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嘿，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回家来啦！”
“真的？”王镯子惊喜若狂。
“嘘——”汪化堂爬起身，叫她小声点。听了一会外面的动静，他接着说：“我兄弟在前些天家来过。嗬，他可了不得，当情报官，坐过飞机，跟美国人学过本事，显要着哪！上次他从青岛回来，领着三个护兵。俺们这次杀村干部，也多亏他给我好几支家伙。”汪化堂得意地拍着左轮手枪：“美国造！”
“嗳呀，真了不得！”王镯子叫道，“哪，承祖呢？”“你听我说，”汪化堂舒适地向被子上一仰，望着天花板棚道，“承祖这孩子，真是我大妹子生的宝贝，比他舅我还强哩！去年他参军，我真有些气闷，他怎么父仇不报，倒去为虎作伥？嘿嘿，承祖又走上策啦！原来他当八路军不几个月，就投到国军那里去了……”
“那怎么我还当军属？”王镯子惊诧异常。
“是啊，我刚才在你门框上摸到‘军属光荣’牌还吓了一跳，以为走错门啦……嘿嘿，乖就乖在这里。承祖怕你在家受难为，找了个好时机溜的，叫八路军以为他被打死，不知下落……镯子，你嫁给俺外甥不吃亏吧？”
“嗯，高兴。”王镯子着急地询问，“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你承祖多会儿回家？”
“承祖投到国军，上青岛找到我兄弟，当上特工人员啦！他二舅说，过些天，承祖要和其余一些人，分散派到解放区，串通咱们的人，对付共产党。”
“承祖一准回来？”
“错不了，我没跑脱，就躲在这里等他回来一块儿干吧！”“啊，这就好啦！”王镯子的脸笑裂成纹，心里美了好一会，又忧虑起来，说：“人回来是好，可是在共产党手下，总是不太平。舅，二舅说没说，中央军什么时候来？”“说啦！按照蒋委员长原先的计划，顶多用半年工夫，把全中国的共产党连根拔掉；不想他们也有两下子，拼命顶了近乎一年，可现在全国的大码头都叫咱国军占啦！嗬，蒋委员长和美国人挺看重咱山东地方，要很快打到这里来，捣共产党的老窝，为咱们这些人出大气！”
王镯子喜形于色，紧接着问：“还有多少天？”汪化堂得意忘形，句句有力：“快啦！我兄弟领着人马回来，就是察看海口的。到时有美国大鼻子的兵舰装着，几万国军一宿就登上咱｜｜乳山口。我兄弟说——不，学蒋委员长的金口玉言，顶多再有两个月，全山东就是咱们的天下啦！”“啊呀，这末快啊！”王镯子兴奋得眉飞色舞，耳环晃荡。汪化堂又转换口气说：“不过共产党也不简单。咱们这地区是它的老根子，穷小子的心都跟它走。也是，各敬各的神，各烧各的香。他们跟共产党，咱们也不能白闲着，要跟他们干干！”他坐起来，留心地询问，“镯子，你们山河村被斗的那几家，有动静没有？”
王镯子想了想，说：“别家没听说犯了什么，就是蒋子金那爷儿俩不服帖。年前他们暗地到分他们地的人家去要粮，叫民兵押了几天；前些日子叫他儿子将经世去出民工，经世装病不去，又开会斗了一气。”
“那老村长呢？”汪化堂关切地问道。
“你说蒋殿人那‘老对虾’吗？”王镯子以轻蔑的口吻说，“他更老实，叫干么就干么，最听干部的话啦！”汪化堂沉思着，冷笑笑，说：“老实，听话？哼，我看老村长不是松包，外表上装老实罢了。”
“你要找他吗？”王镯子又紧张起来。
“不急，等承祖回来再说吧……”
“汪汪汪！”从村南头传来一阵狗吠。两人一惊。王镯子急忙溜下炕。
“谁家还养狗？”当狗声消失后，汪化堂问道。“南头俺舅家。自从打鬼子时干部叫把狗打死后，再谁也没有养狗的，独独他家的狗不让打。一只挺大的灰狗，和俺舅老东山一样，真厉害……”
汪化堂打断她的罗嗦，问：“家里哪地方好藏人？”王镯子向屋里端详一会，说：“没别处，有人来你躲进西间大粮食囤子里好啦，里面是空的，我上面用盖子遮好。”汪化堂站起身，打个饱嗝，随手提起从腰上解下的包包，掂了掂，递给外甥媳妇，说：“藏好。”
王镯子接过包袱，用手摸着，惊喜地叫道：“啊！这末多元宝、金条！”
“轻点搓揉②，里面还有地契——土改时花很大工夫才偷着誊下来的。等着吧，到时……”
“喔喔喔——”一声清脆的鸡啼，从东邻响起，打断了汪化堂的话语。
王镯子一口气吹熄了灯火……
第二章
山河村成长方形，座落在一座小山跟前。它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每家正房的门都朝南开，真所谓开门见山了。村后面是一片平原，其实也只有里把宽，就挨着了黄垒河。象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庄边上都有条小河一样，山河村西头也有一条从南至北流进黄垒河的小沙河。人们很少叫河的名称，实际上密如蛛网的山水河也大多没有名字，全以它们所处村庄的方向来叫。山河村的人称黄垒河就叫北河，村头的小河则唤西河。
清明节这天上午，一个九岁的男孩子，跑到离村一百多步远、靠近西河堤的一幢独立茅草屋门口。他推门，门从里面插着的，就叫道：“姐，玲姐呀！开开门哪！你闩门做么呀？”门开了，一位少女出现在门口。有话道，“人是衣裳马是鞍”，意思是人要穿戴得好才美丽。这话不见得全对吧？这位姑娘的装束很素气——一身粗布的蓝褂黑裤儿，但是她一出现，不由得使人眼睛一亮，非留意端详一会不可。她那在女子中数上中流个的细苗苗的身躯，结实而柔韧；黑黄的柔发搭到耳朵下梢，陪衬着圆形的脸庞，面色透着红晕。而最惹人注意的，是她那双黑得象涂着墨一样的眼睛，又灵敏又深邃，在不算黑的细眉下闪动着。
她，姓曹，名春玲，加起来就是她的大名——曹春玲。不过，姑娘已过了十八个生日，这个名字才有七年的历史——是解放后上了学才有的。那些年按乡下的老规矩，女人不上学一般是没有大名的。给闺女起名也都是一个音，自然在前面要加个“小”字；只有到快好出嫁了，再在名字下面添个“子”字，客气点的人才在加“子”字后把“小”字去掉。春玲当然也不例外。这一带解放那年春玲十一岁，她上了学。先生给新入学的女学生起学号，也和给男学生一样，原名冠上姓。结果女学生的名字就成了：江小妞、江小英、江小红、孙小情、蒋小花、曹小玲……总之，中间那个字都是“小”字。曹小玲很不高兴，逼妈妈将中间的字换换。但是母亲说不好换，她起不了。小玲自己在书皮上把“小”改成“大”，成了“曹大玲”……后来她的大姐自己起了名，叫曹春娟，二姐随着叫曹春梅，小梅高兴地立刻跟姐姐们学了……这时间，春玲提着盖有白毛巾的小竹篮，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看着门外的男孩子说：“咦，明生！你不去给烈士扫墓，回来做么哪？”
“谁不去来？是老师叫俺回来的，要我帮你给妈上坟……我就到北河树林里拔棵小松树，好给妈裁上。玲姐，你看，这不是？”明生把手里的小松苗，炫耀地在姐姐面前晃了晃。春玲那明亮的黑眼睛忽闪几下，眉尖一蹙，说：“那好。”又问道：“那你怎么这长时间才回来呀？”
“我看了会打仗的。”
“谁打仗？”春玲关心地问道。
“是老东山大爷，他又在村后骂人。
春玲皱了下眉头：“为么事？”
“谁把他的麦苗踩坏了几摊。”
“唉，这也犯得着！”春玲叹口气，“还有谁？”“就他自个哩。”
春玲禁不住笑了：“没有对手，也算打仗？你净嘈蹋人家。”明生翻着大眼睛，兴致勃勃，又比又划地说：“我是说，他又吹胡子又瞪眼，嗓门惊得南山响，比几个人打仗还热火哩！”
“他还在骂吗？”
“不骂了。想是没人理他，自个也骂累啦。姐，他要来找咱爹，给他抓踩庄稼的人。我说俺爹上区里开会了，妇救会长在家。他撅着胡子找她去了。”
春玲看着门外一步一颠的老母鸡，自言自语地说：“唉，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真不知他的脑子怎子长的，就那样没缝子。”
“姐，你说谁？”明生瞅着姐姐那副认真的模样，很奇怪，“是老东山吗？”
“又叫老山东！人家都末大年纪，名是你叫的吗！”春玲教训弟弟道，“我嘱咐过你几次啦，老不听话。”“又忘啦！接受姐的批评，下次改。”明生笑着，又问道：“哎，姐呀！我听人说老东山大爷和咱家还是亲戚，是吗？”春玲脸露羞赧，支吾道：“谁瞎说？”
“人家都说，说姐是他儿媳妇。姐呀，我可不同意你到老东山家去当媳妇，他那样顽固……”
“明生，快不要乱说。”春玲打断他的话，“姐谁的媳妇也不当，老在家当你的姐姐。哦，”她理了把头发，“天不早啦！走，兄弟，给妈上坟去吧！”
原野上，一片早春的景象。草木在发芽，麦苗试图离开地皮，向上拔节；而最显眼的是分布在各处的一簇簇的坟丘。三三两两的人们，都在忙着向坟上挂纸，燃着的打着青铜钱纹痕的黄纸和香的轻烟，懒洋洋地缭绕着。在平原最西边的山麓处，有一片苍翠的松柏，那里面躺着十九名八路军战士的遗体，烈士们已长眠五个年头了。这时，烈士的墓地上响起呼口号的声音。每年的清明节一到，除了有组织的学生给烈士扫墓、献花圈、修整墓地、植树、栽花……许多人也自动地、络绎不绝地去给烈士上坟。
春玲姐弟俩，在一块黄土地边的坟茔前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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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母亲的墓，还有些新。那上面长着的几堆蒿草还没发青。去年插上去的几枝迎春，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特别健旺的缘故，已经活跃地长起枝藤，翠绿的叶儿陪伴着金黄的花朵，花瓣上滚动着露珠，在艳阳下闪烁着美妙的柔光。
春玲看着母亲的墓，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腾起来了。她的手颤抖着去掀开篮子的手巾，但又停住，吩咐明生道：“兄弟，你不是要给妈栽树吗？喏，你到那边湾里提点水来，我在这儿挖坑。”
“好。”明生应着，提起小水桶就走。
“少提点，别弄湿衣裳。”春玲嘱咐着，见弟弟头也不回地去了，急忙蹲下身，从篮子里端出两碗用粉条猪肉做的菜，恭敬地摆在坟头前面，又拎起小瓷酒壶，敬重地向地上浇着。
酒浇在地上，姑娘的泪水涌出眼眶。一滴滴酒，一行行泪，一会就分不出洒在地上的是酒，还是女孩子的泪水了！
春玲的母亲是去年——一九四六年夏天去世的。这是一位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母亲。抗日战争头几年，她指望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苦难的生活，接连把两个女儿送给了革命。第一次给这位爱子如命的农妇的打击，是她的大女儿春娟进据点开辟工作，被敌人杀害了！这打击来得太沉重太无情了，她因此病倒了两个多月。之后，母亲渐渐爬起身，站起来，打发他最大的，其实才十六岁的儿子明强参加了八路军。当敌人的据点攻克后，找回了春娟的尸体。母亲按年岁八字寻觅到一个死去的男青年，把她女儿的和那青年的灵柩并埋在一起，结个“鬼亲”。为这事母亲和丈夫吵了一架，也是二十多年夫妻俩吵得最严重的一次。
死别固然悲怆，生离也使人痛心。春玲的母亲长年累月为儿女们担惊受怕，盼望他们能回到身边，让她摸几把；可她想到，当母子相会那暂短的一面后，接过背包，心没定下，就又得给他们打点起程的行装，孩子们要看着妈妈的眼泪走出门去，她就又不愿要子女回家来了。有泪就自己背后流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省得扰乱他们的心。
当然，母亲也有过欢悦幸福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只有革命的母亲，才是人类最大幸福的享受者，至少是她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对春玲的母亲，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她二女儿春梅的结婚；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了，儿子、女儿、女婿都来到她的身边，围着她，看着她，高一声，低一声，都在叫：“妈妈，妈妈！”啊！妈妈，妈妈！她的心里乐开了花，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眼睛里闪耀着激动的泪花！她——母亲啊！最强烈地感受到，人，最幸运的是她，是做革命的儿女的革命妈妈！
土地改革实行了，生活在上升，啊！革命，革命！这就是革命呵！
不幸！就在这幸福的浪头上，母亲病倒了。她的身体象忍受苦痛已经达到饱和点；又似带着重伤冲锋陷阵的战士，在那胜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