朊扛鋈说纳丝凇３死掀肭亍⒍诺挛罢饫嗲狼幕跎猓蚁嘈呕褂懈嗍粲谏偈诵牧榈纳簦且舱桥腔苍诖笾诿趴诘挠位辏樟粲敕瘢涫祷故谴フ叩氖隆＞俑黾虻サ睦樱琒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就比Alanis Morissette更恒久也更孤独。而它的存在证明了美国现代音乐的生命力。还说什么呢？这盲目的时代。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1）
有时候地下乐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提问者。比如一个刚刚从李亚鹏或孙悦那里回来的戴蓝色窄幅墨镜的娱记，怀里还揣着企宣通稿和红包，突然被编辑派去采访这帮愤怒青年，他/她因此兴奋，对对方的发型、收入、性态度和祖籍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尝试着打听认不认识吸毒者，以及打算什么时候被全国人民接受……结果通常是这样：那个尽可能客气的被采访者终于得到释放，在背后大骂这个呆鸟，而呆鸟回家去写了一篇稿子，说好有个性，原来摇滚乐不光是愤怒啊，原来也有爱。
愤怒是因为爱。这个道理好像并不被普遍接受。因此又出现了以下的情形：一个人去采访地下精英左小祖咒，刚问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被对方反问：你听过我的音乐么？什么？没有？现在听一首吧，戴上耳机，我给你开大音量。该记者听了5遍，说声谢谢再见，慌忙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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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对艺术家的兴趣集中在姓名、花边和爱好上面，那么地下乐队有理由让大家失望，甚至说对不起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混地下的。人们于是知道，地下那片的风景比较封闭，对出名的诱惑爱理不理，说话不客气，眼神和打扮都是古怪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大家不太一样……以此推理，想扮酷的孩子只需要把自己弄得又穷又吓人还拒绝被了解，就够了。但从逻辑上看，这实际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社会真的还有一点空间留给怀疑物质主义的人，留给爱好不同声音、奢谈自由的人，留给固执地坚持自己想法的人，那么他们产生不同的美学，并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很正常了，他们会继续拒绝那些浮光掠影的了解，因为那其实不是沟通而是扭曲。
好在交流开始了。地下乐队希望人们关注他们的音乐而不是生活状态，这要求并不过分。从2000年夏天的西单文化广场音乐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撞到了地下摇滚的枪口上，据说有近10万人参加了这场长达一周的露天演出，有人砸吉他给大家看，有人裸奔未遂，很多不被习惯接受的发型和服装出现在西单。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摇滚乐演出，地下的还没有来。住在莱茵河？声场、开心乐园、豪运、CDCafe、火山、橡树、藏酷等酒吧附近的人发现，那些定期不知从哪些角落钻出来的怪人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可以允许进入写字楼和政府办公楼的面孔，他们是某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以及看了报纸后心血来潮的周末夜行人。有时候，像崔健这样的巨星，在帮助新兴中产阶级怀旧之余，也会带“舌头”、“病蛹”、“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同行一起玩，他们暴露在以宽容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著称的人群面前，而后者，虽说没空去创造什么，但还算有心情看个究竟……当然，更多被荷尔蒙和广告拉到摇滚偶像附近的观众，在欣赏“瘦人”的活蹦乱跳和“唐朝”的传奇光环之余，也接触到了偶像的反对派。
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地下乐队甚至在网站的宣传活动中进入了十几所高校。人们诧异、好奇、反感或激动，刚刚把他们淡忘，又遇到了2001年轰轰烈烈的演出季节——开春以来，地下乐队突然遭到前所未有的曝光，来自马来西亚、港台、欧美和祖国大陆的记者把采访机伸到了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并率领观众进入了狭小、轰鸣和烟雾腾腾的演出现场。站在摇滚和商业之间的专业人士认为时机成熟，增加了操作类似演出的精力，那些像垫脚石一样的摇滚杂志、摇滚乐评人、摇滚经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花好几年的时间垫起来的摇滚青年群雕，就这么容易地得到了主流文化的眺望。那个渐渐成熟起来的地下文化，一边自己组织演出、自己发行唱片、自己分享快乐，一边也开始向陌生人做出相关的解释，例如，噪音经过控制，早就是音乐的一部分了，例如，不唱自己的歌的乐队根本就是娱乐而不是表达……
是的，娱乐和表达是两回事。2001年初，几个地下乐队在银川一体育馆演出，主持人笑眯眯地请“舌头”的主唱向宁夏人民问声好，该主唱感到莫名其妙，慢吞吞地自行下台，走人了——接下来他听到两个工作人员谈论第二支登台的乐队：“啊呀，比刚才那个还难听！”很遗憾，地下乐队并不是为了让别人感到不适才组建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你是一意孤行呢还是适应环境呢？选择前者，就只好也选择了地下。真实的事物总是各不相同，并不一定适合娱乐，地下乐队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社会习惯的观念发生冲突了，并且，以自己的方式。
“他们为什么不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打扮得通俗一点，把旋律做得好听一点，多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呢？”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小事，为了更小的目的？地下作为后果，有一个前因就是，我们应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生活，哪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美学上前进，哪怕被主流的美学彻底否定。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人们看到地下乐队的演出预告，那些名字本身就够不合作，多数跟愤怒、偏激和怪诞有关，这不够和谐博大，但是那些名字的主人认为，这刺激性、不常见、有危险的东西自有其合理性，只不过，长期被单一和僵化的另一种东西给掩盖了。何况——再说一遍——愤怒是因为爱，人们习惯了把不满停留在牢骚上，社会就完蛋了。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2）
这样，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像麻辣烫一样混乱地传播。有人说不好了，他们在演出中脱裤子了；有人说天哪，那厮的文身真吓人；有人捂住耳朵，说我怎么就是听不懂……在一些人看来阳光明媚的东西，被说成是地下和阴暗的角落，实际上，不就是不同的观念么？地下乐队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不能文身？为什么要相信广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机前睡得昏死过去？要我说，那些不拿自己脑袋想事的人，那些没有勇气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才是阴暗的角落啊。
以前的摇滚乐，给了大众一个错觉，好像这种娱乐方式仅仅是因为太陌生，才没有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现在摇滚乐内部的斗争呈现出来，地下乐队说，就算娱乐，也要在颠覆性的规则中娱乐——颠覆古典音乐的高高在上，颠覆传统听觉的四平八稳，颠覆人云亦云，颠覆人造明星对我们心智和感情的污辱，颠覆不创造和不自由，颠覆体制化对生活的渗透，颠覆没有尊严的人性，颠覆装饰和模式化的声音对真实的篡改，颠覆没有活力的伪健康伪文明……哼，把原来应该有的简单的价值，从音乐中弄回来。
所以地下乐队并不仅仅是没有出名的乐队。以前那些苦尽甘来，终于做了符号式明星的同行，既然已经不再进取和坚持，就可以认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地下过。地下乐队是态度强硬，音乐界于主流摇滚和先锋音乐之间的乐队，让很多人听到作品是他们的愿望，但不是主要的愿望，他们首先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他们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激｜情，这值得坚持。首先。不论是强调生活态度、社会理想，还是强调艺术探索、形式冒险，地下乐队都在强调被主流捂住了的东西，强调，就显得极端，但这极端在他们看来，却又非常正常——不就是从常识和规矩中返回到自然和本性中去吗？
“在你的压力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设计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社会价值观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传统之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但我还是宁愿活着。”这是瑞典乐队Refused（拒绝）的几句歌词。你是觉得有种呢还是觉得不妥？你是觉得新鲜呢还是觉得危险？你是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呢还是觉得遥远和幼稚？总之地下乐队是宁愿活着的，但要活得有意思。希望这不是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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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唱不是问题
真是久旱逢甘露，就在媒体爆炸、新闻短缺的时候崔健发起了真唱运动。娱记们又忙了，刚从电视台演播厅踱出来，刚吃过唱片公司企宣的晚饭，一个猛子就又扎进了老崔的反假唱大签名和摇滚乐示范演出中。明知道娱乐圈不好混，他们还要偏向虎山行；而电视机前边的那些呢，今天戳着脊梁骂着假唱，明天就五迷三道，给假唱文化帮腔了。可见左右逢源是媒体的本事，而健忘症则是老百姓的天分。
老百姓当然要健忘，否则怎么生存。不过崔健记性是好的，他知道那个冲上来握手的是个导演，谁要上他的节目谁就得练对口型；他知道那个递名片的是个经纪人，正带着几个靠假笑和假唱出名、一开口连调都找不着的新秀闯江湖；他也知道那个拍肩膀的是个老朋友，如今签了大公司，要靠假唱来维持形象。但老崔就是不说，他唱得比说的好听。要是说出来，这一年里面就要打12个月官司，还不如以身作则，与时俱进，带领还有希望的一部分人先真起来。
按摇滚圈里的极端看法，老崔这是自贬身价，跟流行圈较起了劲——较劲得挑大个儿的。有些人从来是虚伪浮夸弱智阴险贪财怕事还不懂音乐，不假唱他们靠什么混饭，所以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流行音乐晚会，尤其是电视台的晚会，全都是假唱的，“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老崔有他的主意。反正摇滚乐迟早也是主流，至少先正本清源，拿整个演艺界的未来为己任也是应该的。所以说摇滚圈，这个也有好多毛病但就是以真实为旗的圈子，光想着社会正义和个性解放，而没有看到俗世的悲哀，的确是有点清高的。
换句话说，摇滚乐也是大众文化，只不过和流行音乐相比，它带有较强烈的道德倾向。除了反对按部就班地做社会大机器里的螺丝钉，摇滚乐还认为鼓励人说假话的机制是不道德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不道德的、特权和黑箱是不道德的、以权力和利润为社会进步惟一动力是不道德的……当然假唱不是不道德的，那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情。照我的看法，不管假唱有什么提高演出质量的好处，也不管假唱有什么饮鸩止渴的坏处，不管人们同意或不同意假唱的苦衷，一个歌手只要假唱，那就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本分，我就不把它当人看，至少部分地不当人看。至于没有唱功或后来丧失了唱功的歌手，那就别混了，自食其力开个饭馆不也挺好吗。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非人的因素，一个歌手做点非人的事情当然难免，不可能因此就开除他或她做人的资格。要命的不是假唱，而是谁在操纵假唱？什么机制在制造假唱和假笑、假球、假话、假繁荣？
鼓励假唱最不遗余力的，首先是电视台，例如大多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是否有真唱了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还不知道，不过为免官司，话还是说得圆滑一点为妙）。电视台要靠品质拉广告，导演和制片人要靠品质挣钱并得到更多的定单，而品质，在一个疲软、平庸、无能的发展中国家流行乐坛，是及其缺乏的，据老崔私下里说，有一回我国的顶尖巨星集体出国真唱，结果丢了大大的人——歌手离不开电视台，那就假唱呗。人家两厢情愿，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假唱是一个问题，但未必还是明天的问题。人们喜欢委曲求全、偷梁换柱，但未必真的不愿意发展。崔健喊打喊杀地反假唱，老百姓跟着帮帮腔，实在不行咱们搞个反假唱调查委员会，专门搜集假唱的证据向公众曝光，等到流行歌坛也慢慢多了会唱歌的，这喊杀的历史使命不就结束了么？谁说中国歌手就永远不会唱歌了？但究竟是什么在鼓励假唱？是利益高于道德的媒体/娱乐业运行机制么？或者说我们的流行文化本身就是毫无道德感，骨子里透着粉饰太平、弄虚作假、舞台上做戏而观众席做梦的文化？
在由媒体和娱乐业操纵的信息社会里，商业利益要求我们去追求不真实的品质，歌手、唱片公司、演出制作人、媒体、公众一环套着一环，配器和歌词还有形象全都经过技术化的分析和加工，歌手已经成为产品。既然可以唱虚假的情感和工业流程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