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过了12年，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结局说明，任何领袖人物若无优势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获胜。因而，现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长期边境战争中赢得民众喝采和支持的将领们。战胜北非努米底亚部落的将领马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在小亚细亚打败米特拉达悌国王的苏拉相对立。在苏拉使自己成为罗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们两大派展开事实上的内战达数年之久。苏拉于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历史上充当的政治裁决者的角色。实际上，此时的元老院已势力强大、大权独揽，使罗马仅仅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不过，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并未能稳定局势。公元前73年，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并一时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财力雄厚的帝国获胜。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的追随者。
罗马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建立了能吸收社会各分子的力量的个人独裁统治。虽然这一点现回顾起来很明显，但尤里乌斯·凯撒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当时已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凯撒作为高卢的征服者而声威显赫，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开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现在，凯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凯撒得到统治权后，原本会做些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
凯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象。
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盲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当时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嘲讽说，谁要是外出吃晚饭而不立下遗嘱，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粗心大意。
不过，我们想象中的游览者也会发现，罗马还有一些其他特点，尤其是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悬殊差别，是他们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罗虽然并不是元老院议员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拥有六幢别墅，每幢别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游览者对战争英雄卢库卢斯发表议论，说他夏天用的某幢乡间别墅设计得很好，可不适于冬天居住，卢库卢斯就会哈哈大笑道：“你难道认为我的感觉还远远不及鹤和鹳，不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改变住处吗？”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罗马富人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上流社会传统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是谴责那些公开炫耀其生活腐化、行为无节制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流社会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忠于职守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相处、因而，罗马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并非老是沉湎于纵酒宴乐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欢乐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较恬静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们过的生活有无节制，反正和穷人的生活很不同。穷人们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资低。他们那挤满人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易遭火灾的建筑物，尤其是楼上，虽然房租较低，可得不到水。供给罗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条，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输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喷泉。住后楼下的街道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不两样。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起马车人组成的队伍。据尤维纳利斯说，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他曾问道：“住在这种地方，有可能睡觉吗？沿狭窄、弯曲的街道行进的马车声、赶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骂声，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劳狄本人都无法入睡。”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所以尚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大竞技场有14万个座位，是罗马六个赛马场中最大的一个。虽然驾驶赛马的人出身微贱，通常是奴隶，但如果他们能一直得胜，也可获得巨大声誉和大量财产。街道和住房墙上贴着他们的无数张画像。角斗赛在有5万个座位的罗马大斗兽场进行，角斗形式多种多样，场面残酷。有些人让各种凶猛的动物如熊、象、犀牛、狮子等互相拼斗或与持有武器的人相斗。还有些人让通常装备各种武器的角斗士互相格斗，直至倒地死去。特别使人震惊的是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在提留斯为罗马大斗兽场举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杀死了5000头牲畜。图拉真曾让10000名达契亚俘虏互相角斗至死。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没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罗马人发展的最终的法律观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实践，而是从斯多葛派关于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宇宙的思想中产生的。或者，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自然法超出于单纯的风俗习惯或公众舆论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来的，通过健全的理智方能发现，而且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有效”。虽然法律专家们并不认为自然法无形中对罗马民法起了限制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把它看作是人类立法应当顺从的楷模。这一基本原则是罗马的一个伟大贡献，至今仍在起作用。实际上，罗马法是后来公元6世纪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统化的，从而构成欧洲拉丁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八 、后期帝国，公元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24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3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一划为二，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给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