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与山西之间的陕西，有一个华山。华胥之名，与华山之名有没有联系呢？华胥氏是否是以华山为中心而随季节迁徙的一个部落呢？
华胥在山西遭遇洪水，他们为什么不向其它的方向逃避洪水，而是逃避到甘肃的陇南与天水地区呢？这是否表明华胥氏的生活区域原本就在这一带，他们原本就对这一带的地理状况非常熟悉呢？
天水这个地方为什么名为天水？
事实上，天水相对华胥氏所涉及的秦岭周边区域，确实是一个最高的区域；天水这里的水，相对于华胥氏所涉及的渭水、汉水、以及嘉陵江水，也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天上之水。
有许多学者表示，华山及其周边地区，确实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发源地，那里有很多反映我们华夏民族远古历史的痕迹。
我们再来看看“成纪”。
除了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也记载：“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处也。”
那么，这个“成纪”之地名是怎么来的呢？
“成纪”二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成了一纪。一纪是十二年。更本义地说，一纪应该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总结，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准确的年数。这就是说，成纪的本义就是经历一个时代的转换。而作为一个地名，她的真实意思，就是表示华胥氏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一个时代的磨练，从而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变成了庖犧氏。
所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的意思，原意是说，在某一个宏观性的气候变化时期，由于地表气温的上升，导致空中水汽循环活跃，引发洪水泛滥，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困苦和磨难，华胥氏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困苦和磨难中，从洪水淹没之地，转移到成纪地区，慢慢地积累了一些战天斗地的经验，增长了一些生产与生活的技能，从而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由华胥氏部落变成了庖犧氏部落。
其实，这种宏观性的气候变化，在地球气候变化的漫长历史中，是反复存在的。而人类正是在对这种宏观性气候变化的适应过程中，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最后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世界的主宰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在40多亿年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多次显著地降温变冷，形成冰期。公认的，有前寒武纪晚期大冰期、石炭纪…二叠纪大冰期和第四纪大冰期。在第四纪更新世内发生的离当今最近的一次冰期，人们就称之为末次冰期。
末次冰期约于11万年前开始，于前9600…9700年完结。
这段期间，曾经出现几次冰川的前进及消退。而这些冰川的前进或消退，当然是因为，与之对应的气温下降或者回升了很多。
气温的回升，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水汽循环活跃，从而引发洪水泛滥。
而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正好与这些气温回升的过程相对应。在最后的两个气温回升过程中，就分别出现了北京山顶洞人（距今3万年左右）和江西仙人洞人（距今1。4万年左右），还有湖南道县玉蟾岩人（距今1。6万年左右）。北京山顶洞人发展出了渔猎生产和宗教艺术。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人则发展出了农业文明。
当然，北京山顶洞人和江西仙人洞人、湖南玉蟾岩人可能都与我们的华夏祖先无关。
我们的文字记录表明，我们的华夏祖先是生活在甘肃天水地区的华胥氏和庖犧氏。而在天水秦安的大地湾遗址中，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距今3万年前后和距今1。4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证明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传说，有其考古学上的证据，所言非虚。
那么，华胥氏所经历的洪水之困，是处在地球宏观性气候变化历程中的哪一次气温回升过程中呢？
从他们“生庖犧”而不是生伏羲这一点来看，他们应该经历的是三万年前的洪水之困。
因为，庖犧和伏羲虽然同为一个氏族血脉，在宏观上是可以混同的，但是，名字的不同，还是显示出他们必定有所区别。庖犧之名，主要体现在“养犧牲以庖厨”，说明他们过的是畜牧生活，并不涉及农业生产；而伏羲之名，其中既包含了农、牧业生产，更展现出了一种为争夺土地而产生的战争状态。所以，伏羲时代比庖犧时代要晚了很多。也就是说，以1。4万年前的农业生产发生为分水岭，庖犧时代是在这之前，伏羲时代是在这之后。
而华胥氏“生庖犧于成纪”，他们就不可能经历发生在庖犧氏之后的农业生产时代，不可能遇到孕育出农业文明的、发生在1。4万年前的洪水，而必定是经历了发生在三万年之前的洪水，说明他们是在三万年前的洪水中“生庖犧于成纪”的。
第三节山顶洞人
从“元谋人”到“蓝田人”，从“北京人”到“丁村人”，他们的遗传学特征，组成了一个亚洲地区蒙古人种的发展链条，证明我们的华夏先祖是一脉相承，代代相传，自古就生活在这片太平洋西岸的大地之上。
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先祖，只是我们血缘上的先祖，并不是我们文化上的祖先。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为我们营造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没有从文化上把我们的这个华夏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里，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经过测定，这次的出土物品，是介于距今2。7万年至3。4万年之间的文化遗存。当然，这次发掘的遗址，被命名为“山顶洞”遗址，而实际上，相同的文化遗存并非只有“山顶洞”一个地方，而是散布于附近十几个地方。
在这些发掘中，除了发现与现代人类骨骼没有区别的当时人类骨骼的化石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当时许多陆生动物骨骼的化石，以及海蚶、鲩鱼等等一些古代鱼类骨骼的化石。另外，还发现了有砸痕的砾石和石片、燧石做的梯形石片和缝纫用的骨针等等。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山顶洞人”的葬俗和装饰品，证明他们已经拥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他们将死者埋葬在地下室﹐周身洒上红色的赤铁矿粉，以红色代表血液，希望通过血液的永不退色，来让死者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中永远地活着。他们的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和刻沟的骨管等等。
根据这些发现，研究人员说，在距今4。4万年至2。8万年间，地球上出现了一个较为温暖的亚间冰期。而距今3万年，则是这段亚间冰期的最高温期。“山顶洞人”就是在这个亚间冰期的最高温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文化年代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他们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每个氏族一般有几十个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使用共有的工具来进行共同的劳动，也共同分配食物。
人类学家推断，山顶洞人仍然使用打制石器，但已经掌握了磨光和钻孔技术，学会了用骨针缝制衣服。他们在鲩鱼的眼上骨、和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细孔﹐表明他们的钻孔技术已经相当熟练。而且，制造钻孔工具的技术，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他们还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使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
虽然“山顶洞人”及其文化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考古事实。但是，这个无可辩驳的考古事实，却在华夏民族的历史记载与传说之中并不存在。这说明，他们不属于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无关。
《三皇本纪》中说，华胥氏是“生庖犧于成纪”。成纪在战国时便设县，秦朝统一时属于陇西郡，县址大约在今天平凉市静宁县西南。汉武帝增置天水郡，成纪从此归天水（东汉短暂改名汉阳）。北魏时，成纪县被废置，但是到北周又被恢复。唐朝时，县址被迁移到今天天水市秦安县西北叶堡川，为汉代显亲城故址，并成为秦州（天水郡）的州治。北宋时州治迁到上邽县（今天水市市区），成纪的县名随之移动，但逐渐被秦州和天水之名所掩盖。
宋代罗泌的《路史》也记载，伏羲氏是“生于仇夷，长于纪城”。而“仇夷”就是今天甘肃陇南的仇池山；“纪城”就是当年天水成纪县的别称。
如今的考古发现也表明，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的大地湾，确实是有一个历史文化连绵不绝的古代人类遗址——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大地湾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为六层，第一层至第三层，就有带砸击技术的石器石片出土，年代为距今6万…2万年。
这就和北京山顶洞人对上号了。2。7万年至3。4万年之间的北京山顶洞人，使用有砸痕的砾石和石片石器；而6万至两万年之间的秦安县大地湾人，也用砸击制作的石器。这不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层次的人类吗？
山顶洞人具有原始的宗教信仰与审美意识。而“华胥”，有人考证为“华夏”，也有人理解为“花须”，总而言之，都是崇拜花果的光华，其中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审美意识。华胥氏后来“生庖犧于成纪”，而“庖犧”的本义，就是在厨房里用上好的牲畜作祭品，来供奉祖先与神灵。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祖先华胥氏，就是和北京山顶洞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层次的人类。他们和北京山顶洞人一样，也是生活在三万年之前。
那么，对照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就可以猜想到我们的祖先华胥氏的生活状态，也更能够理解我们的祖先“华胥”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
北京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所猎取到的鱼类，有很多只能在今天的长江流域以南才能够见到。这说明，当时北京地区的气候十分温暖。其实，许多当时植物方面的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介于一个冰期之间，气候的温暖意味着什么呢？它不是意味着水汽充沛，洪水泛滥吗？
华胥氏“履大人迹”，他们的遭遇洪水泛滥的传说，从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痕迹中就可以得到印证。
那么，在洪水泛滥之中，北京山顶洞人能够学会渔猎，发展出渔猎生产，我们的祖先华胥氏就不会吗？肯定也是会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后来的宓犧氏“结网罟以教佃渔”呢？
只是，华胥氏是初步尝试和学会了渔猎，所以，他们的渔猎方法可能比较原始和简单，或许只是徒手在水中摸鱼，或许是在浅水区围堰放水然后抓鱼。总之是没有专业的工具，生产效益不是很高。
不过，渔猎的方法与技术其实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有了渔猎性生产，就有了定居的生活。这就为后来的畜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建立了平台，打下了基础。
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事实来看，牧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是随着季节而迁徙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这只是牧业生产发展到一个高级状态的片段印象。而最初的畜牧生产，是必须建立在定居生活的基础上的。
最初的畜牧生产，是由于为数不多的野兽被活捉，正好当时人们的食物又比较充裕，暂时不需要宰杀而产生的。
这样，刚刚捕来的野兽，由于没有经过驯化，就不可能进行放养，更不可能随着人们的意愿而四处迁徙，只能是在一个地方暂时地圈养。所以，没有定居的生活，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暂时圈养。而没有暂时的圈养，就不可能有畜牧业的发展壮大，那又何来后来的随着季节而迁徙的专业性的畜牧业生产呢？
农业生产也是一样，植物生长在一个地方，不可能随着人们的意愿而迁徙。而植物的生长具有季节性，在一个季节中，种下的植物还没有成熟，并不能急着收获，人们却由于一时找不到吃的，不得不急着迁徙到别处。这样，种下了植物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只有定居，才能使人们产生种植植物的意愿，产生进行农业生产的尝试。没有长期定居的生活，人们是没有意愿进行农业生产的尝试的。
当然，迁徙性的生活并不好受。但凡定居能够活命，人们是不愿四处迁徙的，这也是原始的、并不会有多大产能的渔猎生产，就能够促使人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原因。
考古发现，十二、三岁，是远古人类的一个生命之坎。一个人只要活过了十三岁，他就往往能够长寿至五、六十岁。可问题是，大部分小孩，都活不过十三岁。这就导致古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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