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衣军火，也做布料成衣，所以和我搞服装出口的爸爸也算是半熟脸的朋友。我见过那个家伙一次，那是个酒会，自助，有三文鱼，有龙虾，有很甜的葡萄酒，所有参加的人都穿得很正式，端着一杯酒走来走去，和认识的人表示重又相见的惊喜，跟不认识的人露出微笑。我别别扭扭穿了身西服，借五楼邻居大哥的，跟了我爸去白吃。我看见那个大流氓，大背头，大皮鞋，大金链子，亮头油，也是个脑袋巨大的人。他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听他滔滔不绝而又从容自得地讲着什么。他的三个保镖在屋子里也戴着墨镜，左右及身后各有一个，三个人同时照应前方，又不挡这个大流氓的光辉形象。我爸爸凑上去搭讪，他目光凌厉地看了我一眼，对我爸夸我狡猾可喜，时代这么好，不出来干而去念书，真是可惜。我说，叔叔，我还小。为什么你的保镖不换成女的？头发到肩膀，油光水滑的那种。
“听人讲，你妈妈曾经很出名。”我问朱裳。
“爸爸很少讲，妈妈也很少讲。只是和爸爸上街，爸爸有时会指给我看，对我讲：‘瞧，那个一脸横肉的家伙差点当了你爹。瞧，那个右手少了三个指头的人差点当了你爸。’”
“咱爹真逗。”
“我对他讲：‘我才不要那样的人当我爹呢。’”
屋子里暖气烧得很冲，屋子里的四十八张小脸红乎乎的。如果我睁眼看着数学老师，几分钟以后，我就只能看到老师硕大整齐的牙齿，然后从里面骨碌骨碌滚出一个一个音节，仿佛一个个亮亮的骰子，落在地上，发出清脆但是毫无意义的响动。所以我索性用课本、教参和习题集在课桌上垒起高高的一堵墙，挡住数学老师雄壮而洁白的牙齿，自己翻出一卷《小 山集》，有一搭无一搭地念。对于数理化，我每学期都是自己把教科书念完，找一本习题做完，然后就考试，及格问题不大，比及格线高多少，就看老师的心情和我的悟性了。剩下的上课时间，我胡思乱想，看各种杂书。
我佩服那些刻苦用功看正经书的学习牲口们。老师经常暗示我们，由于有他们的强势存在，我们这种混混的将来是会很悲惨的。我们班上最著名的牲口是个丰满而俏丽的胖燕，她的脸颊永远桃红。她为了专心听讲，和老师反复央求，调到了第一排，安稳静好地坐着，仿佛一座灯塔。除了上厕所，胖燕一动不动。我问张国栋，胖燕吃什么？张国栋说，她吃智力糖。智力糖是白色的糖块，做成12345的形状，还有加减乘除各种符号。胖燕的吃法是先吃个1再吃个加号，再吃个4再吃个等于号，最后吃个5。即使这样，胖燕还是长肉，她周围的人反而是越来越瘦。最惨的是桑保疆，他和我换了座位，进入了胖燕的辐射范围，三个月之后，被割了阑尾。第四节课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张国栋常感觉饥饿难忍，就看看胖燕，她思考或是生气的时候，隔了几排座位，我们还能闻见炖肉的香味。有一阵，张国栋对胖燕产生了某种迷恋，在胖燕离开座位上厕所的极短时间，张国栋一步窜过去，一屁股坐到胖燕的椅子上，闭上眼睛，身体左右蹭蹭。张国栋回来告诉我：“温暖极了。”
在看杂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沉浸在各种幻想之中，但是，只要是白天，我基本不会性幻想。有时候，我想像老流氓孔建国突然年轻了，重新带了一帮兄弟和白虎庄中学的“虎牙”团伙火并。地点就在窗户外面，就是学校门口的那条街，对面是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和简称“鸡院”的机械工程管理学院。我坐在靠窗户一排，老师背对我的时候，我欠起身子，就能看见。火并使的家伙还是冷兵器，我喜欢冷兵器，更直接，更体现人的价值，板砖、管叉、钉了钉子的大头棒子都好。我听见老流氓孔建国的叫喊，我喜欢他的叫喊，没有任何特殊意义，简单地说就是“我一定要灭了你。”我嗓子不好，我只会用嗓子发音，老流氓孔建国的叫喊是一种从肛门、大肠、小肠，直通胸腔，喷出嗓子的发音。这种声音我听过两次，之后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想起来。我想，如果这种声音喊多了，可能出现书里说的：肝肠寸断，就是大肠小肠都震断了，屎尿都漏在肚子里。
有时候，我想像一个大我许多的姐姐来接我。大多少，我并不清楚。我那时分不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是四十几岁。长相一定要好看，但是不能像大车、二车，也不能像女特务，甚至不能像朱裳。头发是黑的，好的，顺的，如果散下来，搭在胸前，将将蹭着Ru房，甩在肩后，将将过肩胛上脊。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无论长短盘起来的头发，别一根墨绿色的中华HB铅笔或是清早期的老白玉簪子，一丝不乱。身材不一定是大奶，但是腿很长。她最好会开车，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找我，要带我到哪里去。我喜欢坐美人开的车，我坐在旁边，肆无忌惮，口无遮拦，看窗外的风景和窗内的美人。风景好的时候，美人笑的时候，把左手放在美人的右腿上，问：是不是不征求你同意就把手这样放的人就是流氓？你不开车的时候，发生这种事你一定会大嘴巴抽他？美人在专心开车，不像平日里一样过分专注于自己的美丽，所以格外好看。
有时候，我想像朱裳。我闭上眼睛，朱裳就在身旁，我闻得见她的味道，那是一种混合的味道，包括她用的香皂、擦脸油、衣服上残留的洗衣粉，露在外面的头发、手臂，还有包裹在衣服里的身体。我听得见她玩纸片的声音，她手上总要玩点什么，比如把一张不大的纸片叠来叠去。很久的后来，她告诫我，一定不要把电影票或者车票交到她手上，一定会在二十分钟之后折叠摩搓得面目全非。我知道，这空气里，有朱裳呼出的气体，我用嘴深吸一口气，我慢慢咀嚼。
屋里很热，滋滋的热汽在玻璃窗上熏出一层蒙蒙的水雾。我握了拳头，将拳底按在笼了水雾的窗上，窗上就有了个小足印。周围还是水雾，而足印是透明的，可以看到窗外的冬天。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就有一串歪歪斜斜的小足印，在蒙蒙的水雾里通向远方。于是一个戴蓝色小尖帽的小妖怪就顺着那串小小的足印，歪斜地走进窗外的冬天。
窗外的冬天里是几排树。树谢光了叶子，显出一丝丝散开的层次繁复的枝。小妖怪知道 这便是冬天的花了。间或有几缕薄薄的云从繁花间流过，那便是天上的河了。耐心些，等一等，小妖怪看到从河的上游漂下来一瓣瓣奇大的花瓣。每个粉色的花瓣上睡着一个粉扑扑的小姑娘。
我强烈地感觉，有两个世界在。除了屁股下硬硬的椅子所盘踞的这个外，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沿着自己的目光走过去，走过隔开两个世界的窗上蒙蒙的水雾，就是精灵蹦跳的奇幻世界。椅子下的这个世界太小了。如果躲进自己的房间，沿着青灯黄卷走过去，跨过千年时光流成的浅浅的河，就是混混被看作正当职业的英雄时代，就是青楼女子代表文化美女的时代。椅子下的这个世界太窄了。
在我的感觉里，朱裳是惟一一个能在两个世界里出现的女孩。如果走过窗上蒙蒙的水雾，朱裳便是那瓣最大的粉色花瓣上睡得最熟的小姑娘。如果跨过千年时光的浅流，朱裳便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那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感觉到，少年时期很多美好想像都是境由心生，没看过猪跑，更没吃过猪肉，把对凤凰的想像都拽到母猪身上了。
我后来开始玩玉，古玉需要搓来搓去，行话叫“盘”。老玉往往难盘，使劲儿盘也要两三年才能精光毕现，特别是和铁呀铜呀尸体呀埋在一起好几千年的老玉。我收了这种老玉，就给朱裳打电话，她手上从来不愿意闲着，需要玩个东西，正好人尽其才。不出六个月，红山的生坑出土器件一定被蹂躏成北京玉器厂去年的样品，从上到下泛着玻璃光。朱裳要是下辈子转世投胎成男孩，一定是个反革命手Yin犯。
下课铃响了，我发现数学老师大门牙上粘的那片韭菜叶子不见了，桑保疆的脑门上多了一片韭菜叶子，大小一致，形状相同，在阳光下亮晶晶油绿绿的，泛着生坑玻璃光。
我一觉醒来，大吼一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想起过去创作这首打油诗的诸葛亮，在那个叫南阳卧龙岗的地方，种田、读书，钱多的时候去青楼、钱少的时候思考，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那时候，不用念那么多年的书，尤其不用念数学，只要有派儿，脸皮厚，能臭牛逼，熟读前四史和《战国策》，会说些诸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机会和挑战并存”之 类着三不着两的屁话，坚持几年，就成了谋士。再加上一两个胳膊粗、嗓门大、逞凶斗狠、敢剁自己手指头、号称不怕死的哥们。再加上一伙对社会充满不满的群众，出来一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自大狂，说自己是龙是太阳是上天的儿子，振臂一呼，就是一场起义。万一成事了，得势了，一吉普一吉普的大车、二车、女特务、翠儿就不用提了。就算是朱裳这样的女孩，全国这么多人，总能找着十个八个的，平时养着用，战时，撒出一个就能干掉一个董卓或一个吕布。就算找不着，抓来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从小爱读《十万个为什么》的那帮人，农贸市场买点猪肉，化工商店买点试管，做几个朱裳，做不出来就砍头。张国栋主持研究工作，刘京伟主持砍头等思想工作。没做出来之前，还能抓几个画家，我来描述，他们来画，总能画出几幅形神俱似的。我已经想出了招募口号：“是孔明就要论天下，是关公就要舞大刀。”刘京伟和张国栋听到，一定会加盟；老流氓孔建国听到，一定会加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数学，该讲解析几何了，数学老师要是不瞪起三角眼，把自己当辅助线添到黑板上才是怪事。我感觉无聊异常。
屋外，汽车轰鸣而过的间歇里，黄鹂的啼叫婉转悠扬。阳光的手伸进窗户，细致而耐心地抚摸我露在被子外边的脸。没有风，国槐、侧柏和提笼架鸟的退休大爷们一起，带着傻呵呵的表情一动不动地接受太阳的抚摸。冬天里这么好的太阳不能拒绝，仿佛朱裳有一天忽然张开双臂，小声说“抱我”，我一定会像标准色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去的，这个场景我已经练习过好几百遍了。
我决定逃学。
像平常去上课一样，我收拾好大书包，到二层父母的房间里胡乱塞了几口早点：豆浆、馒头加芝麻酱白糖。
“我上学去了。”
“再吃几口。”老妈说。
“数学课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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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豆浆和馒头加芝麻酱白糖，老妈一定逼着老爸都吃光了。老妈这种习惯养成于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当时吃的缺少养分，只能靠量补，所以要多吃再多吃。后来到了二十一世纪，老妈无视饮食结构的变化，继续填塞周围的家人，我老爸是她惟一长期抓得着的人，可怜的瘦老头很快得了高血脂和糖尿病，一泡尿能招来好些蚂蚁。过去住胡同的时候，我爸一上厕所，全胡同的蚂蚁都跟着去，黑压压一片在老爸身后，可壮观了。
我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沿着中纺街往西走，将脚尖碰到的所有石子和冰棍纸踢开老远。
饴糖厂的臭味还是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剽悍凌厉而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器，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我们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滩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高中三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东西，塑料的、硅胶的都有。刘京伟硬逼着我和张国栋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了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积谷防饥。”刘京伟说，“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像老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