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露出那种人们都遮掩的服帖的爱情，但却写在脸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很要好。我同他不同的程度就像我们相像的程度一样。我那时真心挑选了他。我打定主意，只要我们一成｜人，便把自己的一生同这个绝妙的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而在心里我那时已经嫁给他了。
“真了不起，他多么有才能啊！非凡的才能！一个普通扳道工或铁路看守员的儿子，凭自己的才能和顽强的努力达到当代两门大学专业课程（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我差点说水平，不，我应当说——高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
“唉，这可真难回答。我现在就讲给你听。真妙极了。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嗅，原谅我。我说的木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的。”
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擦掉眼泪说道：“这便是把你赶到东尼娅那儿去的责任的呼声。上帝啊，咱们多么可怜！咱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咱们该怎么办？”
等到她完全恢复常态后，她继续说下去：“我还是没回答你，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告诉我，我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战前结婚的，战争爆发的两年前。我们刚刚按照我们的理智生活，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家，便宣战了。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小说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
“可突然～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
“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你大概比我记得清楚，一切是如何一下子开始崩溃的。列车的运行、城市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准则如何崩溃于一旦。”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你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说话多么快活！”
“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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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像帕沙那样感觉敏锐、严于律己的人，像他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与假象的人，怎能注意不到这种隐蔽的虚伪呢？
“这时他犯了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他把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的灾祸当成家庭现象。他把不自然的语气，把我们议论时生硬的官腔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是干面包，庸才，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琐事竟对我们的共同生活产生影响。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件事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幼稚干了多少蠢事。
“他去打仗，可谁也没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他想象出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他的疯狂就是由此而开始的。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于是他同历史呕气。他至今还在同它算账。这便是他那些疯狂行为带有挑衅色彩的原因。由于这种愚蠢的自负，他必死无疑。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爱得多么真挚，多么强烈！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妨碍你！”
夏天不知不觉来到并过去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他打定主意去莫斯科，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飞涨的物价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干几份差事。
医生天一亮就起床，出门来到商人街，沿商人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到先前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这所印刷所现在已改为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市杜马的拐角，管理局的门上他看见挂着一块“索赔局”的木牌子。他穿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他穿过医院的后院走进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要的职务。
他所经过的一半路被从院子里伸向街道上空的树枝的浓荫所覆盖，经过的木房子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的，屋顶陡峭，方格栅栏，门上饰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饰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先前的花园里，有一座与一般建筑沙然不同的、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木高的房子。房子外面砌了一层棱形着釉的瓷砖。从对面看，各个边角都是锥形体，很像古代莫斯科大贵族的邮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十天都要到旧米阿斯克街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设在那里的尤里亚金州卫生局的会议。
在相反的一端，离陆军医院很远的地方，有一所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桑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亡妻所捐献的房子，他妻子生了安菲姆后死于难产。在这所房子里，桑杰维亚托夫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学校，现在改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他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他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了，又累又饿，总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头发乱蓬蓬，袖口卷起来，下摆掖在腰里，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强健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见她要去参加舞会，穿着使身材变高了的高跟鞋、大开领的连衣裙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如此着迷。
她做饭或者洗衣服，然后用洗过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缝补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做完饭、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读书认字。或者专心阅读教材，进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当教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把她们当成一家人，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的不忠实所带来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也禁烟得越严厉。在他这种克制中没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坚卡的成分。相反，这种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双重人格，就像他能够习惯尚未长好并经常裂开的伤口一样。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你知道吗，看来我好像该辞职了。老一套又来了。开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特别欢迎新观点’等等。怎么能木欢迎呢。欢迎欢迎。工作呀，奋斗呀，寻求呀！
“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