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或忧愁，和平或战争，富裕或贫困，正义或不义，似乎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忘记。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丢失。我们免不了也会改头换面，最终松开对方的手。
在找工作一再碰壁、看来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韩少功鼓起勇气登门造访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此时情况也有些变化，昨天的迫害者眼下也遭受运动的冲击，这位领导自己也在写检讨。他表现得特别客气，以对待大人的态度来接待韩少功，一再热情地请他入座，给他泡上热茶，谈到他父亲一事时还偷偷拭泪。韩少功谈了家里目前的困难情况，要求单位对父亲的死给一个明确结论，并按政策给予应有的生活补助。领导满口答应，说他会尽快召###议讨论。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经过层层研究和报批，父亲的问题被含混地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诸多政治疑点尚未得到明确说法，据说要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但这一条已经管用：按照干部管理有关政策，韩家可继续居住机关宿舍，政府还给他母亲补助抚恤金每月十二元钱，未满十八岁的子女也可获得此项生活补助。这些许的恩惠，无异于寒冬里投下的一束暖阳，缓解了一家人的生存危机。
父亲逝世，迫使韩少功在心理上断｜｜乳，弃学、寻找工作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早熟的男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站立起来。
血色的早晨（1）
有了父亲原所在单位支付的生活补贴，韩少功回到长沙第七中学继续学业。但此时学校里红色浪潮日益高涨，老师们大多成了牛鬼蛇神。长沙城里的革命并不因为像韩少功父亲这样的敌人自我歼灭而停止，因为当权的走资派还未被打倒，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更是高烧不退。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的文斗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舌与笔的文斗升级为血与火的武斗。红卫兵分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占据了各自的教学楼，从军需仓库那里抢来五四手枪和五六式步枪、苏式骑枪、驳壳枪、手榴弹甚至高射机枪，把对立派当做敌人来加以防范或打击，城里经常可闻枪炮声，很多单位的大门口有碉堡和铁丝网。
年纪尚少的韩少功属于红卫兵中的温和造反派，也是学校里的主流派，在对“保皇派”和“极左派”的两面应战中逐渐壮大。他跟着高年级同学学会了打靶和投弹，但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各种相当于“社论”级别的重要文章，还常常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标语，操起铁笔和钢板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他蜡纸刻写技术越来越出色，不仅使油印小报十分美观，广获赞誉，而且还能用蜡纸和红油墨伪造公章，几可乱真。凭着这种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学居然可以顺利地到火车站取到内部专用票，到北京或广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学校里封闭多时的图书馆。这使他们可以擅自启封，破窗而入，自由择书，一袋袋地背回寝室去饱读。普希金、巴尔扎克、巴金、叶圣陶、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这时候进入韩少功的视野。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也常常成为学生们深夜争论的话题。一个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厉害的时代，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却是阅读十分自由的时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这当然是一例奇怪的现象。父亲之死也并未使韩家兄弟姐妹丧失精神的支撑，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强大、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等属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并不缺少。况且姐弟四人当时都是没有世俗个人利益计较的乌托邦追求者。斗争如此火热，前途如此光明，死一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所有红卫兵战友都认为韩家父亲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将其视为“走资派”专制下的罪恶，这使韩少功倍觉温暖，也在革命旗帜下看到了个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了一场混乱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了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这是一颗极其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子弹，它留下的疤痕虽大却不值得炫耀。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他也不是冒着这颗子弹的威胁去占领某个高地。然而，这子弹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质——无辜。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夺去了韩的生命，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事情，顶多只是留下一个无解的哑谜。不过那时的武斗者并不特别下流，躲入民房的韩少功事后居然被他们找到，送入了医院。他发现这个医院已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方送来的。医生们在冲锋枪和手枪的威逼之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零乱的病室里进行。
架着拐杖的韩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收到了牛肉罐头、水果和大红花。使他震惊的是，一个个抢救无效的青年则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在史书上似乎已有定论。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对中国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然，它如何能激动了那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他们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极“左”路线绝非自“文革”开始，“文化大革命”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一个新的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得到释放。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文革”的意义是复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人都想通过这场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参加运动的不同教养、不同观念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赋予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以特别的意义。在后来出版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中，韩少功还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站出来造反。在长沙，由他们组成的黑鬼军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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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早晨（2）
缺乏体制内民意表达的日常机制，势必导致不良社会心理能量的积蓄。然而，民意的表达一旦煽动成为一场政治风暴，升级到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代价的惨重也将难以避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冲动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荣光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于是，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挂上“红卫兵”袖章时的激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真正打开了视界。过去，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不敢与他对抗的。忽然一夜之间，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了，这似乎给了民众一种解放感，一个莫名的希望，好像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得到改变。当时虽然不能反对领袖的思想，但有解释领袖思想的自由，比方说你那一套毛泽东思想是假，我讲的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下厂和下乡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吵和扑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对立派的学生前来偷袭，往楼上扔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楼道栏杆挡住，没有炸到栏杆边的韩少功，落下楼来爆炸，在地板上炸出大坑。把浑然不觉的韩少功吓一大跳。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玩耍和读书，包括部分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的大读马列。国际共运思潮让人半通不懂，但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和古巴的切？格瓦纳就像多年以后的歌星“四大天王”，成了激进学生们的偶像。这两个人，一个右派，一个是“左”派，但他们共同的继续革命热忱鼓舞了韩少功的同时代人。他们觉得新时代就要出现，人类历史将在中国翻开崭新的一页，能生逢革命真正的无限光荣。他们热血沸腾，一遍遍唱着《国际歌》，感到自己负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一封由韩少功起草的信就在此时发出，寄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首长。二十几个湖南的中学生在信中陈词恳切，强烈要求到新疆参加最艰苦的劳动，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奉献青春——这一次浪漫的远行几乎成功，只是因为后来省知青办坚决卡下有关手续，才令人遗憾地功亏一篑。
但韩少功从不怀疑革命是人间正道。在当时湖南省会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劳动是一大人生光环，凡是因怕苦而逃避下乡的同学，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受到蔑视。学习也是一大人生光环，如果谁不能在哲学、文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表现一技之长，在一般情况下也会受到嘲笑。独立与反叛更是一大人生光环，以至于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后更名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点名，不幸获刑十年，立即被韩少功及很多战友暗暗视为英雄——尽管他们对杨曦光“重新建党、建军、建国”的激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韩少功与杨曦光之间的个人情谊也长期保持，一直到几十年后杨曦光以著名经济学家和基督教徒的身份病逝异国。
像杨曦光及其他少年思想家那样，韩少功也迷上了社会和政治，找母亲要来当时堪称大钱的十二元，买回一套四卷本《列宁选集》，通读之下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马克思、毛泽东、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同样让他兴奋不已。他和一些同学的文风甚至也统统有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辩味道。马克思把人道主义的精神延伸到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身上，要在地球上消灭剥削和压迫，这种不无宗教理想色彩的平等观念，在韩少功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他跟大学生和高中生一样胸怀世界，时刻等待着召唤，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家人受到过政治迫害，韩少功厌恶部分红卫兵的乱打乱斗。他参加的组织属于红卫兵第二代，其中不少骨干分子也出自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们掌握学校自治大权的时候，校园秩序曾得到有限恢复，个别擅自对老师施暴的红卫兵，甚至受到警告公示和清退除名的处分。但整个红卫兵文化仍然充满着专制性与暴力性，他们看起来极端民主的激｜情行动，很难说不是以一种独断和专横来取代另一种独断专横，以一种暴力来取代另一种暴力，他们既不打算以下级服从上级，也不打算以少数服从多数。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相继进驻学校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仍旧让很多老师如惊弓之鸟，根本不讲道理的批斗会也不时奉命举行。更重要的是，对立派别之间的仇怨无法化解。韩少功后来在《完美的假定》中对此有清晰的记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汨罗江之夜（1）
韩少功在长沙七中实实在在只读了一年书，初二到初三都是在革命中度过。到了1968年，城市里狂风骇浪般的群众运动已经退潮，大街上大字报和标语也少了许多。走在废纸飞扬的街面上，脚步声显得空洞，他觉得在城里再待下去实在已没什么意思，应该走进社会生活的前沿去实践理想。
此时，原先带有减轻城市负担的劳动力安置行动，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