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工程师- 第222部分

　　　　杨邦乂和仇悆点了点头，认可了高峰的观点，只是仇悆还是说道：“之前他们只能算是一般地闹事，可以凭借梁山泊的地形与官兵对抗，因而没有吃亏。可现在他们正式宣告了起义造反，还打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如此狂妄朝廷自然不能容他，定会派大军前去镇压的。”

　　　　其话没有说完，却也表达出宋江等人很快就会被消灭的意思。朝廷就要派大军来了，一群小蟊贼还能跳多久？

　　　　高峰自然明白其意，应道：“宋江集三十六名首领造反，其人数虽然不多，却个个都是猛汉，以一当十不在话下。朝廷官兵疏于战事，早已形同虚设，说去围剿未必可行。再者说，宋江之流可不会束手待毙，一旦他们辗转起来，要擒住他们可是千难万难。”

　　　　这是看好宋江的意思了，杨邦乂和仇悆不由得疑问起来，觉得此事不可思议。

　　　　朝廷再不济也不会任由宋江在这周边辗转。梁山泊在丰’县北约两百里，此处位大名府、应天府、青州、济州、徐州的中间地带，可以说是大宋的核心地带。一旦任其辗转，对整个大宋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样的结果朝廷承受不起。

　　　　似乎听出了高峰的玄外之音，仇悆上前问道：“难道大人想出手不成？”

正文　第446章　文人之祸

　　　　高峰听了，不置可否，而是神情肃然地望了杨邦乂和仇悆一眼，问道：“我想请问两位大人，乱世之秋，是文能救国，还是武能救国？”

　　　　这个问题问得突然，杨邦乂和仇悆有些莫名其妙，却也知道高峰说的就是大宋的当前局势。

　　　　只是明知如此，俩人也不敢把话挑明，他们还没有底气搬弄大宋的是非。杨邦乂接道：“文安邦、武定国，二者皆不可少。”

　　　　仇悆跟着点头，意思也是同意这个观点。高峰看到这里暗自感叹一声。

　　　　这两人都是文人出身，能看到一个国家文武皆不可缺的大形势，而且敢于承认，说明二人心地还是坦诚的，只是大宋朝出现了重文轻武、营养不良的畸形局面，这又说明了什么？

　　　　诚然，皇帝对武将的恐惧有历史的原因，所以才会有杯酒释兵权，把武将排挤在一边的事情发生。可这么多年来，国家受到那么多的屈辱，甚至国家形势早已危机，为何就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武定国的方案呢？

　　　　这事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高峰知道，杨邦乂和仇悆二人虽然能说出“文安邦、武定国”的那番话，却不一定能看出来。

　　　　大宋朝可以说是自有王朝以来最为民主的社会。没有了武将的干扰，士大夫的地位大幅提高，使得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

　　　　澶渊之盟是宰相寇准的杰作，他在辽国大举侵宋时，竭力劝阻了宋真宗的意图南逃，又迫他御驾亲征，至澶渊督战。一番较量之下，辽国吃了亏，于是双方议和。真宗却向谈判官曹利用说出底线，一百万岁贡。可是出了宫门，寇准就威胁曹利用说，如果敢超出三十万，就砍了你。

　　　　曹利用无奈，只得拼死谈判，终于把银绢岁贡压至三十万，从而签下了有名的澶渊之盟。

　　　　寇准是有才德的代表，还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是如此，他们身居高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致力于国计民生，使得国家虽有忧患，却无大碍。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他们那般无私、高品，数百年浸淫下来的许多文人早已失去了风骨，他们只在乎高人一等的地位，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过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说辞，是他们谋取私利、赢取功名利碌的踏板。

　　　　他们嘴上说的光明正大，做的却是龌龊之事，他们道貌岸然，却虚伪无耻。

　　　　他们为了扬名而爱国，他们为了利益而忠心；他们为了私心而拉帮结派，他们为了目的而不惜手段；他们可以置朝廷的利益而不顾，他们可以视百姓的死活而不管。这是一种变了味的文人风骨，也是大宋惯出来的士人风彩，大宋的文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习惯，就是皇帝也左右不了局势，士大夫在大宋就是连皇帝也左右不了的一个群体，而其矛盾累积，终于在元佑事件中爆发了。

　　　　元佑事件是新党、旧党之争的结果，最终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意气之争和仇恨之争，在这个过程中，大批的能人志士沦入党争之中无法自拨。这是一次内争，也是一次大伤筋骨的利益之争，损失的不光是文人阶层，更多的是大宋的中坚力量。其导致的结果便是成就了蔡京等贼，使其权倾一朝，擅权愚君，误国误民。

　　　　从此以后，文人的风骨走向了末路，他们变成了权利的奴隶，若想让他们再挺起脊梁来建设大宋，已成为笑谈。

　　　　一个国家的腐败，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接着是司法的腐败，接着是教育的腐败，最后是军队的腐败。当一个国家的****到了极致的时刻，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即便是秦始皇复生，汉武帝转世，也是无力回天，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

　　　　文人一枝独大的局面便是军队成了附庸。用你时，让你冲上前，成，功是文人的；败，责是你的。不用你时，你就是臭狗’屎，放在哪里都有人嫌臭。

　　　　一枝独大的文人若再腐化堕落，问题将更为严重，对军队的影响更是致命的。本就束手束脚的大宋军队在这帮文人面，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力，眨眼间便从根里腐烂，成了一群无用的摆设。

　　　　这就是文人统领下的国家特色，也是国家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若把这些算到文人头上有些勉强的话，那要命的就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文人总是比武将多出一条考虑，以屈辱换和平。

　　　　“内战内行，外战外不行”。这是文人的作派，也是文人的特色，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有卑膝投降的一批人出来，这帮文人完全脱掉了底裤，成了敌人的助手。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大宋发展到现在，早已是岌岌可危，没有谁有能力把它支撑起来。武将不行、文人不行、皇帝也不行。

　　　　这是一个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更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不破不立，或许只有打破一些旧传统才能建立新秩序，高峰的着眼点就在这上面。

　　　　此时此刻，靠武将成不了事，靠文人救不了国，靠朝廷更会走向无底的深渊，高峰只能靠自己。

　　　　他不想拯救帝王将相，也不想拯救整个大宋，他只想自保，同时尽量控制事态发展，使民众少些伤亡，多些觉醒。

　　　　他的蝴蝶翅膀没有扇动宋江起义的变化，那就说明事态还在预料之中，对此，高峰深出一口气。

　　　　宋江起义只是一个引子，天下大乱才刚开始，接下来是方腊起义，还有张仙、贾进、高托山等起义；甚至还有军队在镇压农民军起义的过程中，因“杀良冒功”“杀普通老百姓凑数字”的做法而激起的倪从庆等起义。

　　　　这些都是摧动大宋这栋大厦倾倒的一些内因，高峰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他此时只想摸摸杨邦乂和仇悆的底。

　　　　“两位大人，如果天下大乱，朝廷又无力应对，二位将做何计？”高峰再次对他们的话不置可否，反问了一句。

正文　第447章　天下大乱

　　　　明知高峰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杨邦乂和仇悆还是吃了一惊，他们可不认为高峰无聊了才说这种话出来，其定然有深意。

　　　　从本心上来讲，他们并不希望天下大乱。不说做这个官容不容易，单是世道纷乱，百姓受苦就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了，何况生于乱世，生命也没有保障。

　　　　只是他们也看的出来，朝廷的一系列做法实在欠妥当，导致天下大乱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花石纲”算一件。几年下来，因花石纲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百姓流离失所，不造反干什么？

　　　　“西城所”又是一件。这是赵佶任用宦官杨戬“立法索民田契”的一种方法，称为“西城括田所”。

　　　　其内容是依法令形式向百姓提出查阅土地契约，因为许多人的土地是辗转转让来的，从甲到乙，再从乙到丙，最后查无所查，或为开垦荒地而来，根本拿不出田契。无论有没有田契，法令都辗转追究，直到没有证据为止。于是田地便被视作公田，从而推测土地的产量，增加租赋。

　　　　此法始于汝州，慢慢地扩展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搜求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塞的地方，都勒令百姓租佃。租额确定后，土地虽被河水冲荡，不能耕种时，租额也不减免，号称“西城所”。

　　　　“西城所”一出，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

　　　　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入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此处百姓无以谋生，只能“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宋江的起义就是利用了这次机会。

　　　　“花石纲”和“西城所”只是赵佶朝廷中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更多的欺压百姓、官逼民反的事情同样在各地进行，百姓无处申怨，一些积怨逐渐汇集，早晚会有爆发的一天。

　　　　“是呀，天下大乱已不远矣！”杨邦乂和仇悆各自在心里认可了一句。

　　　　“大人，我们作为手下愿听吩咐！”这是杨邦乂和仇悆地回答，这也是他们的心声。

　　　　高峰任知县以来，为国为民做了那么多事，把一个县境打造成人间天堂，他可以说是死气沉沉的大宋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为百官做出了楷模，为百姓的生计寻到了一条可行之路，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

　　　　杨邦乂和仇悆自忖是能吏，也是为民的好官，可他们认为，由他们来做知县，同样历时四年，绝对达不到高峰的效果，其原因自然是因为高峰的神奇之处，更多的便是高峰的思路活跃，其预见性和开拓性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比拟。

　　　　从宋江的事情出来就能看到，别的官员考虑的是如何把宋江之流擒获，从而立功或免责，而高峰考虑的却是大宋因何如此，此种事端的影响和发展，以及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种跳跃性思维说明高峰想的更深远，也更到位，最主要的是他把事情向二人和盘托出，也代表对二人信任有加，此时二人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因而他们才齐声说道：“愿听吩咐。”

　　　　无论他们听不听，高峰已看出他们对朝廷的失望，虽然他们不可能说出大道不逆的话来，却也期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从而稳定一下国内局势，只是这种想法注定不可能实现。

　　　　“宋江造反或许对大宋造不成多大压力，也不会动摇国本、伤害百姓，可它就似一个引子，带动作用不可估量，一旦朝廷的底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摸清，此类事件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长期下来，受损的还是大宋的实力。”

　　　　高峰分析着，却也在告诉两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天下大乱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真要到那时，我们县如何自处？”杨邦乂突然问道。

　　　　他和仇悆如何选择并不重要，反正自己都作为了主，因而主见有没有无所谓，但是，丰’县就不同了。

　　　　这几年丰’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钱粮，还是民众，都是他人望尘莫及的，天下若兵荒马乱，如此一块肥地，岂能独善其身？

　　　　匪众自然不会放过这里，此处防卫再严也没有正规军，除了名义上的乡兵，厢兵都没有一个，更不要说禁军了。因而，只要那帮造反派不傻，或者离得太远，都会把目光瞄向这里，毕竟抢了它，不比抢了一两座州府差。

　　　　除了匪众，还要防着的就是朝廷和官兵。朝廷征粮、征兵，肯定要从这种富裕县进行，谁让你腰精粗呢，那就能者多劳吧，丰’县“多劳”的情况已可预见。

　　　　这还不算，更可怕的是兵匪。乱世中的官兵不比匪徒强，甚至还要可恶，他们烧杀抢掠可谓师出有名，敢反对的杀了也是白杀。一旦被这帮人盯上，全县几年的努力岂不是白忙活了？

　　　　这件事实际上正是高峰最担心的，他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因而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做准备就必须用到杨邦乂和仇悆，他之前的询问实际上也是为这个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试探。万一与朝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