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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的兴趣是由一个朱姓邻居引入的。这个贫困潦倒的老知青在做完一天的苦活后，就在昏昏灯影下研读佛经并且写诗。这时，他那有点钱的哥哥就在赌博和玩女人。据韩少功回忆，这个固执不容说服的人诗写得非常棒，感觉和意象尤为奇鲜突兀，但极少发表，似乎就发表过一首。后来，可能由于对自己要求太苛刻，把自己的心思逼入了死胡同，反而就难产，写不出来了，而且把自己折磨得相当苦楚。但是，谢谢他的介绍和真诚的交流，韩少功由此走入一个更为深广通邃的思维空间，获得审度自我和人生的新视野。
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韩少功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家底原来没有多少了解，而且在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就早早开始了对古典文化的批判，把它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加以唾弃，现在终于有机会来给自己补课，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静静地翻阅用繁体字竖排版影印的旧书。其中有马鸣的《大乘起信论》，记录禅宗六祖惠能行迹言论的《六祖坛经》，和《大珠彗海禅师语录》等。《大乘起信论》中的“一心二门”的思想，《六祖坛经》中关于禅定和“无住生心”的阐释，《大珠彗海禅师语录》中关于儒道佛三教异同的开示，都让他心生欢喜，顿然开朗。他认为，在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中，佛教的哲学含量是最高的。他尤其推崇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
那段日子，他曾经出入过一些丛林庙宇，与对宗教感兴趣的朋友和出家人有过切磋交流，在得到熏陶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存在的弊端。在绝贤弃智、返璞归真、还本溯源、###见性、崇无守弱、四大皆空的精神意境中，不仅显扬了深邃光明的智慧、浩瀚无碍的胸怀和慈悲纯洁的品性，还不自觉地收容了许多人性的卑贱猥琐，如软弱无倚，屈辱于黑暗势力，自私独善，逃脱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义务，缺乏正面面对人生苦难的勇气，等等。这些同样令他感到惊奇。“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是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是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看透与宽容》，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一个站在地面的人本主义者，韩少功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待佛教的，他坦率地表示：“我不喜欢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的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相比之下，他更愿意亲近具有中国味道和现世色彩的禅宗。因为，“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在韩少功看来，“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被异变。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同上注）。他企图超越教规、教派和教条来把握佛的精神。的确，究竟意义上的佛法是直指人心的，是一种心法，心的解脱超越和智慧发明，以及全然奉献。即《金刚经》反复宣说的：心无所住而行布施。倘若心外有法，心外求法，将心鹜趋于种种事物现象之上攀缘附会，要么不得究竟，要么就是外道邪教。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2）
当时，荒诞派文学思潮在国内已经开始流行，相对主义的观念成为一种时尚，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也被许多人搬出来，作为硫酸使用，消解曾经被绝对化、神圣化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原则，卸下心灵不堪承受之重，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轻松和舒缓，即所谓“看透”。对于数十年来被乌托邦梦想悬挂起来，被严格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禁锢起来的中国人，这不失为一种解药、泻药，但人们却把解药当成滋补的营养品来服用。他们所谓看透，并非是佛家所说看破红尘，看破个人的世俗利益、物质欲望的出世情怀，而是看破人生的社会价值并实现终极意义的自我拥抱。正像许多社会思潮一般，这种相对主义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演成一种怪异的虚无主义——通过解嘲、回避乃至拒绝社会责任，来偷渡、放纵个人私欲，及时行乐。
针对这种现象，韩少功提出：要把“看透”本身也看透。“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经神圣显赫的绝对化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目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着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更加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对这些家伙，我们唯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总之，要看透“看透”这种心态中所包含的意识无意识内容。因为一个所谓看透了的人，可能是圣人，也可能是流氓。“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实有。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乃是执迷”（同上注）。从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禅宗心法的参悟。
通过对看透的看透，对怀疑的怀疑，韩少功的心灵在坠落中上升，在空虚中获得了充实。这样，他完成了由社会而人生、由种族而性命、由天理而人心、由外学而内学的基本修习过程，对人生的准备相当充分了。当然，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不止韩某一人，但是不少人由此陷入个人情欲的暗流，在冷漠枯顽的懈怠之中不能自拔，以超脱来拒绝人生和社会的责任。韩仍然企图于空中举实，无中生有，以柔软轻盈之姿游刃于实在事物之中，保持一种进取的姿态。这种姿态被命名为悲观进取，尽管知道自己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尽管知道目标实现的希望相当微茫，尽管知道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生出新的问题来，仍然不放弃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甚至不抱任何希望地去努力，在过程中而不是到结果里去寻找意义。这有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意思。
1986年8月，韩少功应邀参加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是他第一次出访国外。“国际访问者计划”是美国推广自己国家形象策略的一部分，这次邀请的中国作家除了韩少功，还有剧作家张笑天。前来机场迎接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曾经在湖南医学院当过外教的彼尔先生。他有一个叫“华巍”的中文名字，和从湖南娶来的娇小的中国妻子。这个曾经跳下粪坑为中国朋友捞过手表的高个子算是韩少功的故交，几年前就认识，并且还到韩家一起吃过饭。他接受的任务是每天陪韩少功他们到处参观访问，然后向雇主汇报一天的行程及客人的表现。在他的陪同下，韩少功他们去了交易所、教堂、精神病院、酒吧、贫民窟、越战纪念碑等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所，还到彼尔乡下的家里去体验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美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现代文明程度让韩相当震惊，在一篇讲话里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哇，美国的程控电话、286电脑、飞机、汽车、文明礼貌、环境卫生，把人震晕了。我看了一个美国的疯人院，觉得比中国的省长住宅还要舒适。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像一张五彩照片，中国则是一张黑白照片，那些灰蒙蒙、乱糟糟的城区，只能让人偷偷想到一个词：满目疮痍。他暗暗想，中国要多少年才能够赶上人家啊。当然，他也留意到作为新一代美国人的彼尔的弟弟的迷惘。自由在这个小伙子那里是一种无所适从，他的前方雾气弥漫。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3）
到达爱荷华的那天，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来机场接应，当他听说韩少功曾经是红卫兵时，立即露出惊悸的神色，停车招呼自己的同伴：来来，把这个家伙丢下车去！在很多海外中国人眼里，红卫兵是类似纳粹冲锋队的极端恐怖分子。无论你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他们都无法理解中国的那段历史。红卫兵在西方人那里的知名度是韩想不到的。参加讨论会时，作为作家的韩少功自然要谈到前辈鲁迅、巴金、沈从文，但人们听得一头雾水，脸上皱起一圈圈的疑情，当谈到红卫兵，人们似乎已经了然于心，并对眼前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红卫兵暗生疑惧。
旧金山的一个深夜，和朋友看完电影《长城》出来，在门口碰到一个身体清瘦的金发碧眼的姑娘抱着一大摞传单在分发，传单上是已故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像，和红色经典《白毛女》的剧照：喜儿劈腿一跃高高举起来复枪，落款是黑体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这让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老红卫兵的心里浮想联翩，从流血牺牲的革命想到革命胜利之后的自由与繁荣，想到法国大革命，想到曼哈顿四十二街红灯区，“那里有性影院、性商店、性杂志、性表演，比比皆是，脱衣舞厅总是撩门帘半边，让别人瞥见里面狂野的观众和聚光灯下扭腰撅臀的条条身影。……美国确实有很多自由，但也有脱衣舞女出卖肉体的自由，有醉醺醺的色鬼们来凌辱女性的自由，有奸商们用人类的堕落来大发横财比众多诚实的劳动者和创造者活得更神气活现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为了争取自由，人类历史上曾经发动过多少次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多少人头落地，代价可谓惨烈。可有了自由，人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出息呢？有多少人不是在滥用自由，作践自由，廉价地出卖自由？使自由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有害无益，追求自由时表现出来的高尚人性，获得自由之后又坠落成为一种庸俗乃至肮脏下作的东西。于是他想到：“当年慷慨赴死的先辈，是否愿意看到他们的女儿和孙女儿，正在享受着自由卖身的权利？是否知道她们的顾客，正在自由地吸毒，自由地豪赌，自由地醉生梦死，自由地视前辈的献身精神为狗屎不如的‘傻帽’？”（同上注）于是他想到了赫胥黎老人的危言：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他问自己：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美好的人性吗？有更多欢乐更为合理的社会吗？充分自由的社会里，人性的高贵成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在一条小街斑驳的墙壁上，他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然有人仰望星空。”
在美国的日子，他还见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同学梁恒，他正在主编一本名叫《知识分子》的杂志，并主持着一个基金会的工作。他告诉韩，他已经与“###”闹翻并脱离了这个组织，在他新写的书《噩梦之后》里，充满着对中国改革的赞许和希望。自称已经是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梁恒，在金碧辉煌的饭店里请韩少功吃饭，两位老同学好不容易坐到一起，但在谈笑风生之余却有些惶然，不知说什么才是。
1987年6月，韩少功到湖南省怀化地区，以林业局副局长的身份体验生活。作家到基层社会挂职体验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安排。作家柳青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挂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在乡下与农民一起生活劳动。1985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