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大败，曾国藩寻死不成。太平军随即进击湖北，攻占省城武昌。咸丰帝调僧格林沁所部大将、镇压北伐军立有战功的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率得胜之师前往湖北。哪知西凌阿开战不利，在德安一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四个月后，咸丰帝只能换将，以湖广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主持湖北军务。官文好财好色，无才无德，靠的是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所部湘军。咸丰帝十分明白，对此颇有心计，就是不将全部权柄授予湘军，坚持在胡林翼头上加了一盖子。如此用将，自然使官、胡矛盾一时激烈。胡林翼欲出奏弹劾官文，手下谋士劝道，若是去了官文，皇上必派新总督来，处境未必更好。胡林翼这才明白咸丰帝的心思，此后将功劳银子尽行输于官文，官文亦放权让胡林翼大干，两人反见融洽。咸丰帝也将计就计，虽授胡为头品顶戴湖北巡抚，丁母忧时也坚决不让胡去职，让其尽心出力，又时常给官文加爵（赏戴花翎，授协办大学士等），试图以官文品级尊贵来压胡林翼一头。
到了1856年，局势再度变化。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巧施妙计，从西战场上抽调精锐，编组强大作战兵团，解围镇江，击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惊骇病死。太平天国达到其最盛时期。正如蚤子多了不觉痒，败仗吃多了反倒处变不惊。远在京城的咸丰帝，对于南方的战事觉得越来越遥远。他早已不在乎长江流域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看重京畿地区的安定。北伐军被消灭之后，他松了一口气，但时时关注太平军是否会再度北上。湖北一危急，他立即在河南布兵设防。江南大营曾因兵力单薄而无力攻破天京，向荣向咸丰帝请调江北大营兵力助攻。咸丰帝恐太平军北上，破口大骂：“汝必欲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
此时江北、江南大营俱破，咸丰帝注重的并不仅仅是此次惨败，而更警惕太平天国下一步的动向。也就在此时，咸丰帝的好运气来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东王杨秀清逼宫谋权，北王韦昌辉奉诏杀杨，翼王石达开闻讯领兵“清君侧”，天王洪秀全杀韦迎石回京辅政。整整一秋季，天京城陷于血腥恐怖之中。前线的将领放弃战守返回，第一线的主力亦不待胜利而抽回，卷入了这场大残杀之中。据保守的估计，死于此事的新、老兄弟不下三万。这等于白白送给咸丰帝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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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一喘息机会，被击溃的江北、江南大营重整旗鼓，恢复建立。琦善的手下大将德兴阿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北军务；向荣的手下大将和春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太平天国刚获得的军事优势瞬间消退，从它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天京内讧的消息，对懈怠政务的咸丰帝也是一个刺激。他一开始还将信将疑，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随着奏报增多，消息被证实，咸丰帝也越来越兴奋。他下令钦差大臣和春、德兴阿“乘此机会”“迅奏朕功”；又下令钦差大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乘此内乱，次第削平”。在给官、胡的谕旨中，还有一段话： 所望克复上游，即可移师东下，由九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而至金陵……兵饷可不加增，而胜利庶几有望。他已经陷于胜利的狂想之中……
太平天国虽说已被削弱，但仍有相当的实力。在石达开的主持下，逆势很快扭转。清军的攻势再度受挫。咸丰帝又失望了。到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再一次爆发权力斗争。天王洪秀全恐石达开成为杨秀清第二，暗施多种钳制之策。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沿途发布告示，各路精兵多听从石氏召唤随之而去，辗转赣、浙、闽、粤、桂等省，太平天国统治区内，仅剩下一些老弱残兵。咸丰帝的心中重又点起胜利的希望。他曾经命令曾国藩设法招降石达开，然曾氏却已看出石氏不成气候。
第七章 “造反”、“造反”（5）
胡林翼肃清了湖北，德兴阿攻陷瓜洲，和春占据镇江，到了1858年5月，湘军攻克太平军的重要据点九江。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咸丰帝认为离制服太平天国的时日已经不远。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时又出现了两位年轻的杰出军事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他们在危机中展现了非凡才华。1858年8月，陈玉成部攻克当时安徽的临时首府庐州（今合肥），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皖北军务；9月，陈玉成、李秀成合军摧毁江北大营，咸丰帝立即将钦差大臣德兴阿革拿，并撤销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的和春兼理；11月，李秀成、陈玉成再次联手，在安徽三河歼击湘军主力李续宾部，挫败其东进的图谋。
太平军在这两位青年将领的指挥下，再次走向振兴。咸丰帝的美梦又破灭了。每一次都从充满希望开始，以极度失望告终。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谁又能忍受如此峻烈的心理挫折？希望值越高，失落感越大。心理失衡的状况可以想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抱着“治国平天下”的一厢情愿，结果落到这种地步。乱世出英雄，是指那些打破常规的人，可谁又想到过在乱世中最最难受的，正是要维护常规的皇帝？然而，对于咸丰帝说来，他要承受的还远不止这些。 就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作生死较量之时，各地民众亦纷纷揭竿而起，频频“造反”。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捻军（1852—1868） 在咸丰帝出生之前，皖、豫、苏、鲁四省交界处私盐贩子、游民及贫苦农夫中早就有一种分散的组织，称为“捻”。咸丰帝上台时，“捻”子们已十分壮大，多有起事。太平军的北伐，实为鼓动他们“造反”的样板。如此暗无天日，不反更待何时！各路“造反”的“捻”子们，汇成了一支支捻军。1855年秋，豫皖边地区各捻军首领在雉河集“会盟”，推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
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此后，他们活跃于淮河南北，不时进击豫东、苏北，总兵力超过十万。直至咸丰帝死后七年方被扑灭。天地会 天地会的渊源比捻军更早。天地会自己的文献称其肇始于康熙年间，而今日历史学家手中的证据最早为乾隆年间。“反清复明”是他们的旗帜，做起事来全凭着一股“忠义”。其支派甚多，有小刀会、红钱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名目，内部又自称“洪门”，在南中国有极大的势力。太平天国起义时，广西天地会已经纷起。太平军入湖南，湖南天地会又大作。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东南沿海的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黄德美等人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1853—1854），曾占领漳州、厦门等地，后退往海上，坚持与清朝对抗。
——林万清等人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1853—1858），有会众数万，曾占领德化等十余县。 ——刘丽川等人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1855），有会众数万，曾据上海、嘉定等县城。
——何六、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1854—1864），有会众十万，号称“红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后移师广西，占领浔州，改称“秀京”，建“大成国”，年号“洪德”，控制广西四十余州县。咸丰帝死后三年才被镇压下去。
——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1853—1854），有会众数万，转战湘桂边，建“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除这几股较大的外，各地小股起义多到难以统计。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851至1868年，见于清朝官书的有组织名号的天地会“反叛”多达175支。
贵州各民族起义 从1854年起，贵州各族民众纷起造反，其中最大的有：
——杨凤等人领导的斋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4—1855），有部众两万余人，据桐梓等地，建立“江汉”政权。
——张秀眉、包大度领导的苗民起义（1855—1872），有部众数万，控制了黔东南地区。
——号军（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5—1868），分红号、白号、黄号等，各拥兵数万，控制了黔北地区。
——张凌翔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1858—1868），控制了黔西南地区。
——陶新春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1860—1867），控制了黔西北地区。整个贵州，除几个中心城市外，化作一片“造反”的海洋。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一年方才平定。云南各民族起义 自1856年起，云南如同贵州，各族民众纷纷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有：
——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1856—1873），有部众数万，称号“总统兵马大元帅”，开府大理，占据二十余州县。
——马德新、马如龙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1856—1862），有部众数万，控制滇南地区，并三度进攻省城昆明。
第七章 “造反”、“造反”（6）
——李文学领导的彝民起义（1856—1872），控制了蒙化（今魏山）等十余州县。云南各族人民的“造反”，持续时间很长，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二年才被镇压下去。李永和、蓝朝鼎起义（1859—1865） 以烟帮（为鸦片贩子护送走私的团体）为基础在云南起义，后转入四川，据州占县，兵力最盛时有数十万，咸丰帝死后四年才告失败。
所有这些起义，配合太平天国，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从《清实录》中来看，关内18行省，已有14省战火正炽，相对稍显平静的直隶、陕西、甘肃、山西，也不时爆发一些较小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造反”、“造反”，清王朝出现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混战局面。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心力衰竭，面对这么多的反叛该施以何策？我们从咸丰帝的众多谕旨中，发现他心中有一条警戒线，那就是黄河。他最害怕黄河以北的动荡，那将危及京城。至于黄河以南的造反，他又根据地理远近分别处理：捻军就在黄河边上，虽组织松散，形不成多大气候，他仍先后命将调兵予以压制；东南沿海的天地会，亦严旨各督抚全力平之；至于云贵川地区，本来就“天高皇帝远”，咸丰帝无心顾之，除在谕旨中说一些严厉的话外，并无实际的对策。
尽管上面提到的“造反”，每一股在平常的朝代都已是大患，朝廷都应作出极大的反应，就在咸丰朝初期的李沅发起义，规模小许多，咸丰帝也没有放过手。但到了此时，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也不想管下去。只要不打到黄河以北，他似乎已经不太在乎了。此时咸丰帝的心中，似乎已求偏安。咸丰帝一放手，责任便落在各省地方官身上。兵要自己调，勇要自己募，饷要自己筹，朝廷是一点儿也靠不着。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对等的。既然皇帝不尽其义务，权利也同样受到侵蚀。皇上谕旨经常被地方官搁置一旁，或虚假地应付一下。
历来在九重之上的至圣至睿，让臣子们仰慕不止，此时也露出了真相，原来皇帝也是如此无能无力。他们在奏章上依旧歌颂“英明”，但在心底里对这种“英明”开始怀疑。他们只是从儒家的教义出发，忠君尽力，已体会不到咸丰帝本人那种领袖的人格感召力了。天子本应是神，而他们心中的神坛开始塌陷。一些聪明的官吏，见此情势，不再求助于朝廷，而是求助于邻省。最典型的是广西。
1858年，广西巡抚因无力维持局面向湖南呼救，结果湘军蒋益澧部开入，成为当地清军的头号主力。一些跨省的官僚集团也开始形成。如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璋的湘系集团，两湖成为其基地，势力已扩大到周围数省；又如何桂清、王有龄、薛焕的江浙集团，凭借从上海搜刮的银子，维持江南的局面。他们所写的二指宽的条子，效能大于堂堂圣旨十倍！对于这些变化，咸丰帝不知道吗？看来他是在装糊涂。天下的事情不必弄得那么清楚，多一分糊涂便可多一分幸福。此时的咸丰帝，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贵为天子，理所当然地可以享有人间一切福乐。衣锦食肥，华厦幽院，自然不在话下。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可以拥有近乎无限的性伙伴。森严的后宫，从来就是激发文人们想像力的地方。“三千粉黛”，“五千佳丽”，既有想像的成分，也有事实的依据。咸丰帝17岁成婚，不久后福晋就去世了。他刚御位，便选了一次秀女，后来出名的东、西两太后，皆于此时入宫。
1853年，依照惯例，又一次选秀女，京内满族官员家中13岁到15岁的女孩均应入宫候选。这些年轻的孩子哭别父母，一大早便在紫禁城坤宁宫前排班候驾。哪知一直等到午后，仍不见车驾到来，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