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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词典》很快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海南大学社科中心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召开了作品的座谈会。萌萌教授认为韩少功“以《马桥词典》为标志，完成了一次‘语言学转向’，即从文化寻根转向语言寻根”。“他在当时（下乡插队时期）就开始积累语言，这一做法暗合了20世纪后期中国学界的语言学热情”（《语言的追问》，《文学报》1996年8月29日）。评论家鲁枢元则指出：“历来都是用语言写小说，语言写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小说名著，而小说却把语言遗忘了，‘得意忘言’还成为文学创作的一条宝贵经验。……韩少功用小说的方式写了语言，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大尝试，或者说是一个发明。”哲学教授张志扬则在肯定作品的同时，含蓄地批评作者“对现代语言学没有太清醒的意识”（同上注）。上海的研讨会上，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抛弃了传统小说所依循的时间秩序、空间秩序和因果逻辑，将历史的排列托付给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是一种罕见的实验，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天地。”（《韩少功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进行研讨》，《新民晚报》）1996年10月14日）韩少功没有出席海口的座谈会，但在出版和主办方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再邀请下出席了上海的座谈会。在简短的发言中，他提到词典体小说自己实非首创。
马桥事件（4）
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小说词典形式上，缺少对作品内涵的深入分析。一个名叫陈瑞元的不太知名的论者在题为《亦说〈马桥词典〉》的文章中指出：《马桥词典》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自从《小说界》刊出这部佳作，好评如潮。从北京到海南再到上海，专家学者纷纷撰文研讨座谈，热情洋溢慷慨激昂赞许有加，足见这部小说给大家的震动。由于形式特别新颖，大家反倒忽略了小说的深刻内容。他提到两年前发表在《外国文艺》上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所写的《哈扎尔词典》，认为虽然同是词典体小说，韩少功的写作还是十分成功的。也许是由于《外国文艺》的发行量过小，不论是韩少功本人还是参加讨论的评论家们，几乎都没有看过《哈扎尔辞典》。他的文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所有这些讨论，不论褒贬抑扬，都没有超出正常的学术范畴。
1996年12月16日，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已经有十二年时间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了，因此本届会议意义非同寻常。来自天南地北的久别重逢的作家、艺术家们会聚一堂，畅叙文坛现状，交流创作的心得和想法，气氛可谓热烈。然而，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住在京西宾馆的作代会代表却蹊跷地收到了一份《文汇报》（宾馆每天给客人发送的是《北京日报》），报上赫然写着一行标题：“《马桥词典》是抄袭之作吗？张颐武有此一说，韩少功断然否认”。这几乎成了本次大会的头条新闻，人们纷纷传阅，会场内外议论沸沸扬扬。
《文汇报》的消息来源于两天前南京《服务导报》上署名文敬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文艺界频频出现剽窃外国作品的公案》，而后者的消息又来自12月5日北京《为您服务报》的一篇文章，即张颐武的《精神的匮乏》。其引发争议和诉讼的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某些作家似乎更加大胆，明明是一本粗陋的模仿之作，却被大吹大擂为前无古人的经典。这种作风不能说是怎样“崇高”，只能说是极度的精神匮乏与极度的平庸。
这里指的是韩少功先生的小说新作《马桥词典》。这部被一些批评者以热烈的歌颂称为“杰作”、“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的著作，却不过是一部十分明显的拟作或仿作，而且这是隐去了那个首创者的名字和首创者的全部痕迹的模仿之作。
在韩少功这里，词典的形式和由词条引用故事和哲理思考的方式被完全套用了。只是它不再是“哈扎尔”的词典……我只能说它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在这位名叫帕维奇的塞尔维亚作家面前，中国作家韩少功无疑是一个模仿者。但遗憾的是，时常宣称自己有“理想”和“崇高”的韩少功先生在《马桥词典》的“编撰者序”和“后记”中，帕维奇的作用根本就没有被提及，尽管《马桥词典》这两部分是如此类似于《哈扎尔辞典》的“编撰始末”和“辞典使用说明”两部分。
跟文学关系不大的《为您服务报》，在同一版面上还组发了王干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文章在批评韩少功发表在《扬子晚报》上的《第一本书之后——致友人书简》是在借用报纸版面给自己主编的《天涯》杂志做广告、做征订启事的同时，指责他的《马桥词典》惟妙惟肖地模仿一位外国作家——
从理论上讲，韩少功做免费的广告是成功而合理的，他借助自己的有效身份，利用自己的有效版面，把握读者的有效成分，把《天涯》推销到合理的方位。他的《马桥词典》模仿一位外国作家，虽然惟妙惟肖，但终归不入流品，但也已广告满天飞，仅一位海南作家就在全国各种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完全一样或大同小异的文字加以热烈吹捧，此类行迹，不过是《天涯》广告的又一延伸而已。这一套路韩少功用得熟能生巧了……
对于明显来意不善的诬陷，韩少功开始还能够保持君子的风度。在回答《文汇报》记者谢海阳时，他表示：模仿、抄袭、剽窃他人的作品，是一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他个人对这种行为也极为反感，倘若指控他抄袭的张颐武能公布出过硬的材料，他将十分欢迎。但如果只是武断地含糊其辞，那是非常无聊的，忙得不可开交的他对此只能置之不理（《文汇报》1996年12月17日）。他认为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和攻击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马桥事件（5）
《为您服务报》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组织这样一个专版，很难让人相信是偶然的碰巧。张颐武文章里反复提到“时常宣称自己有‘理想’和‘崇高’的韩少功先生”，也让人听出一些弦外之音，使人联想到在此之前有关世俗化和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的论争。时值大会选举前的酝酿阶段，《文汇报》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一条轰炸性的新闻，背后的动机也让人感到纳闷。会议代表当中的很多人并没有看过《马桥词典》，更不用说《哈扎尔辞典》了，他们根本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而对于这类幸灾乐祸之事人们总是宁信其有。于是，会场一下就炸开了窝，韩少功所住的房间来人络绎不绝。身为当事人的韩少功知道，这种看起来像是学术争论的行为背后是另有学术的，他本人至此也没有读过《哈扎尔辞典》，模仿从何谈起，更遑论抄袭和完全照搬，但《哈扎尔辞典》的发表却在自己的著作之前，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见到这本书。凭着自己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自信，他断定源自自己多年生活经验和思考的著作，不可能与某个异域作家雷同。因为要为《天涯》组稿并参加预备会，他比普通代表早几天进京。在拜会一些作者时，他就被朋友告知：有人正在把你吊起来打。他没有把所谓的“吊打”当一回事，以为市井小报为了促销的哗众取宠之举实在不必当真。但事情很快就波及整个文坛，并且向文坛之外的区域蔓延。各地媒体抓住了这个难得的焦点进行爆炒，继《文汇报》之后，《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全国四十多家报纸纷纷刊载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欺世盗名的文贼。《〈马桥词典〉——抄袭之作》、《翻〈马桥词典〉，查抄袭条目》这样的大黑标题见诸《书刊文摘导报》、上海《劳动报》等纸媒。
在京参加会议的许多作家对于这种未经任何深入的比较研究，就给作家作品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感到愤怒，纷纷发表意见。蒋子龙认为，《马桥词典》标志着中国新意识小说的成熟，它在形式、内容、语言、思想上非常完整统一，完全是中国式的，是抄袭不来也模仿不出来的。张炜认为《马桥词典》的出现值得庆贺，它对生活的感悟，它呈现的思想力度和哲学高度都让人惊讶。仿造不可能仿出如此鲜活的灵魂，真正的创造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流言折断。评论家南帆指出，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垄断一种文体。果戈理写过《狂人日记》，鲁迅还可以用同样的题目和文体写小说，并且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女作家方方表示，如果评论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布某部小说是抄袭或模仿，即使不符合事实，所有的后果还得由作家来承担，作家岂不是随时都可能受到伤害？（参见《文汇报》）1996年12月19日）刊发上述作家意见的这一期《文汇报》，同时也发表报道，称张颐武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评论界对于《马桥词典》过高的不适当评价。”“有人在其他报刊转述这一批评时，使用了‘抄袭’之类的字眼，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模仿和抄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他没有收回自己“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像”和“完全照搬”的指控，更没有表示任何歉意。
下肢残疾的作家史铁生这时正好迎来自己的又一个生日，关注事态发展的他无法在轮椅上安坐，便与作家何志云联系。他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中国作家协会有责任出面来澄清事实，不能无动于衷，于是联络了一些作家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了一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
最近，全国数十家报纸以及数家权威的文摘报都载文报道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为“抄袭”、“剽窃”之作，舆论风潮还在发展。这些说法最早源于1996年12月5日北京《为您服务报》上北大副教授张颐武的观点，即《马桥词典》“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而很多作家批评家认为由张颐武发端的这些指责毫无根据，极不严肃，是丧失批评道德的不实之词。
鉴于上述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并造成了文坛混乱和社会舆论风波，鉴于这一事件已经超出批评的范围而牵涉到作家正当权益，我们吁请贵会聘请权威性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给予公正评审，就韩少功是否“抄袭”、“剽窃”、“完全照搬”的争议得出结论便公之于众。
马桥事件（6）
史铁生、何志云、汪曾祺、蒋子龙、方方、李锐、
蒋韵、何立伟、迟子建、余华、乌热尔图
1997年1月5日
从北京返琼，韩少功家里的电话也几乎被打爆了。从妻子工作的单位到小孩就读的学校，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一些熟人见面时眼神中也闪烁着说不出的意思。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原先回答《文汇报》记者的“置之不理”的那番话是做不到的。这不是他的作品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他是否有做人的人格问题，因为按照张颐武“全盘照搬”的说法，《马桥词典》就不是他写的，而是抄袭来的。在媒体排山倒海的起哄之下，他已经被人们当成无耻的窃贼。人们对抓贼有一种快感。如果他不发出声音，那就意味着默认。如果抄袭、照搬和剽窃的罪名成立，意味着他侵犯了帕维奇的著作权，必须向这位外国作家请罪并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于是，他转变态度，陆续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
正在这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最终促使韩少功下定决心向法院递交诉状。3月20日《作家报》刊登了署名华锋、解永敏题为《〈秋夜难忘〉模仿乎？抄袭乎？》的来信，检举叶蔚林的小说《秋夜难忘》从背景、构思、视角、故事到人物设置乃至主要情节，甚至语言环境、营造氛围等，与山东作家尹世林七年前发表的《遍地萤火——我在一个秋夜的经历》同出一辙。第二天的《羊城晚报》又刊登了两篇小说的详细比对。叶蔚林很快就承认自己套用、抄袭的错误，并向尹世林表示道歉。叶和韩均出道湖南，并于1988年一同移居海南，他们身上相继发生的事情引发的暧昧联想，对韩少功也构成了某种说不清的压力。有了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他，对许许多多的事物都看淡了，但对于自己的清名，他还有几分珍惜。他说他可以容忍他人在自己身上泼冷水，却不能容忍他人在自己身上泼脏水。
3月28日，在事情发生三个多月之后，韩少功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