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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1oo）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1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2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143o）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143o）间的事情。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1这是否也正是史家们不称之为“仁宣之治”而称之为“仁宣致治”的原因1《明宣宗实录》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戊子。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呢？
第十二章周忱况钟第一节周忱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o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o）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143o）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1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143o）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明史·食货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
田粮运输的改革。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正粮一石民运至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1433）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2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3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1。“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2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间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按田粮佥派人夫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间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2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武进县志》。
1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以整理那里的盐课拖欠。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当时米贵盐贱饶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正统七年（1442）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景泰元年（145o）当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1。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2景泰四年（1453）十月卒。终年七十三。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
1《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九。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第二节况钟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况钟（1384—1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贫寒其父仲谦为生活计送给黄氏收为养子。七岁时母亲去世无限悲痛。于是刻志于学。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1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1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宣德五年（143o）延臣会议提出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及“天下九大郡繁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于是皇帝朱瞻基诏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礼部尚书胡■、吏部尚书蹇义交章推荐况钟其时辅杨士奇“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况钟为苏州知府“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因元末为张士诚之地为张氏据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泄其愤而将苏州租赋加重致使百姓难以承受。至仁、宣时逋赋数额巨大赋税旧制难行。宣德五年（143o）春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尽�