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以后，意大利法西斯也大肆宣传意大利人是高贵人种，而且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的嫡系。为了保持这种所谓的“纯粹”性，法西斯大委员会于1938年10月6日发表开展排犹运动和“禁止男女意大利人同其他非雅利安种族的人”，甚至“包括雅利安人种在内的外国人结婚”的《种族声明》，妄图以此来保持意大利人的所谓“优等民族”的地位，证明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间”和拥有向外进行扩张的权利。
法西斯主义的来源可以说是多渠道的，它不仅受到古罗马帝国的对内****和对外侵略掠夺的思想影响，而且也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索勒尔（sorell）的暴力主义和费希特的大日耳曼主义等影响。其中尤以新黑格尔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最大，可视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主要来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在意大利颇为流行，这同当时该国的政治形势有着自然的联系。意大利王国统一后，后起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苦于缺少殖民地、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急于寻求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从精神上武装起来，去从事奴役独立民族和夺取世界霸权的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巴黎和会的分赃不满，另一方面为摆脱资产阶级政权覆灭的命运，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机器，这就更加需要这种哲学，以便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持其准备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满足这种需要便是新黑格尔主义的使命。法西斯主义兴起后，即依靠新黑格尔主义，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自己的思想。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者是克罗齐和真蒂莱。他们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用“国家至上”的理论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进行辩护。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首先在意大利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首先是贝内戴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他的社会lun理思想，特别是他的“整体”哲学为法西斯所利用，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来源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论，就是来自克罗齐的“整体”哲学和他推崇的反动的国家学说。克罗齐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意志、有道德、有人格的精神实体，个人唯有在国家之中，将“小我”与作为公意的“大我”统一起来，自觉地服从国家，才能在道德上实现“自我”达到“真我”，并获得真正的人格。因此，在他看来，人要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就必须把自己投身于国家之中去，做国家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这种认为国家高于个人的观点，在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贝尔特兰多？斯温塔等人就曾吸收黑格尔思想中关于“lun理”国家的观念而提出，他与克罗齐所说的国家是个“有机整体”、国家是个人“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其目的就在于把资产阶级国家神圣化，要人们忠诚于它，并为它牺牲一切。
显而易见，克罗齐“整体”哲学的理论在这里直接通向了法西斯主义，它同法西斯的“国家至上”的理论是相通的。墨索里尼的“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和个人要通过“牺牲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献出生命，来获得全面体现其人的价值的精神生活”的观点，显然同克罗齐的观念是一致的。另外，法西斯主义提出的“民族是个至高无上的道德范畴，也即民族是个包括无数代人、而个人则不可能永存于其中的有机整体”和“个人的独自的价值和与其他个人所共有的价值，应当在其所隶属的民族范围之内得到鼓励、发展和保护”的理论，也与克罗齐的观点有着直接的联系。也许正是这些原因，直至1924年，许多法西斯分子都称颂克罗齐是“法西斯运动的先驱”。
此外，客观上可以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克罗齐的哲学思想有着直接联系的是，克罗齐在法西斯上台前后，曾从理论上为其暴力行动进行过辩护，声称“法西斯运动表达了民族感情”，说它“对颠覆性危险做出的尽管是暴力的、却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对于法西斯政权，在行动上他作为参议员虽然直至1924年马泰奥蒂事件时都投票支持墨索里尼政府，但他却没有同它合流，先后拒绝了墨索里尼向他发出的担任教育大臣和科学院院长的邀请，并于1925年倡导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给了法西斯政权以很大打击。
无论如何，从总体上说，克罗齐鼓吹新黑格尔主义，尽管无意为法西斯主义开路，但实际上却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乔瓦尼？真蒂莱（giovannigentile）的情况与克罗齐不同，他是墨索里尼第一届内阁的教育大臣、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和法西斯教育家。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理论都与他有关。因此，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甚至还说，“在政治的法西斯主义之前，已有一个知识的法西斯主义，唤起了青年的精英”。以此来形容真蒂莱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之大。
真蒂莱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大肆鼓吹黑格尔的精神主义，把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把“绝对精神论”转化为法西斯主义的“主宰者论”，也即“绝对精神”的主宰者。真蒂莱把“超经验的我”看成是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他认为，“超经验的我”“产生一切”、“规定一切”。这实际上是为法西斯的**统治提供理论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真蒂莱一方面竭力为墨索里尼开脱罪责，支持他的“关于战争和帝国的扩张具有恢复实力作用”的观点；认为“残暴是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法西斯主义在拯救（国家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用他的那套赋予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元首以神圣的、无比强大威力的理论为墨索里尼效力，就是神化墨索里尼，说他“是天才的领袖。因此，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为墨索里尼成为**者帮忙。
法西斯主义的另一重要来源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nicolomacchiavelli，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极力主张在意大利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强调君主必须拥有无限权力，成为“一个领袖、一个理想统帅的象征”。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内使臣民服从，外拒强敌入侵。他大肆宣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提出只要有助于个人的统治，君主必须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去采取“违背真理、违背博爱、违背人道、违背宗教”的残暴、奸诈、伪善、谎言和背信弃义等手段。这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和领袖原则有着渊源联系。如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聪明的君主要想维持其**统治，就要“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只顾“国家”不恤人言。而且要以“尽数铲除”的恐怖主义手段去铲平贵族、肥民、瘦民、贱民和垦民各阶级。在行动中，“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只有这样他才能使所有人害怕和尊敬，才能成为揽权于一身的**者。这一切均被墨索里尼所效法。
墨索里尼对马基雅维利很敬佩，称赞他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思想家”，手中“握有一把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钥匙”。也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墨索里尼的世界观有着很大影响。如墨索里尼愤世嫉俗，认为“人性深不可测，无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可言”和“人都是极端自私的”等观点均与马基雅维利是一致的。另外，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民兵、搞暴力行动和将反对党“尽数铲除”等也都是来自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唯灵论的宗教观方面。马基雅维利虽然经常说：“国家高于教会”，但他却把宗教看成是一个补充缺乏理性的机器。他认为，当民众缺乏理性不能了解法律的时候，“总是归顺于天”。说穿了，就是说，信教的民众易于统治。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接受这种唯灵论，宣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宗教观”，其目的就在于以这种宗教观，也即要求人们通过克己，通过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来实现他作为人的价值所具有的纯精神存在为手段，获取“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这是因为用墨索里尼在其所写的“法西斯主义”词条中的话来说，就是“人是通过其与最高教义和一种客观意志的内在联系来认识的”，而“这种客观意志超越个别人，使他上升为宗教社会自觉的一员”。这从形式上似乎在宣扬“宗教神圣”，实际上这只是手段，目的仍然是“国家至上”的极权统治。
法西斯主义接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唯灵论也还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是个具有一千多年宗教史的国家，全国85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正是这一原因，墨索里尼为吸引群众和支持者，于1920年公开宣布放弃反教权主义的主张。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唯灵论的宗教观念是人们针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实利主义做出的理想主义反应的具体体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到处流行宗教性的神秘愿望这一现象的反映。在当时，宗教，或者说人们对某种虚无缥缈之物的追求成为摆脱充满失望的生活和解决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唯一灵丹妙药。
如此看来，法西斯主义提倡克己，提倡牺牲个人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了。要求个人融合在整体之中，也就是要求放弃个性，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要求。
然而法西斯主义已经意识到，不能把它的政治学说与唯灵论混为一谈，不能把生活的中心完全置于人类之外，因为政治生活也需要人。正像思想与行动结合统一起来一样，唯灵论与行动主义也统一起来。理论不能是对现实生活毫无影响的纯理论，而应是生活的表述，也就是说，应对实践产生直接的效果。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实用主义，它的权力意志，它的愿望以及它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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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七章 列强动态
第二百五十七章列强动态
英国通过世界大战击败了竞争对手德国，战后又获得了许多新的殖民地和商业利益。因而战后英国的政治家对英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是极为自信的。‘不列颠的旗帜已飘扬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领土上，我们的意见，对于各国人民的意志，或是决定人民的命运，都有着极大的影响，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英国的议员曾如此得意地说到。但是在大战中，英国在战场上也伤亡了200万人以上，国民财富损失了1／3，国力开始下降。做为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它已开始了下滑的沉重历程。
面对日渐削弱的帝国经济实力和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英国在战后实行了‘十年无大战‘的国际政策。根据这个‘十年规则‘，战后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减。陆军从300万减至1920年的37万。陆军在1914年还拥有14万训练有素的后备军，而到1923年则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个月内，英军可动员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而到1931年，如果战争爆发，则在同样时间内只能动员2个步兵师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长达4年之久的堑壕战，英军损失了70万士兵才取得了胜利。因而英国的领导人和大众都认为，一次大战的作战方式是不正常的，违背了英国的传统海上战略，认为应当放弃这种300年来的战争经验所证明的战略。根据这一观点，英国集中陆军于本土和帝国防务，仅以强大的海军实行传统的海上封锁战略去干涉大陆欧洲的冲突，以为这样既可以保住不列颠帝国，又能减少由于大规模地面作战造成的巨大伤亡。因此当时的陆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替换海外部队，准备应付欧洲之外的小型冲突，维持国内秩序。
‘十年规则‘是英国在两次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国际政策。这个政策的基点在于限制和削减军费。1932年，这个政策虽然被取消，但其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当时的英国内阁仍一致认为，取消‘十年规则‘并不等于认为不顾财政和经济状况而增加国防开支是合理的。当时的英国政府把保持财政和经济稳定看成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既可表现出威摄德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可以进行持久战的可靠保证。所以这个思想始终支配着国防政策的制定。当然这与英国的国内状况密切相关。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财政损失高达118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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