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人的欲望，世俗化正是它的根本诉求。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基本是沿袭这一取向，而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针对的却是正在滥觞的世俗化，一种过度人性化的状况。虽然它不是要从人间回到天国，但却是要从身体欲望的追逐回到精神关怀，反抗物质利益对一切精神价值，包括道德情怀和审美趣味的收买。他们把市场意识形态视为危害中国人精神生活品质的祸水，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它。“人文精神”的提倡看起来像是对20世纪80年代人文主义启蒙的一种否定。
与身处江湖的人文精神倡导者不同，生活在北方、较为接近于庙堂的另一些作家、评论家，如王蒙、刘心武、李泽厚等，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解放人性的启蒙使命，对“左”倾意识形态、一元文化专制和伪道学的流毒心存余悸，把之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大障碍。他们看到世俗化的潮流和娱乐性的倾向，对此具有相当强的解毒作用，可以作为武器或工具来使用，而对这种同样具有专制暴力的市场意识形态缺少应有的警惕。他们认为世俗精神和大众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而是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极“左”意识形态。他们先后撰文作出回应。北京大学的张颐武和南京的王干两位评论家还分别与刘心武、王蒙合作系列对话（通称“二武对话”、“二王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将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和倡导人文精神的学者，与极“左”思潮捆绑在一起来一锅煮。张承志等作家被有的人冠以“文化恐怖主义”、“红卫兵”、“希特勒冲锋队”、“奥姆真理教”等耸听的名号。一些倡导重振人文精神的学者，也被称为对着风车开战的“堂？吉诃德”。与此同时，被称为“痞子作家”的王朔等受到了较高的评价。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认为：“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咋咋呼呼，哭哭啼啼，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著、悲愤的装神弄鬼。是的，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王朔的文字“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但他的作品“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他平民化的思想和叙述姿态，让“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得如同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
灵魂的声音（6）
虽然早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韩少功就发出“灵魂的声音”，但人们还不好把他简单归入两个对立面中的一面。他从来都警惕站在一个极端来批评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或者说，他对两种意识形态都保持警戒，他要批评的是所有极端化的倾向。他批评恶俗化倾向，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物质生活的意义和人的身体诉求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倡导精神的无价，灵魂的高贵，同时也肯定世俗的必需，只是反对“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没有他人的‘世俗’；只有‘世俗’的肉体欲望，没有‘世俗’的精神需求”（《世俗化及其他》，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批判虚无主义和痞子思潮对人类道义和社会责任的无度销蚀，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它对极“左”意识形态和伪道学具有消解作用的条件下展开的。他反对灵魂的依附和堕落，同时也反对精神的洁癖。他反对伪君子，同时也反对真小人。他不像那些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作家那样，以市场意识形态来批判国家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也不像某些人文精神的倡导者那样以道义关怀来抗拒市场意识形态，对于王朔小说嘲解伪道学的假仁假义的意义，他也给予了适度的肯定。因此他被归入“温和的理想主义”（刘心武语）的类别。尽管如此，他也还是进入批评者的火力范围。他申斥流俗媚俗倾向时显现的昂然姿态，其实已经把自己树立成靶子插到高高的斜坡上，让路人看到便禁不住射击的冲动。就像王干所说的，“韩少功这等好手来从灵魂绿党精神生态保护者的角度入手更令‘后主’们一剑封喉”（王干：《看韩少功做广告》）。张颐武和刘心武发表在《作家》1996年第4期的对话《商品化与消费化：文化空间的拓展》），对韩少功作了虚拟的批判：
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天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
张颐武接着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机械地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与德利达、福柯这样的思想家批判社会的同时也批判自己是不同的。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
刘心武接着发挥，说：“比如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见了。”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对蔑视自己母语的行为的批评也受到曲解。刘心武在与张颐武的对话中说：“韩少功的《世界》一文最感情投入的、最激切愤怒之处就是‘请说中文’，但人家却不说中文。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中文被韩少功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屈原、李白用它写过那么好的诗，曹雪芹用它写过那么美的小说。但现在的现实是相当严酷的。”（《文化转型时期的挑战》，《作家》1996年第1期）他们把韩少功的观点漫画化，然后加以评议。
面对这种对虚拟目标的攻击，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他给《作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说：“我得说明一下，这些都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作家》1996年第6期）但他没有等来任何回应，直到几个月后“马桥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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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子里装新酒（1）
1995年4月，在海南岛上与韩少功朝夕生活了几年的母亲因病逝世。晚年的她记忆力衰退，性格也有些古怪，但仍得到儿子和儿媳耐心的照顾。奇怪的是，对于照顾自己的人，特别是有时候还要背着她上医院的四毛，她总是有些微词和怨言，而对其他不在榻前膝下的儿子反而称赞有加，说他对她怎么怎么好。就像《鞋癖》里写的，经过多年的政治迫害，她的精神世界有了许多外人难于理解的异变，不爱与外人打交道，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也总是对别人怀有深深的疑惧。她每次生病到医院留医，总是哭闹着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大夫还是多么温和的护士，一律被她当成不怀好意的坏人：“这些人么，我算是看透了，骗钱！”在家的时候，总是靠在电视机前，透过小小的屏幕窥视让她疑惧的世界。“她看电视时常有一些即兴评议，比如惊叹眼下天气这么冷了，电视里的人竟然还光着膀子，造孽啊；或者愤愤地检举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其实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别的女人轧姘头，真是无聊。”儿子向她推荐一部新剧，她却说都已经看过好几遍了，而她自己喜爱的《武松》每看一遍都是新的。最后一年，她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白内障蚕食着她昏花的眼珠。“看电视更多地成了一种无名的习惯——其实她经常只是在电视机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脑袋昏睡。我们劝她上床去睡，她不。她执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挺住一个看的姿态。但我知道她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来越浓重，将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尽力投出去的目光，正在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里。有一天她说：‘那只猪在搞什么鬼？’其实银屏里不是猪，是一块巧克力。”这时候，她的儿子四毛心里不免难受起来，他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母亲连自己的儿子长成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了。
也许是预感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在死别之前的一个月，韩少功写了题为《母亲的看》的小文，记录了老人在世上最后的时光。对于女儿他堪称慈父，总是多加鼓励褒扬，当学校老师给女儿的作文打不及格的时候，他就说我给你打八十分；对于母亲他堪称孝子，尽管老人的情绪变化叵测，他也不敢违逆，他深知在20世纪风云翻覆的中国，一个妇道人家要活下来并且抚育这么多儿女成｜人实在不容易啊。
就在母亲弃世的这一年，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有关方面多次找韩少功谈话，希望他能够接任这一职务。他当时正在潜心修改《马桥词典》，对尝试中的写作方式兴致盎然。曾经在作家协会出入多年的他，对这种体制下的状况并不看好。自古以来文人自重相轻，文人聚集的地方更难得清静，为了名位上无谓的计较耗尽才华和光阴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地方的协会十几年间无法按照章程换届，成为市井奇谈。有的地方则像是个维持会，大家相安无事，却没有实质性的作为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海南省作家协会虽小，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但因为管理失制，个性张扬无度，差不多是个烂摊子，屈居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省文联院子一间八平方米的简陋的屋子里，连电风扇都转不起来。在文学的黄金时期80年代，曾经发行六十万份的协会机关刊物《天涯》已经被人彻底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五百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作者和编辑合起来几乎就是它全部的读者，纳税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珍重、转化和升华。编辑们也“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此外，因为前任领导层违规出卖刊号，新闻出版局已经两次亮出黄牌警告，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一桩输多赢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审理。尽管如此，换届前还有人在暗地里活动想把韩少功挤走，好像他真的非要当这个主席不行。
旧瓶子里装新酒（2）
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在不好推卸的情况下，韩少功终于接受主管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此时的他四十岁出头，可谓正当盛年，陆文夫先生信中的话更让他难忘：“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陆苏州》，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实际上，事比字要重要一些，而且字还是要从事中来、跟事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曾经以《美食家》等作品享誉海内的苏州作家陆文夫，为了照看自己病重的女儿，80年代后期很少动笔，朋友们都在为他焦急，他却不以为然。他不认为虚构小说故事获得社会荣宠，比真实生活中的骨肉之情更重要。在对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上，韩少功和他所敬重的陆文夫是相通的，况且，“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世原则”（韩少功：《我与〈天涯〉》，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想，如果真能把一些事情做好，于社会民生有些益处，少写几本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反复思考，韩少功认为，在现存的体制框架之下，充其量也只能实施一些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类期刊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曾经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的刊物跌落到几万甚至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