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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翔刚下出租车，碰上了几年前被搞下去的原市政府的黄副市长，已是一头白发，穿了件白短袖衫，脚上是一双黑乎乎的白跑步鞋。陆天翔不知怎么称呼才好，来不及思量，两人已走了个对面。陆天翔急忙打招呼：“你好，黄市长，也来吃泡馍？”
老头子眼睛眯着迟疑了一下才反应上来，立刻亲热地说：“噢……是小陆。”
陆天翔看见他手里提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掰好的馍，馍掰得很细，一粒一粒的全都黄豆大小，馍上面还放着一个鸡蛋，一个西红柿。黄老头说：
“我这都坚持好多年了，天天来吃。‘非典’这段，人家都命贵，没人出来吃饭，我也没间断过。”
“噢。”
“你好像不大来这里吃，没见过啊！”
“我不大来这里。”
“羊肉泡馍对肠胃还是好，我这几年每天早上坚持吃下来，原先的肠胃病竟然好了，比吃药还强呢。”
“这馍都提前掰好了？”
“我是每天吃完回去时就把馍捎上，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掰好了。第二天早上跑完步，从家里提上馍就来了。”老头子说话时身子直往陆天翔跟前贴，并把一只手搭在陆天翔肩上，显得很亲热地不想让他走开。陆天翔记得老头子过去在政府当副市长时很严肃的样子，陆天翔那时候还是个小科长，跟领导之间是没有机会多接近的。
两人说着话进了泡馍馆，大厅里已坐得满是人。看样子，老百姓在熬过“非典”之后也都出来犒劳一下自己。老头子见就近有两个空位子，就拉陆天翔一起坐下。
服务员看来都认识老头子。一个姑娘送过来一个大陶瓷老碗，并跟他打招呼。他对陆天翔说：“给你也拿一个碗，在这儿一块儿吃？”
“不用了，我们人多，来了几个客人，我在里面要地方了。”
“那好那好。”他说着解开塑料袋，先拿出鸡蛋和西红柿放在桌子上，然后小心地用手掬着塑料袋口，把掰好的馍倒进碗里，再把鸡蛋和西红柿放在馍上面。他从衬衫的上口袋里掏出一沓票，撕下一张放在碗里，又把剩下的装回口袋。他给陆天翔解释说：“我买的月票。平常身上又不用带钱。”
等服务员把碗端进去了，陆天翔递给他一根烟，并给他点上。黄老头问陆天翔：“听说你跟萧市长当过一段秘书？”
“嗯。”
“现在弄到文明办去了？”他的消息看来很灵通。
“刚去。”
“文明办也是人待的地方。你还年轻，不要怕。我原先一度也咽不下这口气，后来想，人家整咱，咱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呀！咱得先好好活着再说。你说是不是？”
陆天翔点了点头，没敢吭气。他用眼睛的余光在注意左右有没有熟人。
“老萧在长宁还是干了些事的，大家自有公论。”
陆天翔仍然没有接话，他担心有机关的熟人听见这些话就不好了。老头子猛吸了一口烟，烟头上的一截火信子有一厘米长。陆天翔觉得这老头的心性并没有凉下来。只见他越说越激动：
“连个雕塑也不放过，非要搬掉不可。狗日的啥都容不下，心也太狠了。我就不信他在长宁能一手遮天一辈子，完了也在塬上埋帝王陵墓那么大个坟！”
陆天翔见周围几个不认识的人不时往这里看，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这时候服务员把煮好的泡馍端上来了，陆天翔赶紧说：“黄市长，你慢慢吃吧，我进去招呼人了。”说完，急忙抽身离开。
《沉浮》二十二（3）
陆天翔独自在包间里抽烟。九点钟过了，乡党们才陆陆续续地来。最先到的是老陈，他一进门就气呼呼地说：“他妈的，今儿一来就着了一肚子气。”
“咋了？”陆天翔问。
老陈说：“黄老头在门口那儿坐，你进来没看见？”
“我进来得早。”陆天翔不想说到他跟黄老头见过面。
“狗日的给我鼓什么闲劲嘛。”
陆天翔没有接话，等着老陈说下文。
“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在那儿坐着吃饭，他刚好也看见我了。我还想着跟他打招呼呢，人家却狠狠地挖了我一眼，又埋头吃他的饭。这还不说，我前脚走过去，人家跟脚就呸地吐了一口。我回头看了看，硬是忍了。你说他狗日的……”老陈说着仍很气愤。
正说着刘院长进来了，老陈就气呼呼地把这话又学了一遍。
刘院长说：“我进来还没注意。唉，也能理解。当初给人家老黄定罪确实太勉强，人为的因素太多。人家到北京出差因为时间紧才在开发商那里拿了三万块钱，回来之后在政府报销了，报销的钱就放在办公室柜子里，没有说不还嘛，怎么能算是受贿？”
老陈说：“你冤枉归冤枉，咱那时候在调查组只是个具体跑腿的，人家前面有大个子哩。而且案子不久就移交到了省里，是人家定的嘛。在我跟前发哪门子气？”
刘院长说：“当时定这案子，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有不同看法。法院的许多同志还说到我跟前。咱那时候已经退下来了，也就是听听而已，长宁又是这样一种局势，说人家那话干啥？谁都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还不是因为一句莫须有的话？那时候前任书记刚走，刘崇庐刚由市长接任书记，有人给刘反映说黄在某个场合说过‘长宁把一个能行人放走了’这样的话，言下之意就是刘不行。黄后来还找刘崇庐分辩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你想，这样的话咋能解释清楚？后来就发展到人家给他找事。人要给人寻事了还不好办，大小当个官，谁屁股底下没有一点屎渣？贪没贪？嫖没嫖？不贪不嫖吃了喝了没有？吃喝上再找不来事的话，决策上就能每样都科学合理？刚好老黄那时候管城建，让人家就找了个那样的把柄。”
老陈说：“老刘你说这话也对着呢。长宁人谁都知道他姓黄的冤，但不是我姓陈的跟他过不去呀。咱算个啥嘛，不过是个跑腿的罢了。”
刘院长说：“从你们开始办这案子，到后来移交省里，再到检察院法院，老黄确实也把罪受了。从老黄这里攻不下来，就从开发商那里攻，非要让你说是行贿受贿不可。不过，这案子最后办下来，证据上还是立不住的，经不住时间的检验。折腾两年，给人弄个判二缓三。老黄在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着呢。”
老陈说：“人家当时办这案子的主要有功人员后来都被提拔重用了，咱又没提。他老黄冤，咱也冤着呢！”
尚局长、王总、卢局长也相继来了，老陈和刘院长就不再说那个话题。曹局长最后一个到，于是大家开席。吃完饭又到银都，昨晚弄得一片狼藉的套房已打扫一新，麻将在牌桌上摞成金字塔形，两个色子并排放在塔顶，茶几上放着几样水果。王总这里是专门有服务员收拾卫生的。
战斗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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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二十三（1）
《长宁日报》在第二版头条用多半版的版面发表了萧汛的文章：《关于加快神城建设的几点思考》，文章前面一大半篇幅用来阐述市委确定的神城发展战略的正确和及时，认为这个战略指明了长宁走向振兴的必由之路。后面又一二三四五地全面论述了从哪几个方面去建设神城。文章完全是《长宁日报》式的大而无当的风格，与其说是表现了长宁人渴望发展的强烈愿望，不如说表现了作者渴望自我发展的急切心情。而且，前者不无虚妄，后者倒似乎伸手可触。陆天翔在办公室拜读萧汛的大作，虽然一目十行，然而，却似乎比作者自己更清楚她的文章的用心所在。他不禁哑然失笑。
陆天翔又翻其他几种大报。报纸上近期有一个热点，就是在讨论谁是“非典”病毒传染的罪魁祸首，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越来越集中地指向果子狸，看来动物亦不可貌相。现在兴问责制，凡事问个清楚总比糊里糊涂强。“文革”十年，经济建设滑到崩溃边缘，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他们罪责难逃。“非典”闹了半天，弄来弄去，竟是那模样并不可恶的小小果子狸在作怪，岂可轻饶！
陆天翔把报纸折起来扔到墙角的一摞旧报堆上。他顺手打开身后的电脑，有了宽带还是好，很快就上了网。世界要说是够大的，只是每个人只能待在一隅，或者热闹，或者寂寞。网上的“陕西挖坑”最近正火，这是一种三人（亦可四人）游戏，跟过去的“争上游”是一个道理，以先出完牌者为胜。不过，“挖坑”比“争上游”有了不少改进，规则上更简洁更严谨更科学，而且更富刺激。去掉两张王牌，剩下的五十二张牌大家揭牌后留下四张底牌，由各人根据手牌选择挖还是不挖，挖底牌的得分又分三档（或四档），以报档高者拿走底牌即为庄家，要对付另外的人，输赢后利益和风险相对等。这种游戏之所以在网上很快火起来，还是在于它内在的魅力。这是西部人的一个发明，它比原先的“升级”、“双扣”以及上海一带的“斗地主”要有意思得多。陆天翔输了一局牌，他的牌今天很一般，能挖的可能性不大。几局下来，他发现两个对手的水平并不怎么样，对付庄家时，不是出错牌，就是不懂得配合和铺垫，总想独自往前冲，有时甚至自相残杀，屡屡让庄家赢了本不该赢的牌。于是，他后面便大胆乱挖一气，每回自己抢着当庄家，底牌也总是不错，结果连连得胜。这样轻而易举地赢牌，也让人觉着耍得没劲儿，他就退出牌局，关了电脑。觉得柏杨先生说的中国人不善合作，窝里斗果然不谬。要说祖先发明的麻将还的确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各人打各人的，认赌服输，谁也怨不得谁。赢了算你运气好甚至可以认为自己本事大，输了也便自认倒霉好了。
陆天翔分管的宣传科的赵科长过来。赵科长四十五六岁了，头上的头发已经覆盖不住裸露的头顶，看样子是个谨小慎微的老实人。陆天翔在这里就只分管一个宣传科，他觉得就管事多少这个实质性问题来讲，自己和赵科长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称呼不同。因这称呼不同，他便比人家多拿一点职务工资，又不用几个人挤一间办公室罢了。
陆天翔给赵科长递烟，赵科长忙从沙发上欠起身说：“陆主任，不会不会。”陆天翔就又起身拿了纸杯给他泡茶。赵科长又躬起腰说：“不用不用，陆主任。”陆天翔边往纸杯里倒茶叶边说：“这是今年的新茶，喝点吧。”赵科长忙提起热水瓶说：“那好那好。陆主任，我自己来，自己来吧。”
赵科长打开他的大厚笔记本说：“陆主任，我把今年以来宣传科的工作大致归拢了一下，给你汇报汇报。”他抬头看了一眼陆天翔，又赶紧看他的本子。
“那就简单说说吧。”陆天翔说。
赵科长就低头看着本子一二三四五地说起来。
陆天翔听了一遍，好像没记住个啥，就说：“好着呢。喝水吧。”
赵科长浅浅地喝了一口水说：“下半年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市委确定的神城发展战略抓好宣传。孙主任上一次在会上强调，神城发展战略的确立，不仅为长宁找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为加快长宁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的想法是按这一思路抓好几项工作。”赵科长接着又一二三四地说了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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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二十三（2）
陆天翔用手支着下巴，显得很认真地在听的样子。听完了说：“好着呢。就照年初的安排和孙主任的要求继续抓下去，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具体商量。重大事情给孙主任汇报，由他定。”说完了，又突然想到父亲过去讲过的一个笑话，“文革”期间工作队长跟群众讲话时说：“按毛主席指示办嘛，错了我负责嘛！”觉得自己这话也跟那工作队长一样，等于啥都没说。顿了一下，他又找个很亲切的角度说：“宣传工作可是个苦差事，成天要跟材料打交道的。”
赵科长说：“你一来我们都很高兴。你原来在政府一直给市长搞大材料，起点比我们高，看问题也有高度。”
陆天翔忙笑着说：“过奖了过奖了，高度谈不上。只不过写材料出身知道干这事的苦衷。”
赵科长说：“宣传科现在人手也少，总共只有三个人，一个科长，一个副科长，一个干事。”
陆天翔说：“慢慢再改善吧。我新来乍到，过去对这项工作也不熟，就靠你们了。”
赵科长说：“这几年，我们在宣传上虽然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总体上还比较平。跟兄弟地市比，有不少差距。”
陆天翔问：“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