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专家的人数，使之至少达到500人。”1929～1932年中国共派遣2000多人出国考察、实习和留学，购买了大量外国技术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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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经济学是以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经济管理和决策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通过比较分析、衡量优劣、判明利弊、总结经验等方式方法，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定有关经济政策提供依据。它的着重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但也涉及许多与应用经济学有关的问题。
比较经济学的兴起于二十世纪30年代，与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有密切的关系。
1929年爆发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美国、瑞典、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采取对经济的国家调节。为了把这种国家调节同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进行对比，就迫切需要把比较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并使之在理论上系统化。
另一方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这就给20世纪20年代内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长期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作了结论，从而使一些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空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两种制度重新进行比较研究。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采取过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而采取适度的“市场经济”，是否可能解决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提高经济效率呢？于是，对不同的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
比较经济学的较大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为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继续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调节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而外，经济学家们还对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广泛的比较，试图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影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一国的有利条件同外部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寻找一条适合于一国的有利经济发展的道路。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要受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指导，但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论，这样，一般理论上有分歧的经济学家关于比较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很难综合到一起，难以形成一种比较完整而又具有综合性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
比较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各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各种不同的国民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的比较，属于宏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厂商活动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属于微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和价值判断准则的比较，则又属于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要从理论上把宏观的、微观的、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综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较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经济学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例如，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就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有关。
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困难。其一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即使不同的国家以同一种核算体系，但由于各国经济的产品结构不同，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不同，商品经济与自给经济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种核算体系计算出来的各国国民收入的比较，仍是有争议的。在对各国经济中所遵循的价值判断准则、各国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进行比较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
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要加速本国的工业化，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但有的国家在资本引进和技术引进方面取得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以此提高了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平均收入水平。而有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多大的成效，甚至反受其害。这就需要对资本和技术引进的条件方式和国内吸收过程进行比较研究，而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些比较研究中所提供的看法是可以借鉴的。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性。根据他们的比较研究的结果，积累率的高低只不过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之一。对经济增长率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投资经济效果的大小和投资的构成情况。
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既有高积累率而低增长率的例证，也有稍低的积累率但经济持续而稳定增长的例证。由于不同国家在实践中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因而比较经济学对此所进行的某些综合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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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七章 美国的政策（一）
第二百六十七章美国的政策（一）
在1939年3月15日那个时候，世界上最感觉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地区是西半球，而西半球最高枕无忧的国家之一便是美国。当时，美国仍旧保持着相对的安全，但实际上这种安全已远非美国大多数公民所想象的那么真实了。美国全国上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在1940年夏天。那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已将全部欧洲大陆资源掌握在手中的第三帝国，在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毫无准备的美国之间，整个欧洲只有英国还站在火线上进行战斗。
可是，在1939年的春天，美国人民还没有看清楚，由于人类技术在征服空间和时间方面新近加速取得的进展，从地缘政治上说，大西洋这时正在急剧缩小到只有从前英吉利海峡那么宽，而西边的非洲凸出部分和东边的巴西凸出部分之间的达喀尔海峡，也缩小到只有多佛海峡那么大的距离了。但那时美国人的感情和政策还依然受着往事的支配，虽然这些事情与美国这时实际所处的国际情势已经有一部分或全部不相关涉了。
过去最强大的影响也许是这一事实：美国活着一代的百分之九以上的白种居民，以及全部美国白人的祖先（最早也不过上溯到十代或十二代），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机，毅然离开了欧洲先人的故土，横渡大西洋，为的是要在美洲这一边开始一种新生活，摆脱欧洲遗传下来的不愉快环境；此种在个人家庭背景方面的划时代的新，是所有美国人共有的一种经历或传统，不论其欧洲原籍为何地，亦不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踏上美洲海岸是在何年何月。一种寻求“福地”的希望是吸引他们到美洲来的磁石，这块“福地”有汪洋大海同他们业已设法逃离的欧洲“旷野”相隔绝；一段说来，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已充分实现了，而且还有过之。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步开发和逐个海岸的开发，它所藏自然资源之丰富业已获得证实，并超出了第一批移民和早期拓荒者的梦想。与此同时，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看来也实现了它的政治目的，成功地开拓、发展和享受这份新发现的财富而不受“旧世界”权力政治的干扰。美国脱离英国而取得独立，接着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南、北美洲各地的政权又告消失，以及美国的实力稳步增长，终于能同欧洲一些最大的强国平起平坐，这些显然是构成华盛顿不卷入欧洲纷争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几个相继阶段。这段历史使美国人更加懂得的是国家的福利和特权，而不是国家的力量和责任，因而他们在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认为是自己所挣得的权利即对一种特别有利的局面的控制毕竟还靠不住时，就感到十分恼火了。
在此种激怒之下，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强烈否认这一说法，即美国的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世俗的世界历史长河发生了某种深刻变化的结果。因此，他们不愿意把这一不受欢迎的经历视为一个他们无力驱除的持久事实的证据，或者视为提出了一个必须在长期政策上作出某种急剧改变才能应付的持续挑战。威尔逊总统首先赞同作出此种改变，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却遭到了国人的否定，他们不愿意美国成为一个多半是由美国的灵感促成的国际新机构的成员国。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到，作出这一决定，他们并不能因此斩断欧洲自1914年就突如其来地投在他们周围的那绺新的乱麻，与此相反，倒是注定了他们的国家要在不到二十年后的又一场更加可怕的全面战争中担当起一个主要的角色。
当时许多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果真会有此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却深信他们参加的那一场他们才摆脱不久的大战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和不明智的，导致参战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是真的而且是唯一的——无疑是出于公愤。两次大战期间在美国舆论讲坛上讨论的各种原因中，德**国主义在那个交错益密的世界所起的明显影响并不怎样突出——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德国是战败国，一时还无足轻重，部分也可能是由于承认了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无异于背弃了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所急于要造成的那种请况。持有此类见解的美国人坚称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威尔逊总统的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欧洲（指协约国，主要指英国）的外交手腕——美国人历来认为在斗智方面美国一向处于劣势；以及美国制造商和银行家的不爱国的自私自利，他们投机取巧地支援并资助协约国，通过院外活动，诱使政府参战，以确保他们的债务人赢得胜利，从而保全他们的私人财富。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经过这么一番改编所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国人民是因受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防止不再重演这一页可悲的历史的措施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的。
欧洲战胜国的战后政策又使美国大失所望，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决心。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为了瓜分战利品，既不征得美国同意，也确实没有正式通知美国，便互相订立秘密条约，战后又不废弃这些所订的条款；它们不肯裁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偿还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尽管它们确实偿还了所欠美国私人金融家的债款）。
战事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外交事务方面的最近历史及其未来的政策展开了这一辩论，而且接着又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激烈冲突。一个到头来证明确实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却被转化到国内事务的角度上去了，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没有怎样动摇美国人民不忧外患的传统安全感，也没有怎样约束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传统倾向性，即他们处理外交事务——如果还是外交的话——只是作为国内方面的一种过时而复杂的政治游戏的得分多少而已。当时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与国会多数派的共和觉人之间的个人争吵，是参议院拒绝批准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的直接原因。在这场争吵的背后，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长期对抗，其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缺乏对分别授予两者的权力进行协调的规定。在1939年，此种生命力较之个人生命更长并且不受个人特性支配的“制约与平衡”的宪法结构，是在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已在进行不宣之战以及在纳粹德国与英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参议院就旨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法问题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所主要考虑的依据之一。（WWW。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1939年，国会决心通过在华盛顿的立法机构尽可能确保美国不再卷入战争，虽然在这个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下，他们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