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饥饿的情报表明地方组织极端不称职。明显的舞弊事实，投机倒把活动，极为猖獗，可当地工会委员会都干了什么？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都干了什么？如果我们不对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地区和拉兹维利耶至雷巴尔克地区的商店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不采取直至将投机倒把分子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便无法把城市从饥饿中拯救出来。
“多么令人羡慕的自我陶醉啊！”医生想。“还谈什么粮食，如果自然界里早已不长粮食的话？哪儿来的有产阶级，哪儿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早已被先前的法令消灭了的话？哪儿来的农民，哪儿来的农村，如果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了的话？他们难道忘记了自己早先的决定和措施早已彻底完蛋了吗？什么人才能年复一年对根本不存在的、早已终止的题目如此胡言乱语，而对周围的一切闭目不见，一无所知呢？”
医生头晕了，失去知觉，倒在人行道上。等他恢复过知觉来，别人把他从地上搀起来，要把他送到他准备去的地方。他道了谢，谢绝了别人的帮助，解释说他只要走到街对面就行了。
他又上了楼，打开拉拉住所的门。楼梯口上还很亮，一点都不比他头一次上楼时黑。他发现太阳并没催他，心里很高兴。
开门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没住人的空房迎接他的是打翻罐头盒的呕嘟声。一只只老鼠整个身子扑通掉在地板上，向四下逃窜。医生很不自在，竟无法对付这群可恶的东西。它们大概太多了。
但要想在这里过夜，首先得防备老鼠，躲进一间门能关紧、容易躲避它的房间，再用碎玻璃、破铁片堵住所有的老鼠道。
他从前厅向左拐，走进他所不熟悉的那一半房间。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他来到两个窗户朝街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窗户正对着街那边那座带雕像的灰房子。灰房子墙的下面贴满了报纸。过路的人背对着窗户站着读报纸。
室内同室外的光线一样，都是清新明亮的早春傍晚的光线。室内室外的光线如此相仿，仿佛房间没同街道分开。只有一点微小的区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在的拉拉的房里比外面商人街上冷一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走到尤里亚金的时候，一两个钟头以前，他在走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忽然觉得体力骤减，仿佛马上就要病倒，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室内和室外的光线一样，对此他不知为何非常高兴。院子里和住宅里充满同样的寒气，使他同傍晚街上的行人，同城里的气氛，同人世间的生活接近起来。他的恐惧消失了。他已经不再想自己马上要病倒。穿透四周的春天傍晚透明的光线使他觉得是遥远而慷慨的希望的保证。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来。他把等待同拉拉会面的快乐看作最近的保证。
极度的兴奋和遏止不住的忙碌代替了刚才体力的衰弱。这种活跃比起不久前的虚弱是即将发病的更为准确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屋里坐不住。他又想到街上去，想去干什么。
他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想先理个发，把胡子刮掉。他蓬头垢面地穿过城市时一直往先前理发店的橱窗里张望。一部分理发店空了，或者改作别的用途了。照常营业的几家上了锁。没有地方理发刮胡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没有剃须刀。要是能在拉拉屋里找到剪刀，也能使他摆脱困境。但他在慌乱中翻遍了拉拉的梳妆台，也没找到剪刀。
他想起小斯帕斯卡亚街上有一家裁缝店。他想，如果裁缝店还存在并且工人还在干活的话，如果他能在她们关门前赶到，便能向一位女裁缝借一把剪刀。于是他又上街去了。
他的记忆并没欺骗他。裁缝店还在老地方，女裁缝们还在里面干活。裁缝店总共一间门面，门面有一扇朝街的大玻璃窗，一直垂到人行道。从窗口能看到店铺的内部，直到对面的墙。女裁缝们就在过往行人的眼下干活。
屋里挤满了人。除了真正的女裁缝外，还加上一些业余缝纫爱好者，尤里亚金社会上的上年纪的太太们，是为了领取工作证才到这儿来的。带雕像的房子墙上贴的法令里提到过领取工作证的办法。
她们的动作同真正女裁缝的麻利动作木同，一眼便能看出来。裁缝店里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上衣，还用各种毛色的狗皮缝皮袄，这种皮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游击队的营地里见过。业余缝纫爱好者用僵硬的手指把衣边折短，放在缝纫机下缝起来，对一半是熟制毛皮的活儿很不习惯，几乎难以胜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了敲窗户，做了个手势让她们放他进去。里面同样做手势回答他，她们不接私人活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重复那些手势，坚持让她放他进去，他有话对她们说。她们向他做推辞的动作，让他明白，她们的活儿很急，他别来纠缠，别妨碍她们，赶快往前走。一个女裁缝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为了表示懊恼，手掌向上翻着，用目光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动作。但她们没看懂他的动作。她们认为这是某种下流动作，挑逗她们。他那身破烂的服装和古怪的举止让她们觉得他不是病人便是疯子。女裁缝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从橱窗前走开。他终于想到去找通往后院的路，找到了裁缝店的后门，敲了起来。
开门的是一个黑脸膛的上年纪的女裁缝，穿了一身黑衣月R，神色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赖着不走！真该惩办。我说，你快点说有什么事？我没空。”
“您别大惊小怪，我想借剪刀用一下。我就在这儿当您的面剪掉胡子，剪完就还您。我先向您表示谢意。”
女裁缝的眼里现出诧异。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
“我是从远处来的。刚来到市里，头发长得很长，满脸胡须。我想理个发，可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所以我想自己动手，只是没有剪刀。劳驾借我用一下吧。”
“好吧。我给您理发。您可得放明白。如果您有什么打算，玩什么花样，为了伪装而改变相貌，出于某种政治原因，那您可别怪我告发您。我们不想为您去送命。”
“天啊，您哪儿来的那儿多顾虑呀！”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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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们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也许比我们遭灾遭得还厉害。～伙带枪的人从瓦雷金诺经过，不知是哪边的人。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话。把一家家的人赶到街上，统统枪毙。走的时候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倒在雪地上没人收的尸体现在还躺在那儿呢。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老抽搐？我差点割破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是瓦雷金诺的住户。他也没逃过这场惨祸吧？”
“不，怎么会呢，上帝是仁慈的。他同他妻子及时逃脱了。同他第二个妻子。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但确实脱险了。还有从莫斯科来的一家人。他们离开得更早。年纪轻的男人，医生，一家之主，失踪了。可什么叫失踪？说他失踪，只是免得家里人伤心罢了。实际上他必定死了，被打死了。找呀，找呀，可没找到。这时另一个男人，年纪大的那个，被召回莫斯科。他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