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顿时感到惭愧起来，将老者请入了宫中，居住在石渠阁，不时请教国家大事。
夏四月，太宗皇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召集天下所有文学学派，让这些学派派出学识过人，受人敬仰的代表，一起来商议大事。
这次石渠阁会议，是各个文学学派后来发展的重要转折。
在这次会议中，儒家、墨家、法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黄老学派都派代表参加，太宗皇帝亲自与会，并让太子旁听。
在这次会议当中，各个学派都表述了本学派的中心思想，互相之间都交流、学习到了很多正确的东西。
此次会议后，太宗皇帝为各个学派做出了评论：
——黄老学，善于通过无为而治的方法，给予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较适合用在乱世之后，百废待兴的时间。
——法家善于通过严明的法律，严格的纪律推动国家的强大，适合用于国家弱小，但朝气蓬勃，需要改革的时间。
——墨家擅长工具器械的技术，对于国家的军队、设施建造都有很大的贡献，对于百姓的生产工具，也总能有很好地改善，是国泰民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农家善于教百姓更好的耕种土地，从土地中种出更多的粮食，可以说是国本的维护者。
——纵横家擅长以不动用武力的手段，将那些还没有接受教育开化的蛮夷化为诸夏，在和外族蛮夷的交流过程中，有着消除兵戈的作用。
——阴阳家分离自老庄学说，本身还是以《易》为核心思想，其所擅长的卜卦之术，对于历法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儒家，太宗皇帝并没有说太多，只拿内史贾谊的例子，说：儒家的学说，几乎算是诸子百家的来源，说明其学说还是很重要的，但儒家士子大都喜欢夸夸其谈，只是偶尔能出现贾谊这样踏实肯干，不妄想着一步升天的君子。
在太宗皇帝做下这个评论之后，天下有很多把孩子送到儒家士子门下学习的百姓，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了另外学派的老师。
石渠阁会议结束之后的夏五月，太宗皇帝举行了第二次科举，在参加这次科举的九万多士子当中，儒家的士子有六万多人。
通过第一轮，得到‘可以任用为吏’认可的，总共有两万七千多人，但儒家士子只有四千多人。
通过第二轮，得到‘可以任用为一百石级别官员’认可的，总共有九千多人，儒家只有五百多人。
通过第三轮，进入殿试的，总共有七百人，儒家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太宗皇帝第二科取士的状元，颜回的玄孙颜异。
在知道颜异是儒家出身的士子后，太宗皇帝奇怪的让御史大夫去查，看颜异是否通过某些见不得人的手段通过考试。
最后，御史中丞送来了颜异在三轮考试以及殿试的答卷，其中前三轮都是满分，只有最后的殿试，被太宗皇帝亲自扣了五分。
于是太宗皇帝召见了颜异，将颜异殿试的试卷拿出来，问道：殿试的答卷，你为什么要写故齐悼惠王罪不可赦，但其所为不应该被天下的百姓知道？
颜异回答说：故齐悼惠王一门，连续三代都出了反贼，陛下废黜齐悼惠王的宗庙，也是应该的；但悼惠王是孝惠皇帝的兄长，陛下作为孝惠皇帝的子嗣，不应该把故悼惠王一门的事告诉天下的人。
太宗皇帝问为什么，颜异说：儒家的学说中，有亲亲相隐的说法，意思是作为亲人，应该帮犯错的亲人隐瞒错误，免得家族的颜面被丢失。
太宗皇帝反问道：那为了隐瞒亲人的错误，就应该让这个错误不得到惩罚吗？
颜异说：不是，这不是亲亲相隐，而是狼狈为奸，只有让人作呕的鲁儒才会这么做。
真正的亲亲相隐，说的只是隐瞒错误，保全亲人和家族的颜面，就像‘家丑不外扬’；但帮亲人隐瞒错误，只是在外人面前隐瞒，在官服面前，还是应该把知道的全都说出来，这样才符合君子的道德典范。
太宗皇帝终于开心的笑了起来，对身旁的人说：这次考举，我汉家又得到了贾谊那样真正的儒家君子啊！
于是让颜异到尚书令属衙做事。
秋九月末，霸陵邑建成，在确定颜异不是夸夸其谈，却四肢不勤的腐儒之后，太宗皇帝将颜异任命为了霸陵邑的县令。
番外：《新史记·太宗本纪》（后元）三
文鼎十二年冬十月，丞相申屠嘉任期满，被赐予赞拜不名，入朝不趋的荣誉。
冬十一月，任命曲周侯郦寄为丞相，以贾谊为御史大夫。
春二月，南越王赵佗送来了收成很高的稻种，朝堂百官建议太宗皇帝下令，在关中大规模种植水稻，以替代粟米。
太宗皇帝说：天下百姓习惯粟米为粮食已经很多年，宿麦也是最近几年才被百姓接受，如果把所有土地的粟米都改成水稻，那百姓可能会不习惯。
百官纷纷表示太宗皇帝明眼万里。
于是太宗皇帝下令，以主爵都尉标出水稻价格，每石按七十钱的价格收购。
这个时候，主爵都尉的粮食价格，已经比正武年间下降了很多，百姓从主爵都尉买粮食，粟米每石只需要四十五钱，宿麦每石六十钱，麦粉一斤一钱。
听说主爵都尉标出每石七十钱的水稻价格后，长安百姓纷纷前往大农，想要购买水稻的种子。
这时，担任大农丞的公孙弘站了出来，告诉太宗皇帝：水稻的种植需要很多水，如今关中的土地，能满足水稻种植的地方很少。
大农丞公孙弘，也就是后来的公孙丞相，是在文鼎七年的时候，被菑川国举荐为了贤良方正，和贾谊同龄。
听到公孙弘的建议后，太宗皇帝派大农有司去勘察，发现种植水稻确实需要很多的水。
于是太宗皇帝开内库，拨钱二百万万，在关中广设水利。
在过去，朝堂建设水利，都是让百姓服徭役，只发放每天五钱的劳役废，以及口粮，但太宗皇帝却说：徭役当然是百姓的责任，但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同样是皇帝的责任。
百姓家中的壮年男子，从春天到秋天都要忙碌在田间，冬天家里还要补种冬小麦，适龄的男子还要去参加冬训。
如果我在关中大开徭役，那关中百姓家中的田亩就会没有人照料，家中的老幼也会没有人照顾，冬训也可能被荒废，这是明智的君王不会采用的。
于是颁布诏示，按照壮年男子每天五十钱，稍年长、稍年幼的男子四十钱的标准，在关中兴修水利。
同年夏四月，关中的龙首渠、六辅渠、白渠，以及汉中地区的褒斜道同时开始动工，关中数以百万计的余子参加到了其中，原属于少府的军工部也贡献出了将近一百万蛮夷奴工。
秋七月，太宗皇帝又下令，在秦郑国渠的基础上清理、拓宽河道，并挖掘更多的支流，让更多的土地得到灌溉，并让御史大夫贾谊作为这件事的主事人，大农丞公孙弘作为助手。
秋九月，御史大夫贾谊、大农丞公孙弘联名上书，表示关中的水利工程耗费了太多钱，内库的储存受到了很大影响，这对于皇帝掌握朝堂十分不利。
文鼎十三年冬十月，太宗皇帝颁布《盐铁令》，规定天下所有的盐、铁，都只能由官府来负责销售。
这其中，铁的售卖被交给了原属于少府的军工部，另外在主爵都尉下新设一司，负责盐的售卖。
冬十一月，主爵都尉并入大农。
春正月，吴国丹阳郡发生汉军将士杀害商贾的事件，太宗皇帝让廷尉张释之细查。
最终，廷尉张释之上奏太宗皇帝：被杀害的商贾，都是在吴地和南越之间倒卖粮食、布匹、铁器的商人，通过行商，在过去十多年积累下了几万万钱的财富，却没有上缴过商税。
这些商人又通过贿赂当地官员，在过去十几年都没有服徭役、兵役，由于家里没有土地，也从没有缴纳过农税，口赋也去向不明。
丹阳郡的军卒按照太宗皇帝颁布的《讨胡令》，将这些商人不交税、不纳赋、不服役的举动，归为了蛮夷，所以才杀死了这些商贾。
消息传出，天下商贾都人心惶惶，短短半个月之内，前往内库缴纳商税的商人就把长安所有的客栈酒楼给沾满，内库在十五日之内收回了商税近四十万万钱。
得知这些状况之后，太宗皇帝颁布诏谕，重申了吕太后所制定的《金布律》，并认可了丹阳将士对不缴纳商税，不服从徭役、兵役，不缴纳农税、口赋的商人，视为蛮夷的做法。
春三月，朝堂三度通过太宗皇帝《车船律》作为吕太后《金布律》、《津关律》的补充条款，并在御史大夫门下新设立水衡都尉，由义安侯田叔担任都尉。
《车船律》规定：商人除了按照《金布律》《津关律》缴纳的商税之外，还要按照运送货物的乘具大小，缴纳行商的税费，标准为每辆马车行走五百里一算，每个船行驶百里一算。
除此之外，水衡都尉将有权力随时查看商籍，并在每年年终，对商人的财产、过去一年的盈利做出核算。
商人过去一年的盈利高于十五万钱，低于三十万钱的，按三十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三十万钱，低于五十万钱的，按照二十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五十万钱，低于七十万钱的，按照十五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七十万钱，低于九十五万钱的，按照十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九十五万钱，低于一百二十万钱的，按照六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一百二十万钱，低于一百八十万钱的，按照四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一百八十万钱的，统一按照三税一，来缴纳商贾税。
商人的行商所得，由水衡都尉按照商贾的货物购买价格、出售价格，以及购买、出售数量来核算，其余人力、损耗等成本，按照当地平贾给出的标准计算。
水衡都尉需要在每年春正月之前，核算出天下商人去年的盈利，以及应该缴纳的商税，商人务必在春三月之前，把应该缴纳的税款上缴当地官府，并由官府转呈长安，不得截留。
发现商人谎报收益，逃税、漏税的，抄没所有财产，完为城旦舂，当地县衙一百石以上的官员处以流放河南（河套）、安东的处罚，郡衙当年的审计课为殿。
在核算出商人去年的行商所得，以及应当缴纳的税款之后，核算内容需要在商人所在的县衙外公示一个月，当地百姓对核算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到当地县衙或郡衙举报，县衙、郡衙务必上报水衡都尉。
如果最终审查结果属实，举报的人按照被举报商人家产一百分之一的比例，赐给奖赏。
太宗皇帝推出的《车船律》，以及修改、完善的吕太后《金布律》《津关律》，被后来的世宗孝文皇帝统一归为了《商税律》，具体的内容被我写到了《货殖列传》当中。
这三条律法，将汉室天下从正武三年开始兴盛起来的商贸稍稍抑制住，让天下的商人愈发变得遵纪守法起来。
尤其是在《车船律》推出按照商籍上的户主，作为税率比例核算标准之后，天下许许多多的大商人，如舒駿的卓氏、程郑氏，荥阳的任氏，洛阳的师氏等，都把财产分散在了家中子侄的手中，成为了一个个资产数百万，每年盈利不超过三十万钱的小家庭。
这样一来，原本呈现出大家族，大宗族雏形的商人家庭，自此成为了一个个小的家庭，很少出现地方豪强势力大，地方的二千石官员不能治理的状况。
文鼎十四年，水衡都尉核算商人收入的模式，也被御史大夫用在了官员收入审核当中，从此时开始，汉家的受贿之风开始逐渐减少。
汉室的官员俸禄虽然不低，但随着汉室百姓愈发富裕，粮价越来越低，官员拿到手的俸米其实越来越不值钱，再加上御史大夫属衙开始严查官员受贿，整肃贪污腐败的败坏风气，官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当时在担任廷尉的张释之，每年能得到朝廷二千一百六十石的麦面作为俸禄，但在御史大夫属衙开始审查官员资产之后，也萌生了告老还乡的意图。
身边的好友问张释之：阁下努力这么多年，才得到了如今九卿的位置，为什么想要告老还乡呢？
张释之说：做了这么多年官，我兄长的资产被我花费的越来越少，如今，兄长要面临水衡都尉的商税核查，我也要面对御史大夫属衙的官员核查，再这样下去，我怕等我在廷尉的位置上老去，兄长的家产就要被我花费的一点都不剩了······
这就是后来张释之留下的典故：久宦没（mò）仲产。
在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太宗皇帝找来了已经从丞相的位置光荣退休的故安侯申屠嘉，问道：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