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思考了片刻,忽然慢吞吞的问道,“各省……你们有没有见到各省的折子中有说,认为这些年中,朝廷推行新政,在下面遭遇民情怨怼的?”
“…………”
“朕的意思是说,曾国藩,你在两江任上多年,以你所见,朝廷新政推行,可有没有什么未尽如人意的?或者说,是朕的打算本来很好,但到了下面,给人胡乱删改,甚至以官府之力,不顾民情,妄加推行的?”
“这?”曾国藩迟疑了一下,有自然是有的,旁的不提,铁路肇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不过这已经是多年之前的旧事了,说来无益。“据臣所知,并无这等情事。朝廷所属司员,尽为正途所出,胸中常怀忠君爱民之念……”
“行了。”皇帝打断了他的话,“阎敬铭今天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多年以降,你我君臣耽于现状的常态,也是到时候该认真警醒一下了。今后啊,朝廷举凡再有新政,不但要在朝廷内共商国事,若是可行的话,要在不同的省份先行试点。先找出其中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然后再推广至全国——便如同这一次李鸿章提出的招商局的筹办吧,就作为第一个试点,着他在福建试行。办理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和弊端,也好就势解决。”
第60节中法
第60节中法
从咸丰十八年的秋天,法越交恶,两国彼此往来,口舌争锋不断,最后终于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的结果是越南丢了海阳、宁平等数省之地,而法国人也没有捞到什么便宜,那个妄自动兵的安邺上尉在河内城外给黑旗军砍了脑袋,双方因为各有顾忌,不敢再战,各自向国内和宗主国求援,请示下一步的动作。
朝廷议了一番,派唐景崧南下,交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唐景崧秘密进入越南,约见刘永福之前,先要做一件事,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最后激怒黑旗军,几乎阵前倒戈,吓得黄佐炎不敢再使坏,才使得阵斩安邺的军功得以落实——但两个人也因为这件事而彼此不和起来。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
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檄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
刘永福虽是武功出身,但并不是傻瓜,上有大清宗主国国力正盛,下有越南国主民心正朔,如何轮得到自己成此王霸基业?便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曾国藩,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军机处也觉得很为难,若是趁热打铁,能够将法人的势力尽数驱逐出越南国境,自然是上佳的机会,但法国在南越经营多年,不说凭刘永福的一支孤军能不能做到,就是能够做得到,届时,一定引致法国倾国来战——若是 到了那一步,以越南的国力和兵力,绝对不会是对方的敌手,势必会激得大清出手——和法国人为越南之事彻底撕破面皮,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
但清流民议,也不好全然不顾,凡此种种,都令皇帝分外为难,“法国人不是已经和朝廷就越南事签署协议了吗?怎么……又打起来了?”
“据臣所知,法人在越多年,越南百姓多有受其**者,民怨深重。这一次安邺、堵布益等人为商贸事而致轻动刀兵,甚至兵临河内,越南百姓怀同仇敌忾之心,于合约商谈之间,进击法人驻防兵士。打死打伤多人,法人恼羞成怒之下,两国才又起纷争。”曾国藩要言不烦的解释了几句,又说道,“如今越南百姓气势如虹,黑旗军下汇聚的越南义民,总数不下二十万,意图借此机会,将侵入本国的法国势力连根拔除。”
“仅凭一点义民就能够把法国人赶进大海了吗?天下的事情没有这么便宜”皇帝说道,“那,京中的民议如何?”
“京中百姓也认为,我大清为越南宗主国,如今附庸有事,宜乎尽守望相助之责,帮助越南,料理此事为上策。”
皇帝大大的翻了个白眼儿,“就是说,都是主战的声音喽?”
“这,是。”
皇帝心中实在不愿意就此和法国动手,但脑筋一转,又想到另外一件事上,立刻改变了初衷,“嗯,民心可恃民心可恃啊”他说,“军机处六百里密谕,命岑毓英改任两广总督,总理越南、法国交战事,以为我大清保护藩国之举。”
“皇上圣明。”曾国藩赞了一句,又说道,“皇上,越南地处南国,与中央万水千山,讯息不可一蹴而及。臣请旨,命岑毓英节制粤、桂、云三省防军,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
“准了。”
军机处退值回到直庐,传军机章京的快笔,片刻而就,下了一道上谕:“……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瑞麟、岑毓英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今改任岑毓英为两广总督,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西、广东、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岑毓英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名为密谕,但有电报可通,从北京到昆明,片刻即达。岑毓英在昆明总督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他的儿子岑春煊现在上海,任职松江府,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而溃逃,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南,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他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就有了驻足观望之心,不肯南下,一方面赖在昆明不肯动身,一方面写信给张之洞,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
但岑毓英只是发发牢骚,还没有抗命不从的打算和胆量。于是一面敷衍,一面授意张之洞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一、请召重臣以顾南洋。岑毓英经营两广,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转驻广东,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上春秋方富,而军机大臣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岑毓英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绿营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张之洞的折子呈上去,皇帝思考片刻,便知其详,岑毓英是怕了法国人了命六福取来大清官员履历折看看,岑毓英是广西人,当年在省内抓捕太平天国余孽有功,一路保升,咸丰六年,云南回民起义时,率团练到迤西助攻起义军。咸丰九年占领宜良得以署理知县,次年署澄江府知府。咸丰十二年被云南巡抚徐之铭派往与围困昆明的马复初、马如龙回民军谈判,达成协议,二马投降,以功迁云南布政使。用二十年的时间做到总督的高位,也算官符如火了,想不到居然会怕了法国鬼子?
他忽然心中一动,翻开奏折看看,内中提到刘铭传的名字?这是刘铭传示意张之洞在折子中做荐才之语,还是张某人有意攀附?恐怕是前者的成分居多,只是,刘铭传现在在兵部任职侍郎,呆得好好的?如何想起来要到越南去了?还是静极思动?想谋一两任外官当当?
思及刘铭传在历史上的作为,越发觉得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旁的不提,只是以他兵部侍郎的身份,外放巡抚,就是一方大吏——如今大清国势富足,外官比较起京官来,名字上或者难听一点,但实际落袋的好处,可是要多得多呢想了片刻,不得要诀,只好搁置一旁,张之洞的折子也留中了。
第61节中法(2)
第61节中法(2)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岑毓英、张之洞和刘铭传都颇为焦急,因为岑毓英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能躲就躲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他争得坐稳云贵总督的宝座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这层看法由刘铭传和张之洞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他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自己身子也不好,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还未及四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皇帝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岑毓英的去处,是件大事,皇帝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之洞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岑毓英回昆明,料理越南之事总不是常态,朕想,还是让他到两广去,不过,瑞麟呢?”皇帝问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皇帝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瑞麟身子硬朗。”恭王慢吞吞答道:“也不必给他找什么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至于用在哪里,全凭皇上圣断。”
“话是不错。”皇帝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他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皇帝大感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岑毓英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翁曾源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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