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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1。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1《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2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o户增至1o1oo279户至十四年（15o1）更增至1o4o8831户十七年（15o4）达1o5o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o2o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o1o5835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2《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o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1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1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o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2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1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1《明史》卷三o四《李广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2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1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2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1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2。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3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o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