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和麦尔肯爵士是无关的,他不理她的埋怨和仇视,他们各行其事。所以妹妹俩是“自由”的。她们回到德累斯顿,重度往日学习音乐,在大学听讲,与年青男子们交际的生活。她们各自恋着她们的男子,她们的男子也热恋着她们。所有青年男子所能想,所能说所能写的美妙的东西,他们都为这两个少妇而想、而说、而写。康妮的情人是爱音乐的,希尔达的情人是技术家。至少在精神方面,他们全为这两个少妇生活着。另外的什么方面,他们是被人厌恶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狠明显;爱情——肉体的爱——已在他们身上经过了。肉体的爱,使男子身体发生奇异的、微妙的、显然的变化。女子是更艳丽了,更微妙地圆满了,少女时代的粗糙处全消失了,脸上露出渴望的或胜利的情态。男子是更沉静了,更深刻了,即肩膊和臀部也不象从前硬直了。
这姊妹俩在性的快感中,几乎在男性的奇异的权力下面屈服了。但是很快她们便自拨了,把性的快感看作一种感觉,而保持了她们的自由。至于她们的情人呢,因为感激她们所赐与的性的满足,便把灵魂交给她们。但是不久,他们又有点觉得得不尝失了。康妮的男子开始有点负气的样子,希尔达的对手也渐渐态度轻蔑起来。但是男子们就是这样的;忘恩负义而永不满足!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憎恨你,因为你要他们。你不睬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憎恨你,因为旁的什么理由。或者毫无理由。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无论女子怎样,都不满意的。
大战爆发了。希尔达和康妮又匆匆回家——她们在五月已经回家一次,那时是为了母亲的丧事。她们的两个德国情人,在一九一四年圣诞节都死了,姊妹俩恋恋地痛哭了一场,但是心里却把他们忘掉了,他们再也不存在了。
她们都住在新根洞她们父亲的——其实是她们母亲的家里。她们和那些拥护“自由”,穿法兰绒裤和法兰绒开领衬衣的剑桥大学学生们往来。这些学生是一种上流的感情的无政府主义者,说起话来,声音又低又浊,仪态力求讲究。希尔达突然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人结了婚。她是这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者前辈,家财富有,而且在政府里有个好差事,他也写点哲学上的文章。她和他住在威士明斯泰的一所小屋里,来往的是政府人物,他们虽不是了不起的人,却是——或希望是——国中有权威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或者装做知道。
康妮得了个战时轻易的工作,和那些嘲笑一切的,穿法兰绒裤的剑桥学生常在一块。她的朋友是克利福·查太莱,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他原在德国被恩研究煤矿技术,那时他刚从德国匆匆赶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大学待过两年,现在,他是个堂堂的陆军中尉,穿上了军服,更可以目空一切了。
在社会地位上看来,克利福·查太莱是比康妮高的,康妮是属于小康的知识阶级;但他却是个贵族。虽不是大贵族,但总是贵族。他的父亲是个男爵,母亲是个子爵的女儿。
克利福虽比康妮出身高贵,更其上流,但却没有她磊落大方。在地主贵族的狭小的上流社会里,他便觉得安适,但在其他的中产阶级、民众和外国人所组合的大社会里,他却觉得怯懦不安了。说实话,他对于中下层阶级的大众和与自己不同阶级的外国人,是有点惧怕的。他自己觉得麻木了似的毫无保障;其实他有着所有优先权的保障。这是可怪的,但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稀有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一个雍容自在的少女康士丹斯·勒德使他颠倒了。她在那复杂浑沌的社会上,比他自然得多了。
然而,他却是个叛徒,甚至反叛他自己的阶级。也许反叛这字用得过火了,太过火了。他只是跟着普通一般青年的愤恨潮流,反对旧习惯,反对任何权势罢了。父辈的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的顽固的父亲,尤其可笑。一切政府都是可笑的,投机主义的英国政府,特别可笑,车队是可笑的,尤其是那些老而不死的将军们,至于那红脸的吉治纳将军②更是可笑之至了。甚至战争也是可笑的,虽然战争要杀不少人。
……
②吉治纳K(itchener)一九一四一一六年英国陆军部长。
总之,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可笑,一切有权威的东西,无论军队、政府或可笑到绝点。自命有统治能力的统治阶级,也可笑。佐佛来男爵,克利福的父亲,尤其可笑。砍伐着他园里的树木,调拨着他煤矿场里的矿工,和败草一般地送到战场上去,他自己便安然在后方,高喊救国,可是他却人不敷出地为国花钱。
当克利福的姊妹爱玛·查太莱小姐从米德兰到伦敦去做看护工作的时候,她暗地里嘲笑着佐佛来男爵和他的刚愎的爱国主义。至于他的长于哈白呢,却公然大笑,虽然砍给战壕里用的树木是他自己的。但是克利福只是有点不安的微笑。一切都可笑,那是真的;但这可笑若挨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其他阶级的人们,如康妮,是郑重其事的;他们是有所信仰的。
他们对于军队,对于征兵的恐吓,对于儿童们的糖与糖果的缺乏,是颇郑重其事的。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当局的罪过。但是克利福却不关心,在他看来,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而不是因为糖果或军队问题。
当局者自己也觉得可笑,却有点可笑地行动着,一时紊乱得一塌糊涂。直至前方战事严重起来,路易·佐治出来救了国内的局面,这是超乎可笑的,于是目空一切的青年们不再嘲笑了。
一九—六年,克利福的哥哥哈白阵亡了。因此克利福成了唯一的继承人。甚至这个也使他害怕起来。他早就深知生在这查太莱世家的勒格贝,作佐佛来男爵儿子,是多么重要的,他决不能逃避他的命运。可是他知道在这沸腾的外面世界的人看来,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是勒格贝世代老家的负责人,这可不是骇人的事?这可不是显赫而同时也许是十分荒唐的事?
佐佛来男爵却不以为有什么荒唐的地方。他脸色苍白地、紧张地固执着要救他的祖国和他的地位,不管在位的是路易·佐治或任何人。他拥护英国和路易。佐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国和圣佐治一样;他永不明白那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以佐佛来男爵吹伐他的树木,拥护英国和路易·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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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克利福结婚,好生个嗣于,克利福觉得他的父亲是个不可救药的者顽固。但是他自己,除了会嘲笑一切,和极端嘲笑他自己的处境外,还有什么比他父亲更新颖的呢?因为不管他心愿与否,他是十分郑重其事地接受这爵衔和勒格贝家产了。
太战起初时的狂热消失了。死灭了。因为死的人太多了,恐怖太大了。男子需要扶持和安慰,需要一个铁锚把他碇泊在安全地下,需要一个妻子。
从前,查太莱兄弟姊妹三人,虽然认识的人多,却怪孤独地住在勒格贝家里,他们三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他们三人觉得孤独,虽然有爵位和土地(也许正因为这个),他们却觉得地位不坚,毫无保障。他们和生长地的米德兰工业区完全隔绝;他们甚至和同阶级的人也隔绝了,因为佐佛来男爵的性情是古怪的,”固执的,不喜与人交往的。他们嘲笑他们的父亲,但是他们却不愿人嘲笑他。
他们说过要永久的住在一块,但是现在哈白已死了。而佐佛来男爵又要克利福成婚。父亲这欲望并不正式表示,i他是很少说话的人,但是他的无言的、静默地坚持,是使克利福难以反抗的。
但是,爱玛却反对这事!她比克利福大十岁,她觉得克利福如果结婚,那便是离叛他们往日的约言。
然而,克利福终于娶了康妮,和她过了一个月的蜜月生活。那正在可怕的一九一七那一年;夫妇俩亲切得恰如正在沉没的船上的两个难人。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个童男,所以性的方面,于他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们只知相亲相爱,康妮觉得这种超乎性欲的男子不求“满足”的相亲相爱,是可喜的。而克利福也不象别的男子般的追求“满足”。不,亲情是比性茭更深刻,更直接的。性茭不过是偶然的、附带的事,不过是一种笨拙地坚持着的官能作用,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可是康妮却希翼着生些孩子,好使自己的地位强国起来,去反抗爱玛。
然而,一九一八年开始的时候,克利福伤得一身破碎。被运了回来,孩子没有生成。佐佛来男爵也忧愤中死去了。
第二章
一九二零年的秋天,康妮和克利福回勒格贝老家来,爱玛因为仍然憎恶她弟弟的失信,已到伦敦租了间小房子住去下。
勒格贝是个褐色石筑的长而低的老屋。建筑于十八世纪中期,后来时加添补,直至成了一座无甚出色的大房屋,它坐落在一高丘上,在一个够优美的满是橡树的老林园中。可惜得很,从这儿看见附近煤矿场的烟雾成云的烟囱,和远处湿雾朦胧中的小山上的达娃斯哈村落,这村落差不多挨着园门开始,极其丑恶地蔓延一里之长,一行行的寒酸肌脏的砖墙小屋,黑石板的屋顶,尖锐的屋角,带着无限悲他的气概。
康妮是住惯了根新洞,看惯了苏格兰的小山,和苏色克斯的海岸沙丘的人,那便是她心目中的英格兰,她用年轻的忍耐精神,把这无灵魂的、丑恶的煤铁区的米德兰浏览了一遍,便撇开不顾了,那是令人难信的可怕的环境,是不必加以思索的。以勒格贝那些阴森的房屋里,她听得见矿坑里筛子机的轹轹声,起重机的喷气声。载重车换轨时的响声,和火车头粗哑的汽笛声。达娃斯哈的煤堤在燃烧着,已经燃烧好几年了,要熄灭它非一宗大款不可,所以只好任它烧着。风从那边吹来的时候——这是常事——屋里便充满了腐土经焚烧后的硫磺臭味。甚至无风的时候,空气里也带着一种地窖下的什么恶味。甚至在毛黄花上,也铺着一层煤灰,好象是恶天降下的黑甘露。
然而,世事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命定的!这是有点可怕的,但是为什么要反抗呢?反抗是无用的,事情还是一样继续下去。这便是生活质无限可分和层次性的原理提出的“层次”理论在物理学哲,和其它一切一样!在晚上,那低低的黝黑的云天,浮动着一些斑斑的红点,肿涨着,收缩着,好象令人痛苦的火伤;那是煤地的一些高炉。起初,这种景色使康妮深深恐怖,她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窖里。以后,她渐渐习惯了。早晨的时候,天又下起雨来。
克利福自称勒格贝比伦敦可爱。这地方有一种特有的坚强的意志,居民有一种强大的欲望,康妮奇怪着,他们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尝试的东西。无论如何,见解和思想他们是没有的。这些居民和这地方一样,形容枯搞,丑陋,阴森而不和睦。不过在他们的含糊不清的土话里和他们在沥青路上曳着钉底鞍。一群一群的散工回家时候的嘈杂声里,却有些什么可怕而有点神秘的东西。
当这年轻的贵族归家时,谁也没有来欢迎他。没有宴会,没有代表,甚至一朵花也没有。只是当他的汽车在阴森的林中的潮湿空气里开过,经过那有些灰色绵羊在那里吃着草的园圃斜坡,来到那高丘上黑褐色的屋门前时,一个女管家和她的丈夫在那里等着,预备支吾几句欢迎的话。
勒格贝和达娃斯哈村落是毫无来往的。村里人见了他们,也不脱帽,也不鞠躬。矿工们见了只是眼睁地望着。商人见了康妮举举帽子,和对一个任何熟人一样,对克利福相通的深渊(JosephBloch,1871—1936),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双方都抱着一种沉静的仇恨。起初,康妮对于村人这种淫雨似的下个不尽的仇恨,很觉痛苦。后来她忍耐下来了,反而觉得那是一服强身剂,是予人以一种生趣的什么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她和克利福不孚众望,仅仅是因为他们和矿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罢了。在特兰以南的地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极端隔绝也许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中部和北部的工业区,他们间的隔绝是言语所难形容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奇怪的相克的人类感情!
虽然,在无形中,村人对于克利福和康妮还有点同情,但是在骨子里,双方都抱着“别管我们罢”的态度。
这儿的牧师,是个勤于职务的约模六十岁的和蔼的人。村人的“别管我们罢”的无言态度把他克服了,差不多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矿工的妻子们几乎都是监理会教徒,面矿工们却是无所信仰的,但是即使这牧师所穿的那套制服,也就够使村人把他看成一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