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军舰向地中海调动，似乎表明欧洲西北部可能将安定一个时期。同时，在荷兰，这时已有五十万人武装起来，并且正在采取最后的戒备措施。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从5月10日起向所有的外国飞机（实际是德国飞机）关闭，何时开放，另行通知，被指控为间谍的人每天都有被逮捕的。
德国在5月10日凌晨4时开始进攻，事先没有警告。这个消息立刻用电话传到了伦敦和巴黎，荷兰人长时期以来曾一直拒绝就援助事作任何准备，甚至拒绝为此举行初步商谈，这时却来寻求援助，并且立刻得到了援助，于是荷兰就加入了盟国。当天早晨6时15分，里宾特洛甫交给荷兰驻柏林公使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戈培尔在7时广播；大约同时，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向范？克勒芬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者是从内阁会议上离席来接受的；那天早晨，里宾特洛甫向德国和外国报馆的代表发布了一项声明。
德国为进攻低地国家辩解的主要论点如下：盟国旨在扩大战争；它们占领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已彼挫败。它们的舰队调往地中海是要花招；它们真正的目标是鲁尔，德国政府已证实，英、法两国企图取道比利时进攻德国。德国先前尊重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是以这些国家遵守严格的中立为条件的；已经有许多实例说明了它们不守中立的态度：它们的报纸怀有敌意，领导人物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同样怀有敌意；两个国家的参谋总部的高级官员曾实际帮助过英国保密局，以图引起**和推翻元首；荷兰和比利时只有在东部边界设防，只有在那里动员兵力（显然是在同英、法两国参谋总部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部署）；荷兰对英国飞机几乎每天侵犯其领空只进行极其软弱的抗议；此外还有其他不守中立的证据。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在其附件中附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1940年5月4日的一份报告（煞费笔墨，强词夺理），举例说明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片面的中立”，以及德国内政部1940年3月29日的一份报告，罗列了据说英国保密局在“荷兰和比利时怂恿下”进行活动的详细情节。
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的公使在5月10日试图把抗议入侵他们国家的照会交给德国外交部，但遭到拒绝。威廉明娜女王本人在同一天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一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和破坏文明国家之间一切正当关系的行为提出愤怒抗议。”
战争的进程使得女王以离开本国为是，5月12日，她偕同王室到了英国。13日，她用无线电话通过纽约发表了告荷兰人民书，说政府已迁到英国，留在荷兰人手中的荷兰领土，不论在欧洲境内还是在欧洲境外，都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总司令可从军事观点出发采取一切必要的和正当的措施；各地方当局要竭力为居民办事，尤其要为维持治安出力。她在向全世界发表的声明中，说明了她离开荷兰的理由，她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侵略者的首要目标是俘获王室和政府成员，从而使这个国家丧失一切领导和依法组成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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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在德国开始入侵的当天飞到英国，到5月14日凌晨，内阁其余成员也到了英国。他们得到了广泛的应急权力，能立刻开始工作，把斗争继续下去
战争爆发时，丹麦的情况在好些重要方面都与挪威不同。丹麦没有天然的屏障来抵挡德国，它已同德国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它深刻意识到，万一遭到它南面那个邻邦的进攻时，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帮助。1937年春天，艾登就已对丹麦首
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和外交大臣彼得？蒙克说过这样的话。因此，在评价战争初期丹麦对德国的态度及其总的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尤其要考虑英国的警告对丹麦领导人必然产生的影响。他们知道丹麦将是孤立的。丘吉尔在1940年初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英国的态度。他在伦敦同斯堪的纳维亚记者谈话时，对丹麦人说：
我不能责怪丹麦。别的国家至少还有一条沟堑，可以隔着沟堑与老虎相抗；而丹麦靠德国实在太近了，简直没法帮助它。总之，我不愿给丹麦任何保证。……丹麦与德国订有条约——可是我不怀疑，一旦时机适宜，德国人将毫不踌躇地侵犯丹麦。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虽然一直是密切的，可是丹麦也不能指望从北面的一些邻邦得到军事上的援助。1937年3月在隆德举行的会议上，瑞典曾提议缔结一项共同防务协定，把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但被斯陶宁拒绝了，理由是丹麦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实是，丹麦不能流露出它在害怕。
1939年8月底，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外交部长同意，万一发生大的战事，四国将保持中立。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时，它们正式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在9月3日英、法成为德国的交战国时，它们再次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四个国家与冰岛于1938年5月27日缔结的中立条约内规定的条款将生效。
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首相斯陶宁是个“善良的丹麦人”；外交大臣蒙克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极不适合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中领导国家。斯陶宁于9月初曾劝说反对党在咨询的基础上与政府合作，但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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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六章 多米诺骨牌
第三百零六章多米诺骨牌
丹麦议会于9月1日开会，就作出种种安排，保证国防力量足以捍卫国家中立的问题，听取汇报。采取的措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主要只是短期征集一年或二年期限的新兵。参谋总部在战前要求的加强防御工事的措施从未着手，封锁道路、炸毁桥梁等准备工作也未进行。实际上，丹麦的一个军事评论家米凯尔森上校说得不无道理，他说丹麦在1940年4月9日的命运，乃是“往日的疏忽大意和缺乏坚强意志的结果。……丹麦人自哄自地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情，换句话说，他们有这个政府是自作自受。”1945年，在调查造成德国于4月9日占领丹麦事件的法庭上，蒙克供称，当时的兵力足以捍卫丹麦的中立。一旦遭到公然进犯，增加兵力也不会有效地改善丹麦的境况。不过，还是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12月间，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与国防大臣阿尔辛？安德森商讨军事措施，并使他与四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保持接触。然而，战后的调查证明，这位大臣并不总是把三军参谋长向他提出的增加国防力量的要求通知该委员会，这些要求于1939年4月开始提出，随着丹麦处境的日益危险而越发迫切。这些要求从来没有得到过同意，可是陆军部于1939年9月6日发布的命令也没有被撤销。这道命令说，“一旦丹麦领土遭到直接进攻，而进攻的敌意是明显无疑的，那就必须以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进行抵抗，而无需再下达任何命令，但一面应适当注意当时的情况。”
9月4日，丹麦初次尝到近处发生战事的滋味。一架英国飞机在埃斯堡扔了一枚炸弹。9月底，“文迪阿”号被德国击沉。这两件事都没有怎样使人担忧，10月3日，首相要全国放心，说“没有发愁的理由。丹麦的中立得到了承认，我们同所有强国都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承认，将要日益感到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供应的情况，除非保证经常有物资运到，否则只能维持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不仅从战略和军事观点，而且从供应观点来看，丹麦也是软弱的。所以，9月19日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重申斯堪的纳维亚的中立，并强调他们有权保持传统的贸易关系，包括同各交战国的贸易关系，以确保供应。
直至1940年4月9日，同所有交战国的这些关系继续保持得相当令人满意。固然，英国的煤停止进口了，不得不进口劣质的德国煤来代替，而丹麦向英国的出口，由于德国的威胁，也在10月间全部停顿了。不过，到10月底，这些出口又有所恢复，虽然能够看到，某些出口已经转向了德国。丹麦从英国的进口也有下降的趋势，部分是由于德国的压力，而大半则由于海上的战斗所造成的。事实上，丹麦在1939年秋季已与德国达成谅解，认为向英国正常的农产品出口应当继续下去，以保证丹麦可从英国进口主要的商品，但是丹麦政府对于上述所有这些事情仅限于官样文章地提提抗议，每当丹麦有船在交战国的战斗中遭到损失，不论是德国还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丹麦在提出抗议时总是唯恐对待两者的态度有所轩轾。丹麦甚至参加奥斯陆公约国家、意大利和日本，共同抗议英国的一项决定：没收一切从德国运出的货物，而不问载货船只的国别。丹麦竭力抚慰德国而不去刺激德国，妄想盟国会体谅它的困难处境和全然无依无靠的情况。
1939年10月，丹麦不得不表明它对俄芬冲突的态度。虽然它和芬兰没有共同的边界，因而它对芬兰的命运关心的程度不能与挪威和瑞典相提并论，可是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同关注着这场冲突。丹麦参加了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芬兰的努力，但也参加了10月18日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在这次会上芬兰总统被告知，万一他的国家遭到俄国进攻，则不能指望从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得到军事援助。当瑞典和挪威的志愿兵开始参加芬兰军队时，丹麦的青年也参加了，虽然数目较少。还有相当数量的丹麦青年志愿到芬兰工作，以把芬兰青年替换下来去参军。
1939年余下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继续对丹麦进行威胁，直至那年年底丹麦对德国的要求已顺从到这样地步，使德国无需预计会遇到任何认真的抵抗。1940年元旦，丹麦首相在一篇广播演说中具体表明了他的政府的失败主义态度，这篇演说后来以“hvadkandetnyde？”（有何用处？）而著称。可是，它在全国造成了混乱，并且招致议会在几个星期以后进行了一些反击。它也使丹麦人更感到“通敌的意识”，虽然，可叹的是，这只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人们对共产党人由于俄德同盟而亲德的态度备感愤慨，以致解除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职务。对于丹麦纳粹党员和其他地下纳粹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日德兰南部），没有采取措施加以禁止，而议会中的纳粹党议员如弗里茨？克卢森和丹麦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代表延斯？莫勒博士这类人，则公开地进行亲德活动。
1940年1月19日，丹麦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这是斯陶宁的元旦广播的结果。决议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不管攻击我们的是谁，我们都要使用手中的防御手段。”可是，后来并没有采取行动来执行这项决议，也没有作过进一步的防御准备。
德国可能对丹麦采取行动，最早得到消息的是丹麦海军司令部。1月8日，丹麦驻柏林海军武官寇尔森上校向国内告急，说德国“将向丹麦施加压力”，迫使丹麦允许德国在北日德兰修建空军基地。但丹麦海军部并不把这个消息看作为进攻的预兆，因此就没有把这个消息转告参谋总部或外交部，不过国防大臣似乎得到过通知。2月13日，寇尔森上校再度发出警告，但是这次也未给蒙克知道，而且事实上仍是置之不理。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时倒确实是在研究入侵丹麦和挪威的问题。
到2月底，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决定要求德国政府签订一项协定，以保护中立国到英国的航运。德国人同瑞典人定下了会谈的确切日期，但到时间临近时，他们未作解释就取消了会晤。丹麦人则从未得到德国外交部的答复。在德国人取消与瑞典人会晤的同时，确凿有据地流传着德国调动军队和把船只集中在施维讷谬德附近的消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得到了十分确切的情报，证明人们担心德国正在发动的攻击可能针对着丹麦是有道理的。这使丹麦驻柏林公使馆馆员发出了一系列的私人信件、电话通讯和电报警告，其中大多数是由赫卢夫？萨黑公使发出的，最早的一封信是从1940年4月1日开始，使人遗憾的是，这封信竟被蒙克的一个部下毁掉了。对于这封信，蒙克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但是4月4日，他同首相和国王讨论了驻柏林公使馆发来的进一步消息。4月5日，又在内阁会议上作了报告；但是内阁拒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