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伙子躲开民警，互相碰撞着从小道跑了，钻进头一个碰到的地下货栈的栅栏门。在黑暗中弄不清这是哪家的货栈，但从鱼味和煤油味上判断，这是合作社的地窖。
躲藏起来的人并没干过亏心事。他们的过错便是躲藏起来。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慌张，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有的人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不体面，他们也许会毁了自己。现在一切都带政治色彩。淘气和耍流氓在苏维埃政权这边被视为黑色百人团的证据，而在白军那边把爱惹是生非的人当成布尔什维克。
原来不少人比这几个小伙子还先钻进地窖。地窖里挤满了人。躲在这里的有库杰内镇的人，也有小叶尔莫莱村的人。库捷内镇的人烂醉如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像呻吟似的打呼嗜，咬牙，发出一阵阵呼啸声，另一部分恶心呕吐。地窖里黑得要命，叫人出不来气，臭味熏人。最后进来的一批人从里面把他们爬进来的通道用土和石块堵死，免得洞口把他们暴露出来。不久，醉汉们的鼾声和呻吟声完全停止了。地窖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都在安安静静地睡觉。只有被死吓破了胆的捷连秀·加卢津和小叶尔莫莱村好打架的科西卡·涅赫瓦林内安静不下来，在一个角落里低声说话。
“小点声，兔崽子，你这好哭鼻子的鬼东西，别把大伙儿都坑了。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到处搜查人呢。他们从村口回来了，到了集市，很快就会到这儿来的。别动，别喘气，木然我就勒死你！——算你走运——他们走远了，过了咱们这儿。你干吗上这儿来？瞧你这个笨蛋也躲到这儿来了。谁会动你一根指头？”
“我听见格什卡喊‘快躲起来’，就钻进来了。”
“格什卡是另一码事儿。里亚贝赫一家都是注意对象。他们在霍达斯克有亲戚。是耍手艺的人，工人家庭出身。你别哆嚷，傻蛋，安安静静躺着。周围都是屎，吐了一地，你一动弹便粘一身，连我都得抹上。你闻不见多臭吗？施特列泽干吗沿村子跑？搜寻从帕仁斯克来的人。”
“科西卡，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闹起来的？”
“全是桑卡闹的，那个桑卡·潘夫努金。我们脱光了站在一排检查身体。该轮到桑卡了。他不脱衣服。桑卡喝了酒，到村公所的时候还没清醒过来。文书提醒他，客气地叫他脱衣服。对桑卡称呼您。军队上的文书。可桑卡对他粗野极了：”我偏不脱。我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让你们大家看见。‘仿佛他害臊。他侧身靠近文书，抡起拳头照他腮帮子就是一拳。一点不假。你猜怎么看，一眨眼的工夫，桑卡弯腰抓住办公桌的腿，把桌上的墨水瓶和兵役名单都倒在地上！施特列泽从门后头喊道：“我决不允许在这儿胡闹。我要让你们看看不流血的革命，你们胆敢在政府所在地不尊重法律。谁是带头起哄的？’
“桑卡奔向窗口，喊道：”救命啊，各人拿好自己的衣服！我们的末日到了，伙伴们！‘我抓起衣服，跟在桑卡后面，一边跑一边穿。桑卡一拳打碎了玻璃，一下子跳到街上。我跟在他后面。还有几个人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撒腿就跑，追捕的人在后面追。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谁也弄不清楚。“
“炸弹呢？”
“什么炸弹？”
“谁扔了炸弹？要不是炸弹，是手榴弹？”
“老天爷，这难道是我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我怎么知道。准是别人干的。他一看见乱了，便想在混乱中把整个乡炸掉。让他们怀疑是别人干的，他准这么想。准是政治犯。这儿到处都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轻点，闭上嘴。有人说话，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回来了。唉，完蛋啦。别出声。”
声音越来越近。皮靴吱吱声，马刺叮当声。
“您不用辩解，骗不了我。我可不是那种容易上当的人。这儿一定有人说话。”传来上校盛气凌人的彼得堡口音，地窖里听得越来越清楚。
“大人，也许是您的错觉。”小叶尔莫莱村长奥特维亚日斯金老头想说服上校，村长是个渔夫。“既然是村子，自然有人说话，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儿不是坟地呀。也许有人说话。屋子里住的不是不会说话的牲口。也许家神在梦里掐得人喘不过气来。”
“轻点！您要再装傻，做出一副可怜相，我就给您点颜色看！家神！您也太不像话了。自作聪明到共产国际可就晚了。”
“哪儿能呢，大人，上校先生！哪儿来的共产国际！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连旧圣经书都看不下来。他们哪儿懂得革命。”
“没拿到证据之前你们都这么说。给我把合作社从上到下搜查一遍。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抖搂出来，柜台底下也都看一遍。跟合作社挨着的房子统统搜查。”
“是，大人，照您的吩咐办。”
“潘夫努金、里亚贝赫、涅赫瓦林内几个人活的死的都要。从海底捞出来我也不管。还有加卢津那个小伙子。尽管他爸爸发表爱国演说，想把我们说糊涂了。正相反。我们可不会打脑儿。如果铺子老板发表演说，其中必有缘故。这让人起疑，不符合本性。我们的秘密情报说他们在圣十字镇的家里窝藏政治犯，举行秘密会议。我要捉住那小杂种。我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可如果发现什么，我就绞死他，杀一儆百嘛。”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们走远了后，科西卡·埋赫瓦林内向吓得半死的捷廖什卡·加卢津问道：“听见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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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了。”他低声回答，声音都变了。“如今咱们同桑卡和格什卡只有进树林这一条路了。我并不是说永远呆在那儿。等他们明白过来再说。等他们清醒过来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说不定还能回答。”
林中战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在游击队里做了一年多的俘虏。但这种囚禁的界线很不明确。囚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地方没有围墙。既没人看守他，也没人监视他。游击队一直在移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他们一起转移。这支部队并没同人民群众隔开，移动的时候经过居民点和居民区。它同居民混杂在一起，融化在他们当中。
仿佛这种从属关系、这种囚禁并不存在似的，医生是自由的，只不过不会利用它罢了。医生的从属关系，他的囚禁，仿佛同生活当中的其他强迫形式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似乎并不存在，是一种空想和虚构。尽管医生没戴手铐脚镣，也没人看守他，但他不得不屈从仿佛想象出来的囚禁。
他三次试图从游击队里逃走，但三次都被抓回来。三次逃走虽然没受到惩罚，但他是在玩火。他以后没再尝试。
游击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很宽容，让他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喜欢跟他在一起。这种一厢情愿的亲近很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
这是游击队几乎木停地向东方撤退的时期。有时，这种转移是把高尔察克驱逐出西伯利亚的攻势的一部分。有时，白军迂回游击队后方，企图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时候，游击队仍向同一个方向撤退。医生很久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游击队常常同大路两旁的城镇和乡村保持平行的方向撤退，有时还沿着大路撤退。这些城镇和乡有时属于红军，有时属于白军，就看谁的军事运气好了。但从外表很难断定是谁的政权。
游击队经常穿过农民义勇军的村镇，它们当中最主要的正是这支拉长了的队伍。大路两旁的农舍仿佛缩进地里，骑兵、马匹、大炮和背着大衣卷、互相挤碰的高大射手们踩得路面上都是泥，仿佛比房子还高。
一天，医生在这类村镇上接收游击队缴获的战利品——一座英国药品库，这座药品库是卡比尔将军的军官撤退时丢弃的。
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天，只有两种颜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设光的地方是黑色。医生的心里同样是这种单调的明暗，没有缓和的过渡，没有半明半暗。
军队的频繁调动完全把道路踩坏了，道路变成一条黑色的泥浆，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胜过。街道上只有几处相隔很远的地方可以通过，不管从街道哪一边，都得绕很大的弯才能走到这些地方。医生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仁斯克遇到火车上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诺娃的。
她先认出他来。他没马上想起来这个面熟的女人是谁。她从大路那边，像从运河河岸上似的向他瞥来含有双重意义的目光，决心同他打招呼，如果他认出她来的话，不然便准备随时离开。
过了一分钟，他全都想起来了。在挤满人的货车厢、赶去服劳役的人群、押解他们的卫兵和辫子撩到胸脯上的女旅客这幅图画当中，他看见了自己家里的人。去年一家人乘车的情景都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他刻骨思念的亲切的面容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
他用头向佳古诺娃指了指，让她往前走几步，走到踩着几块石头便可以通过的地方。他也走到这个地方，向佳古诺娃那边走过去，同她打招呼。
她告诉了他很多事。她提起被非法抓进劳工队里却没受到坏影响的漂亮的男孩子瓦夏，瓦夏曾和医生同坐在一节加温车厢里，她还把自己在瓦夏母亲住的韦列坚尼基镇的生活向医生描述了一遍。她在他们那儿过得很好。但村里的人时常给她难堪，因为她不是本村人，是外来户，还责备她同瓦夏有私情，全是村里人编出来的。她不得不离开，不然便会被他们用各种难听话糟踏坏了。她到圣十字镇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家来住。传说有人在帕仁斯克见过普里图利耶夫，她便被吸引到这里来。但消息原来是假的，可她在这儿找到了工作，无法离开了。
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姐夫木是被关进监狱便是被枪毙了。外甥失踪。姐姐奥莉加最初挨饿受穷，后来在兹沃纳尔斯克镇给一家农村亲戚当用人，挣一口饭吃。
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洗刷器皿的药店正好是被医生征用的财产。对所有靠药店生活的人来说，包括佳古诺娃在内，征用使他们陷入绝境。但医生无权取消征用的决定。药品移交的时候，佳古诺娃在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大车一直赶到药房后院仓库的门口。一捆捆药品，一筐筐装着药瓶和药盒的柳条筐，从地下室里抬出来。
药房老板那匹长了癣的瘦马同人一起悲伤地从马厩里望着别人往大车上装货。阴雨的天快到黄昏了。天空已经放晴。被乌云紧紧裹着的太阳露了一下面。太阳快要落山了。它的综紫色的余光洒进院里，把粪便坑染成金色，这大概是不祥之兆。风吹木动它们。粪浆稠得摇不动。但大路上的积水被风吹得泛起涟确，现出朱红色的斑点。部队绕过深水沟和坑洼的地方，沿着大路边缘向前移动。在缴获的药物中发现了一罐可卡因，游击队队长最近吸它吸上了痛。
医生的工作多得要命。冬天是斑疹伤寒，夏天是痢疾，此外，战斗重新爆发，在战斗的日子里伤员不断增加。
尽管打败仗，队伍不停地撤退，但游击队的人数还是不断增加，有的来自农民义勇军经过的地方，有的来自敌人阵营中的逃兵。医生在游击队度过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游击队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利韦里在“十字架节”镇地下司令部的会议上提到过他的部队的人数，那时他大概夸大了十倍。现在，他们已经达到利韦里所说的人数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几个助手，几个具有一定经验的新来的卫生兵。他的主要医疗助手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当过战俘的军医克列尼·劳什，在战俘营里大家都管他叫狗叫同志。还有个助手是医士安格利亚尔。医士是克罗地亚人，也是奥地利战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军医用德语交谈，医士出生于斯拉夫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勉强听得懂俄语。
根据国际红十字公约，军医和部队医务人员不得参与作战双方的军事行动。但有一次医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违反了条约。战斗打响的时候他正好在野地里，迫使他分享战斗人员的命运，向敌人射击。
游击队的散兵线布置在林子边上。游击队的背后是大森林，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林中草地，四周毫无遮掩，白军从那里向游击队进攻。敌人一开炮，医生马上躺倒在游击队电话员的旁边。
敌人越来越近，医生已经看清他们每个人的脸。这是出身于彼得堡社会非军事阶层的青少年和被动员起来的后备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