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164o）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1《烈皇小识》卷四。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第三节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1。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断实行竭泽而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天启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不久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祯三年（163o）前后张献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崇祯帝任命杨鹤往陕西加以“招抚”并以御史吴炜庖蛄角巴抨獾鹨寰靶选薄３珈醯鄄⒚灰馐兜缴挛鳌笆揖趴铡薄ⅰ叭讼嗍场钡牟易床⒉皇鞘蛄揭铀芨谋涞摹３珈跞辏�163o）十二月诏令增派辽饷于原来的亩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税收。百姓怨声载道该年二、三月间山西从起义军的人为十之一六七月间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祯六年（1633）命悍将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官军对义军进行围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明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崇祯八年（1635）义军攻下凤阳并焚毁皇陵京殿与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崇祯十年（1637）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力剿杀农民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即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以剿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以堵为主张十面之网对农民军围追堵击。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逐渐处入低潮。李自成部连连遭挫处境艰难。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部相继受抚。但次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义尤其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纷沓而至。李部所向无敌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祯帝更是气急败坏。然而他只是咒骂督抚围剿不力唯独没有设法解决这种致乱之源。相反崇祯十年（1637）十月诏告天下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允诺一年为期。可是一年过去了“流贼”并没平定只好续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杨嗣昌抽练边兵七十三万的计划加征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三饷加派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以大学士之衔就任督师节制督抚前往征伐。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赐宴饯行面授机宜并亲笔题诗相赐。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但他万万没料到杨嗣昌因襄阳王、贵阳王被张献忠处死自度难免自杀身亡。
1《明史》卷二六o《杨鹤传》。
农民起义的浪潮日趋高涨之时后金政权在东北日益强大尤其是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意欲廓清宇内取明代之。崇祯帝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崇祯帝只是把辽东战场的失利归之于将帅的无能与胆怯。自然他没有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此时的清政权已远不同于后金更不是所谓“建部跳梁”而是一个焕出勃勃生机与明廷对峙的政治势力。他对收复辽东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呈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继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攻击北京城后于七年（1634）七月、九年（1636）七月以及十五年（1642）十一月三次大举进攻明朝腹地。最后一次入犯共攻下城池五十多处俘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许多地方简直是望风即降。每次清兵进攻崇祯帝除了令边镇入卫之外通常是令内臣监守城门监军催兵将快快出击。他丝毫不考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先稳固防守。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进攻宁远、锦州总兵祖大寿坚守不出清兵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祯帝见宁、锦吃紧即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余万往援。宁锦副总兵祖大弼指出：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崇祯帝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视审度机宜。方若麒认为清兵一鼓可平催急出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自此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实力与清对抗了。
崇祯帝性格中褊狭、猜疑的弱点在施政中也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崇祯帝怀疑大臣们结党营私贪贿、2心。为了监视大臣他采取的办法是鼓励告。崇祯十三年（164o）崇祯帝召见大学士薛国观问他朝臣贪婪的原因何在？薛答道：“使厂卫得人朝士何敢如是。”1崇祯帝深以为然并把外边的情况托付给厂卫搜集、侦访。户部尚书孙居相家居时在给友人函件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这几个字不料被崇祯帝的侦探得知崇祯帝二话没说即把他逮捕、谪边。崇祯十五年（1642）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皆因直言触怒崇祯帝。崇祯帝令锦衣卫将二人逮捕并密谕卫帅骆养性将熊、姜二人杀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请释放二人即使二人有罪也当付之刑部；以锦衣卫行刑“终于国体有伤”。崇祯帝大怒：“法司、锦衣卫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2。将刘宗周革职为民。崇祯帝在位期间始终感到人才的奇缺。人才奇缺并不是说明皇朝缺乏人才而崇祯帝也确实任用过一些人才但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不仅使所用之人难以施展其才而且内阁大臣与巡抚总督动辄遭咎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崇祯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难言。崇祯十四年（1641）清兵围攻宁锦陈新甲因杨嗣昌之推荐出任兵部尚书主张和议。崇祯帝也以边兵不足恃欲借和议暂缓危机。当时朝中之人多数是主张和议的认为“倘肯议和和也可恃”3。崇祯帝便将此事专门委以陈新甲去办理。但陈新甲因保密不严和议之事被外廷知晓。崇祯帝即将陈处斩。
1《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2《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3《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书言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内阁中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说无才且为人也较正直但他们的任职主要在崇祯初年。这些正直之臣在阁中比例较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在阁臣中真正受崇祯帝宠信的却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善于窥伺崇祯帝的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因攻讦钱谦益而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阁；崇祯三年十一月温体仁入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学士韩爌、李标、成基命相继罢相而去崇祯四年（1631）六月、八月与周延儒一起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祯初年所谓“东林内阁”的结束。温体仁在阁八年多是崇祯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的。他入阁后即挤掉周延儒而成为辅。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且善于揣测上意因此尽管弹劾的章奏屡上崇祯帝不以为动。刘宗周上疏指出温体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祯帝相反觉得温体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结党故常加安慰而对于上疏的人每每从重处治。温体仁辅政期间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以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为得罪辅而降职、削籍。文震孟在阁时间只有三个月。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当时人们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1（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谈何表率百官？崇祯帝刻意求才却求的是这种貌似忠诚、实则奸邪的才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在困难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危害朝政使崇祯帝急躁、严厉的性格愈加偏执。崇祯帝任用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1《烈皇小识》卷四。
第四节孤独的勤政者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1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2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