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及财产的保护才是解决贫困、优化环境、淘汰“血汗工厂”最有力的方法。要谨记：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外一篇干预收入的法规与有意或无意的伤害
导言：好的意图有时带来坏的结果，何况某个意图起初还是坏的。只有理解了收入水平真实增长的源头，才能避免心怀善意地弄巧成拙。
通过行政干预来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所得，这一充溢着“爱心”的主张在社会中最直接的实践方式便是对工资水平的立法干涉，其中，世界上最常见的要数“最低工资法”。全球除了新加坡、瑞士、挪威等少数国家无最低工资规定以外，大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此制度的标准线在诸多地区均在冉冉上升。
以美国为例，要求政府推行最低15时薪法令的呼声及游行此起彼伏，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两大州于2016年春季先后宣布了提高本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法案，这些法案计划将现在每小时7。25的最低标准在2022年之前升至每小时15。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brown）更是手举签署完毕的文件，义正辞严地说道：“虽然最低工资法在经济效率上是说不通的，但它在社会道义上的每一丝一毫都是合理的。”
然而，任何诚实且兼具常识的经济学家，即便在其它方面龃龉不入，都能指出布朗州长此话的问题所在——除非您认为让欠缺技能的初级劳动者面临失业、丢掉收入来源符合您定义的“社会道义”，那您这句话才可谓通顺。
市场中最基本的供求关系已说明，当其它条件不变，一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会使对此商品服务的需求减少（同时供给增加）；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也毫不例外地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不信的话，你去找老板要求薪资翻倍，然后观察一下老板的表情是否会对你的报价作出反应。
实质上，最低工资标准限定了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其结果是，生产力水平低于此标准的员工极可能遭逢被辞退的处境，因为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小于企业依法必须支付的最低薪酬。或许，企业通过精简员工、调整工作职责、削减公司福利等方法压缩成本，未致使每一个原薪酬低于新标准的职工统统被解雇，但这类职工总体所面对的失业压力无可避免；他们中的多数人的薪水收入恐怕要因失业而归零了——讽刺的是，这类人正是最低工资法期望“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倒伤害了他们，不过不用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法律起初的意图就是伤害。
索维尔（thomassowell）、威廉姆斯（walterwilliams）等经济学家整理过许多早期最低工资法的材料，展示了当时推行最低工资法**裸的歧视背景。这种针对尚处于底层的异族的排挤，由于近一个世纪前并无今日过为已甚的政治正确，所以这些不良用意被清晰地捕捉留存了下来。
譬如，20世纪初，一位哈佛教授（arthurholbe）如此赞赏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法：“澳洲的最低工资法有效地保护了澳洲白人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很大程度上不必与有色人种在就业市场中发生竞争，特别是与中国人。”；1925年，在尚未全面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经济与工资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尽管没有法律直截排斥原住民的就业，但通过设置最低工资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被设置得非常高的情况下，（普遍技能初级的）原住民将不太可能受到雇佣。”；192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台的最低工资法意图明确，就是要把日裔移民从伐木业中驱赶出去；1931年美国政界决定遏制有色人种劳工不断压低白人工会竞争力的势头，颁布了首个联邦最低工资法（davis…baact），规定了联邦公共建设项目的最低工资标准，关键是将黑人拒之门外。
除了歧视外族，企业利用此法为自己争夺优势地位也颇为常见。例如，1938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最低工资法（fairborstandardsact），而推动此法的重要力量来自美国东北地区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南部地区的同行，主要因为南方纺织厂的劳动力更便宜，然而直接取缔南方的纺织厂是不可能的，它们随即灵机一动：用最低工资法拖累那帮家伙呀！
迄今，不少商业巨头仍深谙此道，沃尔玛和好市多（costco）就屡次鼓吹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正它们给员工的最低薪水本来就高于它们呼吁的标准，所以更高的标准对它们自身毫无影响，但新标准会强迫原来只支付得起较低工资的中小规模商场抬升薪水，即通过法律加重中小商家的人力成本以达到伤害竞争对手的目的，最终这类中小企业可能不得不裁员，乃至关门大吉。
工会亦是推动最低工资法的主力军之一，但至少在美国，工会向来保护的都是自己工会的会员，而伤害无会籍的工人或是被它们称为“工贼”者都是不手软的（众多黑历史，此文不赘述）。工会依靠最低工资标准可消除掉不少外部的竞争，可就在最近，由于加州准备逐步将最低工资标准升至15时薪，有些工会发现自己的会员也可能要被失业压力所波及了，于是洛杉矶的几个工会已开始向政府申请最低工资法的“豁免权”，换句话说，它们希望自己的会员免受被依法强制涨薪至15的待遇，就维持低于15的现状挺好——这一幕既滑稽，又反映出它们对此法的作用心知肚明。
当然，如今很多支持最低工资法的人不再持公然歧视异族的观点，也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方打击中小竞争对手，但是，无论意图好坏，对缺少技能和经验的初级工人造成的伤害效果是一致的——最低工资法相当于把就业市场中最底部的几级阶梯抽走了，它给很多缺乏教育和技能的人在初入职场时增添了障碍；最底层的阶梯原本能帮助这些处境不佳者获得培训历练的机会，诸如准时出勤、态度端正、与人协同合作等素质并非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常常需要后天习得，可是，最低工资法剥夺了这一在最底层作积累的机会，他们无法与企业自由签约，连一开始都托足无门，何谈往上爬升呢？
这时大概会有人满怀圣母慈悲地表示：任何工作的人都有权收获足以支撑家庭生活的报酬。且不论这“生活”标准怎么定，事实上很多一开始处于不利地位者皆为年轻人，他们还未组成家庭，这些入门工作本身也非终生供养家庭之职，如若某人工作十年还停留于简单的入门低薪岗位，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此人自身的问题。更何况之前强调过，强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只会令他们大量失去机会，而不会让他们每个人的收入魔幻般地上涨。
凡是从善意的立场为最低工资标准辩护都站不住脚，这一点明白易晓。虽然上文只谈及最低工资法，但相信聪明的你能够在干预工资收入的法规上举一反三，有更深入的认识。
再浅举一例，社保是许多国家都强制要求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现假设一个十分简化的场景，你每月名义工资10，000，扣税缴纳齐全后到手7，500，而企业依法还需为你缴纳4，000，此时看似这4，000是国家通过法律为你争得的福利；如果无强制性的要求，企业怎会额外支付4，000的保障呢？——若这么想就天真了，因为站在雇主的角度，只分用工成本，雇你的开支是14，000，从另一方面说，平均下来每月你创造的价值起码大于14，000（否则此雇佣关系对企业来说是亏本的）。接着假设，你做此工作创造的价值是15，000，企业每月雇你的利润则为1，000＇注，那么，如果政府突然取消了强制缴纳的各项费用，企业是否会照老样子继续支付你10，000的名义工资（保有5，000的利润）？
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会的，因为其它的企业看见可观的利润会乐于抬价挖走你；a公司给你出价12，000，b公司愿付你13，000，c公司给你工资开到14，000在越自由的市场中，你的工资会越接近于你所生产的边际价值——市场中的劳资双方是平等的，企业、老板、资本家越多，员工的议价能力才越强，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此，出于善心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的费用，貌似是通过干预为劳动者谋得额外收入保障，其实只是缩减了劳动者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而那些被征缴上去难以支配的收入大可视其为对劳动者的伤害。＇注i
许多人对干预收入的法规抱有各种幻想，说到底，是因为不理解人们工资收入水平是缘何而上升的，有的人甚至以为上涨仅仅取决于老板们的慷慨程度——这是格外童真的看法。那么，将通货膨胀的噪音过滤掉，人们真实收入水平的总体上涨源自何处？
源自生产力的提升；资本的投入、技术的革新、工具的改进、人员的熟练等等提高了生产水平，让商品更加丰富充盈、更加物美价廉，使得人们手中等值的钱能够拥有更高的购买力——这才是人们变得更为富裕、真实收入水平总体上升的根源。
若干预收入的法规真能使人收入上升摆脱贫穷，那直接建议非洲穷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当地企业多缴各种费用，非洲人民的贫困问题、生活保障问题岂不迎刃而解了？把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升到每月1，000，000，人人岂不都成百万富翁了？——是的，只需稍加归谬，便可轻易看出其中的荒诞之处。
人们变得富裕、收入的提高都不是一纸法令推动的，而是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只要符合自由的**，即没有欺诈或强迫，雇主与工人之间的自由签约一定是双赢的，有了起点才有未来改善境遇的无限可能——自由方是繁荣的基石、幸福的源泉。
＇注：时常有人将企业支付给工人的钱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诋毁为“剥削”，这种不健康的观念亟需纠正。要知道，有利润，才吸引投资，有了投资，最终才有经济的运转和发展等等等等，这才有的就业啊。
＇注i：不谈应该与否，各种“缺口”已非新闻，例如，美国的unfundedliabilities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计的；即便没有违约、顺利拿回，恐怕也早已贬值。
VIP卷 第七百二十七章 隐蔽财富大转移
要理解这场财富大转移，首先需明白两个互为反义的词：“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原意是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但如今，通缩普遍被等同为商品价格的下跌；同理，“通货膨胀”原指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现几乎已成物价上涨的代名词，而实际上，商品价格的下降或上涨只是减少或增加货币供给量所可能产生的现象而已。不过，由于通缩、通胀与价格挂钩的常用释义已然泛滥，所以下文便不纠结于它们的原始定义了。
先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假设货币的总量不变，当生产总值提高、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此时，价格水平会发生什么变化？——商品价格显然是会下降的；换句话说，俗称的“通货紧缩”会自然地发生。不过，如今人们的“常识”与此朴素的逻辑恰恰相反，似乎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逐步上升才是理所应当的，通货膨胀好像已经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了——这种有违自然的“常识”与货币供给量的持续增加息息相关，而这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通货膨胀正是这场鲜为人知的财富大转移的发动机。
在解释增发货币为何只是一场财富转移之前，先简要厘清一下宣扬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声音成为主流的渊源。
早在古希腊时期，关于货币供给量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便认为是没有影响的；在那之后约两千年，古典经济学家也持相似的观点——据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该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以后。
不幸的是，始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干预主义的思潮风起云涌，在此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凯恩斯男爵，他则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量，制造通货膨胀，在短期内能提高生产、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这一“良方妙计”看似能让经济走出低迷与萧条，随即占据了主流；与此同时，与通胀相对应的通货紧缩“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众矢之的，通缩在主流眼中被视为必须受到禁锢的恶魔。
当下，代表了主流的经济学界与金融财经圈的新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皆对“通货紧缩”望而生畏。主流人士认为：通缩时的物价下跌，不仅让商家的边际利润受到压缩从而难以生存，更关键的是，人们变得更不愿意消费与贷款，因为价格越来越低、手中的钱越来越贵，人们会囤积货币，期待价格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