶心，她闻到自己胃里存着的红烧火鸡味道。寡淡的火鸡肉衬托出了中国酱油烧焦木头般的难闻气味。
婶婆正候在电梯口等着范妮。她是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她眉毛细得已经看不见了，用眉笔高高地挑上去，再弯弯地顺下来，贤淑又有风情。楼道里有点暗，范妮头昏眼花，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婶婆，看到她嘴唇上的大红唇膏，范妮想起《良友》画报里的女人。“Alice年轻的时候也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叔公对范妮说过，“她教养好，又很摩登，一口好英文。”她身上穿着一件塔夫绸的长袍，象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Pla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的嗓音很柔和，但是也很硬朗。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曾经摔坏了股骨，不得不有九十天躺在床上，让骨头自己康复的经历，许多老人因为摔断骨头而失去活力，迅速死亡，但婶婆不但康复了，而且还保留着让范妮惊奇的女人的讲究和漂亮。接近婶婆的时候，范妮甚至闻到了婶婆身上淡淡的清香。
婶婆将范妮让进门来。她走得很慢，范妮伸手去扶她，她愿意表现出自己这个小辈可以照顾她的乖巧。但是婶婆挡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能走。”
范妮赶快收回手。
范妮告诉婶婆，美国海关将爷爷送给婶婆的浙江笋干翻出来充公的事情。婶婆将自己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说：“他们就是专挑一看就是新到美国的人翻东西。”
婶婆点给范妮看她客厅里养着的绿色藤蔓。靠着窗台的那堵墙上，吊着一些透明的塑料绳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那些室内的藤蔓原来是到马来西亚旅行，偷偷带回纽约的。“就放在我的coat里面，”她得意地说，那马来西亚的藤蔓，如今已经养了十多年了。
“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