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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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有风知道- 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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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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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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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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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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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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