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937部分

　　　　笔算李之藻和利玛窦合编的《同文算指》是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主要是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编译的并吸取了程大位《算法统宗》里的一些内容。书中主要介绍笔算定位法四则运算分数比例级数求和开平方、立方和高次方线性方程组等。记数与计算使用一、二、三等汉字没有采用现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这部书对我国算术的展有较大影响后来清代学者对笔算很重视并加以改进笔算方法逐渐得到了推广。

　　　　《崇祯历书》中的数学知识在《崇祯历书》中除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外还比较零散和片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圆锥曲线（如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数学知识以及阿基米德求圆面积、椭圆面积、球体积和椭圆旋转体体积的方法已知任意三角形三边长求三角形面积的海伦公式等。这些也都是中国古代数学中所没有的内容但在当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学习和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并6续有一些论著问世。如徐光启的《测量异同》、《勾股义》孙元化的《几何体论》、《几何用法》、《泰西算要》陈荩谟的《度测》李笃培的《中西算学图说》等。这些著作大多为学习西方数学的心得体会有些还尝试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起来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五十六章天文学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展出现低谷。禁令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国天文学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第一节厉禁和抗禁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15o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成到1977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节历法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算每年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授时历》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1。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1《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第三节天文台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虑到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传统才在南京鸡鸣山上建造了观星台并将前一年由元大都运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适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对其中一些仪器做了调整并新制了一台浑仪以便进行观测。关于南京天文台利玛窦曾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述：“南京也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小山岗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陨、彗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铸以青铜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1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尚如此宏伟可见该天文台之规模。据利玛窦记载该台最大的天文仪器有四件即浑象浑仪高表和简仪。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宫城内建一小型的内观象台。但当时随行的钦天监人员却只能在齐化门（朝阳门）迤南的城墙上进行观测且无大型天文仪器。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决定修建北京观象台并派人按照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制成木样然后运回北京铸制铜仪。正统七年（1442）北京观象台建成。从正统四年到正统七年间又先后制成简仪、浑仪、浑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正统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观象台已粗具规模。其遗址就是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还曾在内观象台造简仪和漏壶。但关于内观象台的具体情况和观测记录则缺乏更多的史料记载。

　　　　正统年间铸造的天文仪器十分精美现在部分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这些精美的仪器在当时却安装得相当粗糙如简仪极轴倾角与极高不合浑仪二分二至与黄道实际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调整合适。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仪器从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费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可见当时钦天监工作的混乱和落后。

　　　　1见netthesixtiethneta1ofmatherineteyork195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节回回天文学元初来自西域的札马鲁丁等天文学家都有较高水平他们世代执掌回回司天监为中国天文学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后人逐渐成为应付差事的官员回回天文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监一如元制。又诏征元太史院张佑、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郑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讨论历法。这些人虽然可以编算每年行用的回回历书但对西域天文学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书监的天文书籍又多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与原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1《聚真堂马氏宗谱》简要记述了明初礼聘天文学家马德鲁丁的情况2：“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即我来华始祖德鲁丁公字彦明者于洪武二年来至江苏省江宁县。明朝之南京成立钦天监授钦天监监正带来随员甚多皆分任钦天监职务。”当时刘基为司天监监正马德鲁丁担任的是回回司天监监正。洪武三年改称钦天监和回回钦天监洪武三十一年（1398）罢回回钦天监改设回回历科。马德鲁丁因其测天之学而被称为大测先生留下了“大测堂马”的誉称。他曾以其学推测天象预报结果优于《大统历》因而备受尊崇。《马氏宗谱》载：“明太祖尊我祖如师晋封回回太师。因国事初定关于建设多所顾问而言听计从大为刘基所忌。”

　　　　马德鲁丁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译书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长子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钦天监监正之职；次子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钦天监监副、文林郎。马沙亦黑主要负责回回历法。《明史·历志》记载：“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但汉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饰润色以使其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主要工作是马沙亦黑做的。经过几年的研究马沙亦黑对大统历的长处及缺陷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明白这一译事对皇帝的重要性纯粹翻译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编译工作。马沙亦黑编译完成了《回回历法》三卷。

　　　　马哈麻主要负责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译于洪武十六年（1383）译成了《明译天文书》（亦称《天文宝书》）四卷。此书原为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1o29）所著星占书原名《占星术及原则导引》译名还有《天文书》、《乾方秘书》、《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我。”1《回回历法》的编译和《明译天文书》的译成是明代天文学展的大1《明译天文书》吴伯宗序。

　　　　2《聚真堂马氏宗谱》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1见马哈麻译《乾方秘书》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事对当时和后世学习和研究回回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名叫刘信的汉族学者曾担任过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钦天监夏官正。他所撰写的《历法通径》四卷讲的就是回回历法。此后贝琳根据回回历法的基本理论和编算历书经验系统整理成《七政推步》一书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学的重要成果。

　　　　第五节航海天文学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o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第六节西方天文学的传入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