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o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1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2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2郑晓：《今言》第13o页。
3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1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2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1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2郑晓：《今言》第135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1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先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2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1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2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3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1郑晓：《今言》第135页。
2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4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1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2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4《明史》卷三o四《梁芳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2《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1《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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